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死和安乐而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当代活得好好的文人来讲，不存在安乐死的问题，倒的的确确存在着安乐而死的忧虑。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基础。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太饱暖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谓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安乐而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无数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没有一位比他更幸运。很长时间内，中国索隐派红学家，认定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讨不来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写得很烂。唯这位纳兰性德，却是兼而有之的幸运儿。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
不过，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的精神世界，优容的贵族生活，优渥的政治待遇……对于这位出自满洲贵族家庭的诗人来说，幸乎，不幸乎，真还得两说着。尽管老天给他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但是留给他享受爱情，挥洒文采的日子却很短很短。也许他意识到上帝的吝啬，所以，他的《饮水词》，“哀感顽艳”，确是一部“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张秉戌《纳兰词笺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