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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诗，就是把诗题在画面上，是绘画章法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画特有的一项内容，全世界所有画种的画作都没有这种形式。题画诗从作用和价值上讲，是画面的延续，是作者抒发情感，谈论艺术见解，或咏叹画面境界的媒介。题画诗按清代方薰所说：就是“高情逸志，画之不足，题以发之”。这就像古人说诗歌那样，诵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
茸茸毛色半含金，何独啾啾去母傍。白日千年万年事，待渠催晓日应长。（明，沈周） 宋代之前，极少有题画诗，虽然有人把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视为诗画结合的经典，但那只是顾恺之根据曹子建的诗意而发挥的，严格地说，与题画诗并无本质关系。宋代之前，大多数画作不题诗，甚至不落款，那时可能尚没形成题长款长句的风气。王维是大诗人也是画坛开宗大师，要说能写，王维是善画者中最能写的，可以没完没了地题上长长的诗款，但王维的画作并没有题诗。在唐宋之际，不仅是王维，如唐代的李思训父子，张萱，周昉以及稍后的荆浩，范宽都不题款题诗，最多在树枝间或山石背后签上名字。其实，这些人在世的时候，皆有文名，都有文卷和诗卷，有的甚至声名远播。 宋以后，开始形成文人画，文人画又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有一特点，喜欢归类，其实文人画，就是指出自文人和士大夫之手的画作。画者在闲睱之时，握管铺纸，以遗兴养气为主，潦潦数笔，构皴出一派画境，或草堂听雨，或松下读易。文人画并不在乎像不像，现实中有没有，而是特别看重格调高雅，看重有味道，有书卷气。苏东坡算是文人画的早期人物，苏学士的画作谈不上精湛高古，在部署纪律方面也不太讲究，他的画作甚至不如他的学生张文潜。但他却能奇想用笔，静雅用墨，自成一格。尤其是他的题画诗，更是淡雅从容，能将画面推向纵远。像他的《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像他的《书李世南所画秋景》：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敧侧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都是情景交融，情境悠远的题画诗，这些诗作况味，恰是一波一波的涟漪，能长久地在人的心灵里轻轻地荡漾。
去年新竹种西墙，今岁墙阴笋渐长。一日生枝三日叶，秋来便已蔽斜阳。（清，金农） 题画诗的盛行时代，在于宋、元、明、清，诗传画中意，画写物外形，在那个漫长的时期一直非常流行，诗意、诗味、诗境等文学因素，一直在画面中起着主导作用，不懂文学没法画画，几乎成了中国画的一个画理。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画家，首先是个诗人或者作家，他们用文学的思想去画画，而画出来的作品也更具有文学性和诗学境界，这又是中国画的大特色，这一点与西方不同，西方人画的是历史，中国人画的是文学。 在载入史册的宋、元、明、清的大画家中，他们传世的大多数作品上都有题诗，有的诗作非常著名，可以说诗史大观中的精品。像南宋的李唐，当他南渡初至杭州，无人识他画作，他贫困潦倒时，便在画幅上题上了那首极有讽刺意味又脍炙人口的诗篇：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像元代的王冕，他终生布衣，以梅花示淡泊，显人格，他在《墨梅自题》中写道：吾家池砚池头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他的这首诗，真是写到了所有淡泊名利，向往正气人的心里去了。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流清气满乾坤。（元，王冕） 画是思想和心灵的产物，同样诗也是心灵和思想的显影，在中国浩浩的题画诗中，也是什么内容都有，可谓琳琅满目，多彩纷呈。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画面，什么样的诗篇。徐渭可以说是一代狂士，他的题画诗同样也狂，毫无顾忌，他在一幅狂草般的水墨牡丹上就有这样的句子：我学彭城写岁寒，何缘春色忽黄檀。正如三醉岳阳客，时访青楼白牡丹。这首诗的确烦不了，“时访青楼白牡丹”，直接告诉别人他是妓院的常客。金农也是这样，他是怪客，特立独行，画怪诗巧。他的画作想象奇特，笔墨另类天真，他既是这样的人，他的题诗肯定也是天真巧妙。他在送给一个赴考举子的一张册页上，仅画了粉墙一角，杏花一枝，但题诗却极有味道和空间感：青駾嘶动控芳埃，墙外红杏墙内开。只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他真是聪明之极，别具一格，不画骑马远行，不画肩担书箧，仅用一首诗就将啰里啰嗦的画面全部省略。 精彩绝妙的题画佳作，应该和画面相得益彰，相互增补，宛若一段精彩的相声，离不开捧哏和逗哏。一个人再能画，画面的尺幅和画的内容总是有限的，配上好的题画诗，就会给画面增添翅膀，让画境越千里。现在的画坛有些人反对题诗，理由是绘画又不是文学，吴冠中就说过，画就好好画，干吗非要题诗？其实这种反对没有多大道理，只要是画面需要，干吗非要划清界线，锦上添花又有什么不好，让高超的文学作品把画境抬到更远又有什么不好。当然，中国画中也常使用“穷款”，用得好也是奇兵，像八大山人的“哭之笑之”，就是典范中的典范。画作不一定都要题诗，烧什么菜都放肉并不可取，但恰到好处的诗，令人陶然的诗，还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是极讲传承民族文化的，中国人的艺术，要说与世界其他民族有什么明显区别和特色的话，应该是融会了老庄影子，兼容禅味禅机的寄情艺术和言志艺术。寄情和言志，是中国艺术家从古至今的看家本领。像恽寿平有一幅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画面勾几株红树，皴一顶远山，几片流云，树下一扁舟一钓叟，本来这并无多大意义的小景，然而他一题诗，却突然让人进入另一番境界： 千树红霞一钓丝， 孤吟惟有白云知。 却笑淡然溪上叟， 白头犹作帝王师。
近代题画诗仍是画家必须的功课，像任伯年、吴昌硕、溥儒、黄宾虹、启功，林散之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圣手，都能立思即成，都能做到言止而意远。这些前贤的题画诗，有时是宣纸上的另一种云水烟霞，能洇润赏者的心肺，让人玩味再三。在这些前贤中，我尤爱林散翁的题画诗，是再世的陶县令和孟襄阳，大朴大淳，天真烂漫，就像斗笔饱蘸淡墨落笔，看似随意涂落，其实成竹在胸，瞬间呈现块块水墨肌哩——终日昏昏唯一睡，睡中颇得禅三昧。醒来却写梦中山，不重形骸只重味。现代画家能题诗的越来越少了，作的佳者更是难道，善画不善诗，善诗不善画，诗书画三绝者，几乎已是广陵散。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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