|
乾隆六十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年初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京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冻死的可怜人，安南的使者竟也冻死在会同寺驿馆内。更加不详的是，京城出现了日全食，世人惊恐不已。  笼罩在天象异常的氛围里，老皇帝乾隆的内心，五味杂陈。他很欣慰，因为古今没有像他这样的“十全老人”，有福天子，六十年过去了，依旧在位，掌控皇权；但欣慰的同时，他又有些焦虑、失落、不安，因为二十五岁登基时，他曾对天发誓，不敢同皇祖康熙在位的年数相同，如果有幸能够在位六十年，将禅位于皇子。君无戏言，如今一甲子已过，兑现他当初誓言的时候到了。 然而，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仅有的几次禅让，无一不是政治谎言吹起的肥皂泡，刺破肥皂泡，剩下的尽是宫廷政治的血腥与残酷。 为了避免“禅让”可能导致的政治悲剧，乾隆背靠帝王权威，酝酿了一个万全之策——禅位但不交权。这一帝王之谋，表面光鲜，实质老朽，与乾隆朝后期的“盛世”骗局，在格调上保持高度一致。老皇帝乾隆坚信，此举将抹去他内心的失落与不安，为他赢得比肩尧舜，亘古未有的美名。 因为清廷有惯例，每年十月一日要颁发下一年《时宪书》，宣布来年使用的年号，为了不失信于天下，老皇帝乾隆早已算好了“禅让”的时间。 九月一日，乾隆召集阿桂、和珅等八位朝廷重臣入宫，开启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的密旨，拟立十五皇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于十二月初一冬至日举行禅让大典，正式禅让。 禅让之事，乾隆此前曾多次说过，几位重臣并不感到意外，但他们的内心却是大相径庭的，朝中柱石阿桂对此感到欣慰，而权臣和珅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何化解嘉庆上位所带来的危机？ 纵观和珅随后的种种表现以及他最终的结局，他很是有些当局者迷，又或者说，权力在少有约束的时候就像毒药，再聪明的人，一旦豪饮，也会陷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致命困局之中。  危机刚扑面而来时，和珅自作聪明地以为，这是一个弥合关系、邀功献媚的好机会，于是他抢在乾隆正式宣布消息前，别有用心地赶到嘉亲王府，意味深长地送了嘉庆一柄如意。 此为何意？ 不言自明。 一方面，和珅想借此向嘉庆暗示，好事已经临近；另一方面，和珅又想通过此举“敲诈”嘉庆，他是有拥戴之功的。 然而，和珅在此时此地却忽略了寻常百姓都明白的一个道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在嘉庆看来，和珅仗借老皇帝宠信，泄密邀功，献媚罔上，此乃典型的权奸所为，待他亲政掌了权，定要将此定为和珅的第一条大罪。只是，现在属于非常时期，一切需要隐忍，不便发作罢了。 可悲的是，那时的和珅丝毫没有察觉到嘉庆“笑纳”如意的微妙内涵，他还以为嘉庆已经上了钩，他才是那个稳住钓鱼台的垂钓者。 九月三日，乾隆正式颁下谕旨，册封永琰为皇太子，并着礼部筹备禅让大典。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禅让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如期举行。 让嘉庆及群臣没想到的是，当禅让大典进展到关键环节时，乾隆一度竟不愿交出玉玺，最后还是刘墉和纪晓岚合力劝导，乾隆这才勉强撒手。 除此之外，乾隆还当众明确宣布，他只是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了嗣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乾隆的这一番话，等于告诉天下人，自己虽然禅让了，但大权依旧在握，嘉庆不过是毫无实权的儿皇帝，一个摆在朝堂上为了好看的傀儡。 据野史记载，这一切，都是和珅在背后捣鬼促成的。他以为竭尽所能地压制打击嘉庆，让嘉庆弯腰低头，失去一个帝王该有的权威与自信，他便可以继续左右朝局，即便有朝一日嘉庆亲政，他也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撼动自己。  当时，嘉庆三十多岁，正当盛年，血气方刚，处境的确很艰难。 那一时期，朝廷还面临一大严峻挑战，自嘉庆元年起，湖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声势愈演愈烈。 让嘉庆深恶痛绝的是，禅让大典之后，和珅竟然从此处下手，对自己展开了又一轮压制与陷害。 毕沅，乾隆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此人贪图享乐，生活奢侈，政事懈怠，他的发迹靠的是向和珅贿赂献媚。然而，当和珅从毕沅这里找到压制嘉庆的借口后，他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就丢弃了这枚棋子。 当时的毕沅，在湖广地区被义军搅得焦头烂额，对乾隆禅让后的朝局没有悉心体会，结果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犯了一个错误，将“皇上”二字写在了“太上皇”前面。 和珅抓住这个错误向乾隆进言，毕沅居心叵测，对太上皇大不敬，在朝臣中起到了很坏的影响，应当严惩。 此话击中了乾隆禅位之后异常敏感的内心。 和珅见状，开始借题发挥，最后引着乾隆，将矛头对准了嘉庆——此类大不敬，无视即为不孝，再犯难逃其责。 嘉庆了解乾隆的性情，一旦招惹，很难安抚。 在他天威难测的帝王语境中，难逃其责，绝非虚言。 和珅的阴险、可恶，可见一斑。 让嘉庆尤为忧虑的是，此时的乾隆已经老迈到昏聩不堪的程度，而且对和珅愈发地宠信依赖，长此以往，和珅恐怕将会更加有恃无恐、作威作福，而自己却无力改变，只能应对。 翻阅史书，嘉庆的忧虑，有着极其鲜明的印证。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早朝过后，嘉庆与和珅一同入见。乾隆南面坐，嘉庆西向坐一小几，下面则跪着一众臣工。 良久之后，嘉庆发现乾隆闭目像睡着了一样，嘴里喃喃自语。 嘉庆仔细去听，但始终听不明白。 许久之后，乾隆忽然睁开眼睛，问了一句：其人何姓名？ 嘉庆与众臣皆愕然，唯和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 乾隆听了，闭上眼睛，嘴里不停地默念着。 这一幕让嘉庆既感到骇愕，又感到困惑。 几日后，嘉庆密召和珅问话，前日召对，太上皇嘴里默念的是什么？汝所对的六个字，又作何解？ 和珅轻飘飘地说，太上皇嘴里默诵的，乃是西域秘咒，诵此咒，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听太上皇诵此咒，知道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那六个字正是匪酋姓名。 嘉庆听罢，惊出一身冷汗。 今日，和珅可以独对。 明日，和珅就能矫诏。 如此，怎么得了。  为了摆脱孤立无援、危机四伏的境地，嘉庆思虑再三，决定写一封秘信给自己的师傅，时任两广总督的朱珪，请他想方设法调来京城，以便联手防范和珅。 朱珪知道此时助力嘉庆，不仅必要而且关键。 考虑到嘉庆尚未亲政，自己的帝师身份不便进京，朱珪揣摩乾隆的心理，打了一张为乾隆歌功颂德的好牌。 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朱珪说，自己已搜集整理太上皇平生四万余首诗作，并且详加评注，编辑成册，一共分为五辑。现在，他要将这恢弘巨著带上京来，献给太上皇，以成千古佳话。 乾隆看罢，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不久升朱珪为大学士，并要召回京城，侍奉左右。 嘉庆得知师傅即将进京，难以抑制兴奋之情，一激动，他甩开顾忌，挥笔写了一首感言诗。 嘉庆知道，帮自己整理诗文稿件的内阁学士吴省兰，是和珅安插进在自己身边的眼线，他原本以为这首诗即便叫和珅看见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哪知道，和珅兴风作浪无孔不入，最后硬是从这首诗中刨出了把柄。 这一次，和珅来势汹汹。 和珅弹劾嘉庆，此诗“圣主八旬岁，鸿儒花甲年”，皇上竟将朱珪与太上皇并举，实乃大不敬；另两句“吏铨资重任，台鼎待名贤”问题更大，朝廷对朱珪的任命还没发出，皇上就用收买之辞透露出去，这分明就是示恩于师，讨好外臣。 禅让之后，乾隆最忌讳的就是嘉庆结交外臣，收买人心，架空自己。 盛怒之下，乾隆将嘉庆召来质问，嘉庆不敢否定，唯有胆战心惊地承认，确实作有此诗，但绝无异心。 乾隆的帝王之术，是深不见底的。 平日里，他任由和珅做“二皇帝”，但关键时刻，和珅总是沦为他手中的棋子。 这一次便是如此。 按照寻常惯例，接下来向嘉庆问罪，本应是和珅进言表演的时间。可是，乾隆却在这时“糊里糊涂”地召来了并不在刑部任职的董诰。 更加微妙的是，在军机处，董诰还是和珅的死对头。 董诰直言，当今皇上跟随朱珪学习多年，如今太上皇恩宠，朱珪高升，皇上作诗相贺，实乃人之常情，并无出格举动，若论结交外臣则过于勉强。况且“圣主无过言”，皇上即位不久，只是无意为之，并非别有用心。 乾隆见董诰为嘉庆开脱，深沉无言。 几天后，乾隆下旨，绝口不提嘉庆过错，只将板子落到朱珪身上——广东海盗猖獗，治安混乱，朱珪身为两广总督，缉捕不力，管理不善，现免去两广总督一职，降为安徽巡抚，永为外任，不能召回京城。 朱珪接旨，深感帝王威严如虎，再想到和珅并不会就此罢手，不免为嘉庆的处境担忧起来。思来想去，朱珪以为，此时的嘉庆最需要养心、安静，于荆棘重压下领悟“韬光养晦”今时的深切含义。 何为适用于嘉庆的韬光养晦？ 朱珪拿出平生学问见识，为嘉庆淬炼了十六个字——“不喜不怒，沉默持重，唯唯是听，以示亲信”。  嘉庆韬光养晦，践行这十六字真言，是从“以示亲信”，反钓和珅开始的。 嘉庆知道，吴省兰是和珅监视自己的眼睛，于是他将计就计，投出了一系列麻痹、示好和珅的诱饵。 在精心写就的咏如意的诗中，嘉庆不仅表达了对和珅的尊重和感激之情，而且还盛赞和珅是真股肱之臣。 为了效果逼真，嘉庆在恭维赞誉之余，也会不痛不痒地讽刺和珅一番，例如，他曾私下嘲笑和珅，满嘴烟味不说，还弄得手和牙齿都变得焦黄，恐怕和府的妻妾也会反感吧？ 配合着这些诗，每当朝臣中有人非议和珅，嘉庆总是站出来为和珅讲话，“尔等有所不知，朕方依靠和相治理国家，哪能轻慢相待呢？朕正要厚待尊重和相，使其尽力辅弼朕。如果和相对朕略有松懈，朕如何治国？朕还能靠谁呢？” 除此之外，嘉庆还不时静坐，追思宋徽宗，写一些“颓废、疏于朝政”的怀古诗。 和珅看到这些诗，听到这些话，有意进一步试探嘉庆。《清史稿》记载，有一次，和珅携宜绵报来的前线奏折拜见嘉庆，故意长跪不起，表现得五体投地。 嘉庆见状，连忙说，和相请起，以后见朕，不是公开场合，不必行此大礼。 和珅笑了笑，不再坚持，进而又奉上奏折，再次试探。 嘉庆说，朕刚刚登基，一时之间尚不能主政，此等军政大事，和相处置便是，不必报于朕，朕于政事不谙，于军事更不熟悉，诸事都要请教太上皇、仰赖和相，和相今后当不吝教辅才是。 和珅看到，听到这些恭维、赞誉、示好之辞，渐渐地越陷越深。  嘉庆二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 嘉庆的内心很悲伤，但因为乾隆越老越忌讳“老”、“死”二事，嘉庆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默持重，否则和珅必从中作梗，于己不利。 史书记载，在这个悲情的时刻，嘉庆自即位以来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此外，嘉庆还特别命令大臣，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总之，凡事都要尽量营造吉祥氛围。 时人笔记还记载，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祭奠时，皇帝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 帝师朱珪告诫嘉庆，韬光养晦若要真切，遇事还有一要义，至诚。 嘉庆在皇后大丧期间，将这两个字做进了骨髓。  嘉庆二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嘉庆皇后刚死，紧接着军机首席大臣、和珅的头号政敌阿桂也死了。 阿桂死后，和珅原以为终于可以在军机处一手遮天了，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乾隆突然出手，甚是意外地给了和珅当头一棒。 乾隆在朝堂上当众呵斥和珅：阿桂秉力年久，且有功，汝随同列衔，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单挂你的头衔，外省无知，必疑事皆由你，甚至称你国帅，汝自揣摩揣摩，配得上这个称呼吗？ 乾隆的意思很明确，阿桂死了，军机处署名，不能单署你和珅的名字。 嘉庆虽然已是帝王，但在乾隆的帝王术面前，他的道行终究还浅。因为正值盛年，隐忍的功夫还没到高深的境地，乾隆对和珅这一番棒打，让他产生了误判，暂时甩开了朱珪的那十六字真言。 嘉庆以为，这或许是反击和珅的好机会。 于是乎，他鲁莽行事，接连犯下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嘉庆为了找到和珅隐瞒镇压白莲教不利的证据，私自进入军机处，查看奏折，并要对军机大臣下旨。 第二个错误，嘉庆为了掌控军权，在董诰等反和派的支持下，擅自下旨，准备在冬季阅兵。 让嘉庆没料到的是，棒打和珅之后，乾隆转眼竟然就忘记了此事，再次变得对和珅宠信不疑。和珅也不含糊，掌握嘉庆的这两个错误后，他龇出权臣的獠牙，竟想通过撕咬嘉庆来找回威信。 乾隆老糊涂了。 不可捉摸。 这一次，他力挺了和珅。  嘉庆意识到新一轮严重的危机后，冒险向自己的师傅朱珪问计。 阴云压顶之时，朱珪妙手回旋，在这场君臣博弈中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 朱珪说，韬光养晦，有进有退。不妨由我来弹劾和珅，皇上来为他架梯，这是双簧，和珅早已在局中，不怕他识破。 朱珪选择弹劾和珅的落脚点很讲究，他屏蔽了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只选择了逾制一项。朱珪在奏折里说，和珅建造府邸，竟比照太上皇“澹泊敬诚殿”，而且还使用楠木建造了大厅。 这些，和珅赖不掉，但在乾隆那里也激不起大浪。 如此，和珅难以反咬，朱珪可以从容脱身。 和珅得知朱珪向自己发起了弹劾，立即想到了嘉庆——莫非这一对君臣之间有默契，想里应外合，整治自己？ 几方心理博弈时，嘉庆没有让和珅疑惑太久，他用一道态度鲜明的谕旨，彻底麻痹、牢笼了和珅。 嘉庆在谕旨中说，和珅乃国之栋梁，两朝重臣，朝廷要仰赖这样的大臣来长治久安，不可随意诽谤，朱珪当自反省。 史书上说，自朱珪被斥退后，和珅置身崖边而不自知，他自以为在嘉庆心目中奠定了“定策国老”的地位，纵使乾隆驾崩，自己也会稳若泰山，于是便彻底放松了警觉。直到乾隆病危之际，和珅居然还面无忧容，每次晋见、看望乾隆出来，都把这件事当成新闻一样，“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 和珅不知道，韬光养晦，一旦翻转，不是其他，而是天崩地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