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至上”以外的
胡宝国
几年前，我在《文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我不会给文章起名字，如果哪一篇文章的标题还可以，那通常是编辑给改的。这一次我依然想不出叫个什么名字好。开始的标题好像是《知识主义的时代》。这个标题被老教授讥笑了（“老教授”即罗志田先生。他从比较年轻的时候起就自称“老教授”，日子久了，江湖上的人也都称他为“老教授”）。后来费尽心思才想出“知识至上”这么一个标题。隔了几年再看，这个标题也不理想，为何不选用一个当时人习惯的说法呢，比如“渊综广博”、“博闻强记”一类的，我也不知道，或许潜意识里有一种想赶时髦，发明概念的冲动。 这篇文章大意是说与魏晋人追求思想、追求智慧的风气不同，南朝人最崇尚的是知识渊博，这不是某一个领域的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大概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不多，我可以举文章中的几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情况。《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 （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王俭、陆澄都是博学之士，但互相不服气，最后竟然作起了比赛知识的游戏。所谓“隶事”就是指引用典故。“隶事”的游戏就是比赛谁掌握的典故更多，结果是陆澄取胜。据陆澄本传载，“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当世称为硕学。”陆澄取胜自有道理。又，《梁书》卷二七《陆倕传》：“倕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孔休源识具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孔休源、陆倕之辈可以背诵《起居注》、“暗写”《五行志》，确实相当惊人。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学术风气，对此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刘宋时，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很能反映当时士人的心态。影响所及，当时的一些家训也都特别告诫子弟要多读书。 文章写好后，立刻就想到了博学的钱锺书先生。南朝有如此强烈的追求博学的风气，要是钱先生能活在那个时代就好了。不过很快就不再这样想了，因为钱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也受到了最热烈的崇拜吗？除去钱锺书，这些年人们还喜欢谈陈寅恪先生，但专业以外的人大概并不能真正读懂陈氏的论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其实是陈寅恪究竟通晓多少种外国语等传奇故事。钱、陈受到最热烈的追捧，这不也是知识崇拜、知识至上吗？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类似魏晋，也是一个追求思想，充满激情的年代，那么到后来，学术文化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像南朝了。我们可能正生活在又一个“知识至上”的年代？ 在这个著作堆积如山的时代，一篇文章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但是它对我自己却触动很大。我发现相关的史料非常多。因为讨论的是一个新的问题，我在文章中引用了不少的史料，但是可引而未引的史料更多，为了防止过分堆砌，只好忍痛割爱了。这么多重要史料为什么以前竟然视而不见呢？是什么遮挡了我的视线呢？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遮挡我视线的应该就是一些传统的旧套路、旧问题。 过去讨论东晋南朝历史，人们最重视的领域就是政治史。具体来说就是门阀士族问题。不仅中国学者如此，日本学者也是如此，只是在他们那里士族被称为“贵族”。我们的注意力主要就在此处，所以与此无关的史料就被忽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周一良先生撰写了《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文章虽然涉及了梁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但通观全文，重点讨论的还是门阀士族问题。在我看来，梁武帝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学术文化方面，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整个南朝历史的价值也主要是在这个方面。以周先生的博学，他最有条件研究此类问题。我觉得，他之所以没有把学术文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讨论，很可能也是受制于旧套路、旧问题的影响。这个旧问题吸引力巨大，甚至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也试图把文学与门阀士族联系起来，刘跃进先生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就是显例。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日本学者吉川忠夫先生的著作《六朝精神史研究》。该书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讨论了范宁、范晔，第三部分讨论了沈约，第四部分讨论了颜之推、颜师古。这三部分在全书中分量很大。范氏、沈氏、颜氏三个家族过去都有人研究，但像吉川先生这样合并起来观察的似乎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我们过分关注政治史的线索。在这个线索上，这几个家族并不重要。去年最后一次见到田余庆先生时，谈话涉及了他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书已经出版三十年了，学术界也不能总是讨论门阀政治。我对此深表赞同，只可惜没有能展开讨论。 大约是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现在一些年轻人热衷于“史料批判”研究。有青年学者介绍说：后现代史学“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视史料为文本，把史学等同于文学，强调史家或其他因素对历史编纂的影响。这一点与史料批判研究以探求史料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为目标无疑是契合的”（孙正军语）。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研究视角。我们在使用史料时的确应该充分考虑到过去史家进行“历史书写”时的动机、意图。不过，我这里更想强调的是，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也有一个“历史书写”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也是一种“书写”。当我们忽略其他，只把与门阀士族有关的史料集中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叙述时，我们已经写出了一段新的历史。这个“历史”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如果不带偏见地读史料，就会发现当时人并不是天天都在议论门阀士族问题。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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