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古代史

祝总斌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后收入《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今由李屹轩据后者校订。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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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我的体会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论水准、理论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尽管它们的具体内容，后来逐渐模糊了，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毫无教条气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使得我对一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个人与人民群众、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提高“论从史出”的理论性。

例如我的《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玄学、门阀制度、江州农业生产状况、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又如《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一文，关于《史记》不可能以批判、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看法，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分析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积”，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过去我写过《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连，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通过后来教学、科研实践，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准，宏观思维，面对有关课题，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无从下手；或虽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见肘，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以论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识越丰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有关史料越娴熟，进行教学、科研，分析问题，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最近我写了《〈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四书》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灭人欲”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以及经学、理学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知识，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士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当然，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是另一个问题。我举此例，只想说明，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学、科研中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顺便一说，上面提到理学知识，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它对我学习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这书从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编》，再到80年代《新编》修订本，我全都一一购买、拜读，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准的“论从史出”之作。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或许对冯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但从我们这一些一般古代史学工作者积累哲学史知识言，则已感到非常满足。某些囫囵引用史料之作，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我还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据情况有选择地阅读这部书。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体会，即经过摸索，懂得要朝哪个方向去做，实际上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我原来史学基础极差，起步也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时，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毕竟有限。对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开，所以把自己的蜗居颜曰“材不材斋”，但与《庄子·山木》的圆滑态度，以及辛弃疾的消极态度不同（辛弃疾词《鹧鸪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带湖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我是现实的、积极的。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80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的确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辈学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视这一现实，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毕竟“天生我材”，总要发挥一些光和热，所以要奋斗，要以“材”为目标，尽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心中有数，如果精力不济，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强。面对来日方长的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还有可能著作等身，要为他们高兴，为史学兴旺发达高兴，可能时予以扶掖。要心平气和，决不要嫉妒、压制，也不必暗自嗟伤，空耗心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心力用在学术上，多增加一点成果。这便是我的材不材观，并以之颜蜗居以自勉。

最后，谈一下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与点拨。只举两例。

记得1948年在华北文法学院兼课的黎锦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声韵学”，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试，“如果完全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对惯于死记硬背的我来说，这话无异于一声霹雳，振聋发聩，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当年说话时的姿势、神态，记忆犹新。那年期末考试，我才得65分，懊恼之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话的印象。我这一生，教学、科研在内容、观点上总力争有点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说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响，但他的话对我启发极大，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给我很多帮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认识周先生是在1972年调到历史系以后，但早闻大名，1964年已购买、拜读他的大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在与周先生交往，有幸亲聆教诲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诚：真诚地进行学术研究，真诚地指导研究生、中青年教师（包括我这类由中转老的教师），真诚地与同事相处，真诚地奖掖后进，而毫无利己意图。“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写就，征求意见。我在先睹为快，拼命学习，还抄下一些精彩内容之余（因当时还不知何时能出版），也提了几点小意见。如《陈书》卷一九《虞寄传》“系马埋轮”一词，我以为既非汉代俗语，亦不出于《孙子》，而是源于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周先生不但表示赞许，而且后来《札记》定稿出版，他还在这一条目下转述了我的看法，以为“似与虞寄原意较近”。这既反映周先生的谦虚美德，更是对我的激励、奖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北大同学来信问我“茶”字的梵文读音与写法。我哪里懂？便带上此信当面请教周先生。他说：多年没摸梵文，要查一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信，做了解答；但又说，为了慎重，还要再去请教季羡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时间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来信，并附上季先生给他的信，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便将这些信一并寄给了那位同学，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茶”字，对方还是一位从未谋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如此认真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周先生一贯平等待人、一片真诚待人的美德。这种美德给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当然，我得到周先生学术上的点拨也很多，同样终生难忘。前面所举关于重视中国通史掌握的问题，即其一。下面再举一例作为本文的结束。80年代初我的《刘裕门第考》一文初稿，本来只提到陈寅恪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士族分为三等，自己并无定见。周先生看后认为三等说“陈先生似未伸论”，建议说：“我看士族大致分为高下两阶层较妥。”据此，我又收集资料作了点考证，补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来一直坚持士族高低两级之分，追根溯源，实得力于周先生的点拨。

一、专著、文集

1、《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材不材斋文集：中国古代史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

3、《材不材斋文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

4、《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

二、单篇论文

1、《“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6期。

2、《刘裕门第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1期。

3、《高昌官府文书杂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1983年。

4、《略论晋律的“宽简”与“周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02期。

5、《素族、庶族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03期。

6、《关于汉代御史中丞的“出外”、“留中”问题》，《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04期。

7、《略论晋律之“儒家化”》，《中国史研究》，1985年02期。

8、《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03期。

9、《简评晋武帝在统一全国中的作用》，《文史知识》1985年5期。

10、《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兼论匈奴刘猛、鲜卑树机能反晋之性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11、《晋恭帝之死与宋初政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02期。

12、《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年02期。

13、《一部别开生面的读史札记——简评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书品》，1986年03期。

14、《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2期。

15、《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

16、《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律”字新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2期。

18、《魏晋南北朝尚书左丞纠弹职掌考——兼论左丞与御史中丞的分工》，《文史》第32辑，1990年。

19、《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爲律”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2期。

20、《关于北魏行台的两个问题》，《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1、《陶渊明田园诗産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北大史学》第1辑，1993年。

22、《评田余庆着〈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01期。

23、《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02期。

24、《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国学研究》第二卷，1994年。

25、《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国学研究》第三卷，1995年。

26、《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中国通史》第五卷上册，1995年。

27、《〈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8、《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29、《〈史記〉導讀》，《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第2卷，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年。

30、《諸葛亮隱居地贅考》，《諸葛亮躬耕何處——有關史料和考證》，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

31、《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国学研究》第五卷，1998年。

32、《我与中国古代史》，《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

33、《〈史记〉神农氏、炎帝爲一、爲二说考辨》，《北大史学》第7辑，2000年。

34、《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燕京学报》新9期，2000年。

35、《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6、《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文史知识》，2001年02期。

37、《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取士制度》，《国学研究》第九卷，2002年。

37、《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兼略说明代以前秘书咨询官员权力的特点》，《文史》，2002年03期。

38、《〈梁书·何敬荣传〉“宰相皆文义自逸”句考释》，《国学研究》第十五卷，2005年。

39、《关于魏晋南北朝“弃市”刑为绞刑说》，《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40、《王荆公诗“作贼”说质疑——试探唐宋及其以前指斥诗歌剽窃的标准问题》，《国学研究》第十八卷，2006年。

41、《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说》，《文史》，2006年01期。

42、《董小宛入宫说始于何时——兼略探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的创作意图》，《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43、《铜钲与悬鼓——苏东坡诗一个“出典”的商榷》，《文史》，2007年04期。

44、《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2期。

45、《关于朱熹〈答陈齐仲（书）〉》，《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02期。

46、《戴震的理欲说应该重新评价——试论其对程朱理欲说的歪曲与妄评》，《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7、《史佚非作册逸、尹逸考》，《文史》，2009年01期。

48、《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几个问题》，《明清论丛》第九辑，2009年。

49、《从“佛狸”的“佛”字注音说起》，《学林漫录》第十七集，2009年。

50、《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5期。

51、《试论戴震理欲说与其人品的关系》，《北大史学》第15辑，2010年。

52、《〈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01期

53、《略论朱熹〈戊申封事〉的特色和宋孝宗的度量》，《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

54、《说宰相》，《文史知识》，2012年01期。

55、《“须”义“面毛”辨：试析〈说文解字注〉》，《文史》，2012年03期。

56、《试析关于宋孝宗“憎恨”宋高宗的两条资料》，《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04期。

57、《说“涿”——〈三国志·张裕传〉的一个考释》，《北大史学》第17辑，2012年。

58、《说〈史记〉——兼试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59、《〈兰亭集序〉再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04期。

60、《关于王通的〈续六经〉与〈中说〉》，《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02期。

61、《东汉士人人数考略》，《北大史学》第19辑，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