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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灿
五、苏州大学之厚积薄发（中） （2009年1月——2011年12月）
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三个春秋，教学任务和此前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苏州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是按师范生目标培养的，所以无论本科生毕业直接就业或是保送、考取硕士研究生，大体以中小学教师岗位为发展方向。苏州大学历史系的近现代社会史、江南区域经济文化史等研究生专业方向，在国内略有影响，每年吸引着成百上千的考生报考。我研究的先秦史方向，历来不被学生看好，最初我还为此闷闷不乐，以为自己的名气不到，后来发现，2007年始作为特聘教授引进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豫籍历史学家晁福林教授，学术名气和影响不能说不大，但其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生源也不怎么样，很快明白了，目前的学生读研究生选择导师和方向，看重的并非导师的名气和影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仅仅是为了混的一张文凭，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志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除了我还有臧知非、晁福林、吴建华和胡火金。记得有一年，一位本科毕业于周口师范学院的开封县籍女生王俊青，执意要跟吴建华读明清史，当年老吴已经有苏州大学的保送生联系，按照双向选择再协调的办法，臧知非考虑让该女生跟我读先秦史，该女生跟老吴读明清史的志愿，铁如磐石，当然她也直言，先秦史太难，后老臧又考虑让其跟老胡读科技史，听到科技史，她当场大哭起来，记得很清楚，她说，与其读科技史，还不如跟周老师读先秦史，这样挑来拣去，最终谁也没有心情带她。善于为学生说话的臧知非，每年都会接收谁都不愿意带的学生。记得该生毕业论文，选题《汉代妇女的生产生活》，文章的第一句即为：“秦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直到答辩，这句话仍在论文中重复了两次。在今天看来，即使没学过历史的人，也知道这是一个无法读通的病句。秦、汉明明是两个朝代，怎么就变成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诸如此类的例子，每年都有，于是自2011年—2016年，我没有再培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011年1月6日的《社会科学报》发表我写的《为何对学术大师集体失忆？》的评论，谈到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的现状及培养的困境，文章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于2011年2月13日、2012年3月12日被《深圳商报》、《邵阳日报》转载，转载时，编辑还特意加了半句标题，题目变成了《大师集体失忆，研究生如何教育？》目前带有一河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的豫籍女生贾怡萍，以后又断线了。没有高质量的硕士研究生，博士没有生源，这是个矛盾，该矛盾要彻底解决的惟一可行之法，恐怕就是由我来担任苏州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增加制定研究生招生培养新政策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而众所周知，这必然是一个极其美好但绝无可能实现的幻想！ 自2009年1月起，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了短暂的低迷徘徊，至2010年逐渐迎来学术研究上的一个新的高峰。与此同时，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书稿分别于2009年9月、2010年3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发表了9篇论文，除了发表于《齐鲁学刊》的一篇文章学校认定为三类核心论文外，其他几篇则分别发表于《郭沫若学刊》、《贵州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评论》、《历史学家茶座》等被学校视为“层次极低”的刊物上。2011年发表论文11篇，虽然该年度的文章多发表于“普通刊物”，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的《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楚怀王灭越置东郡说质疑》的两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学校认定为三类核心论文；而发表于《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的《邢侯簋与西周服制》一文则由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0年5期转载视为二类核心论文；另一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11日的《谁是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一文，由于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也被学校视为二类核心论文，而由原本写给《社会科学评论》的一篇长达3万多字的《层累说与古史重建》的长文，突然由于该刊停刊后被《南都学坛》接纳，但按照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无论你的文章写得再宏大厚重，科研部门也不会认可的。此后，由于岳岭老师的盛情邀约，我又陆续在《南都学坛》发表3篇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可以肯定的，每篇文章，我都是用心去写的，绝无一丝敷衍应付。 2011年3月9日，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如期以良好等级结项，并于2011年9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继《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之后，我的第三本个人专著。今天看来，《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显然比前两本著作成熟，也略显得厚重些。2011年10月，我独立撰写的战国丛书第一卷《七雄并立：战国前期的“国际”格局》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可以勉强算得上我的第四本个人专著。2011年，我在《文史》、《四川大学学报》、《中州学刊》、《人文杂志》、《苏州大学学报》、《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华夏考古》、《河北师范大学学报》、《郭沫若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4篇，其中《经学史学化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戎夏一源说续论》两篇短文，投给《苏州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多家刊物陆续遭到拒绝或“婉言谢绝”，在《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1期、《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发表后，却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9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1年第6期转载，《戎夏一源说续论》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6期摘登。同一年度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登的还有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的《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和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的《文化认同在中国早期国家经略与民族整合过程中的功能》两篇略长的文章。其中发表于《文史》2011年第一辑的《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层累”说的再检讨》一文，刊登于该期首篇，约2.6万字。此前该文也曾试投《历史研究》和台湾的《汉学研究》。《历史研究》编辑部久久杳无音讯。2010年5月15日《汉学研究》的回覆如下： 書燦教授道鑒： 您好，《漢學研究》承惠賜稿件〈「層累」說與古史重建——學術史視野下的考察〉及〈大禹傳說的流變與整合——「層累說」的再檢討〉，謹此致謝。 兩篇大作經編輯委員會審議，咸認為先生文筆暢達，唯，綜觀二文內容所論述主題，衡諸學界現有的相關論著極為普遍，並未有所新創，期待您再深入抉發，加以本刊稿擠，因此，兩篇大作目前暫以割愛為宜，敬請 見諒。 久仰 先生筆鋒雅健，著述閎富，日後如有專題研究、問題取向性質之專論，仍歡迎隨時惠賜本刊，再次感謝。耑此 奉陳 敬頌 道安
《漢學研究》編輯部 敬啟 2010.5.15 2016年6月9日，《文史》编辑部的来信说到： 周书灿先生： 尊稿《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层累说”的再检讨》，全文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主题集中，论证严谨，言之有理。对梳理大禹文化的演变，对上古史的研究，对古史辨派的正确理解和评价，均有积极意义。《文史》决定刊用。 请您将尊稿改为繁体，并仔细校对文字（请注意简繁转换容易出现的问题，如云、复、后、范等繁体字的正确使用等），仔细核对引文后，将定稿的电子版发给我们。如尊稿中有一些特殊字符，请再寄一份纸稿至我编辑部。 此致 敬礼 《文史》编辑部 2010年 6月9日 《文史》编辑部的来信并没有提出修改意见，显然编辑对该篇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全面的肯定。在目前科研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下，该篇凝结大量心血的长文，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此前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发表的《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一文和这篇长文，均被学校认定为三类核心论文。以后，河南登封多次举行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该文或许由于知网上查阅不到，迄今罕见有提及或转引者。 2009年4月参加四川大学主办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参加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禹文化研究所举办2009大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6月12日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2010年9月27日参加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政协广东省文员会、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九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2010年12月10日参加由中国水利文协水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主办，山东省滨州市水利局承办的大禹文化研讨会，2011年8月5日参加中共玉溪市委和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主办，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研究会和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承办的首届“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8月23日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黄河文化研究会、获嘉县政府主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获嘉县政协、获嘉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承办的中国获嘉“首届周武王与牧野之战学术研讨会”，2011年10月28日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主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保护中心协办的“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参加宁波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全国首届区域文化研讨会”。此类的学术交流活动还有不少。 2009年4月，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很多专家，如黄盛璋、王辉、赵世超、蔡哲茂、夏麦陵、徐少华、施劲松、王占奎、孔令远、康少峰、王伟等学者，均早已久闻大名，却是第一次见面。当时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原院长王挺之，原副院长（现院长）霍巍尚不大熟悉，会上会务人员宣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等的贺信，沈长云、施劲松分别宣读了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贺信，我带去的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市甲骨文学会合写的贺信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等单位的贺信，或许被会议主办方认为单位“档次偏低”，受到了冰冷的待遇。但王、霍似乎不大清楚，2012年我主持的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资助计划项目《徐中舒史学研究》，迄今已经脱稿，苏州大学的徐中舒史学研究，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相比，一点也不落后。2010年6月的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是我唯一参加的一次学会年会，自然也可能是最后参加的一次大规模会议。会议规模很大，人数很多，因牵涉理事会换届，群情激昂，年已七旬的蔡运章，年过五旬的杜勇，主持会议的声音，不止是雷霆万钧、穿云裂石，那简直可以说得上排山倒海、地动山摇；张广志、詹子庆讲话的声音，则犹如山涧轻风，声如细丝，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但除了他们自己，几乎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宫长为的东北口音，五十年未改，原汁原味，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堪称天下一绝。记得当时还搞了一次所谓的投票，事先孟世凯、沈长云等人列了一个80多人的理事建议名单，选票上有“全部同意”、“部分同意”和“全不同意”三框，我是会议代表中唯一选“全不同意”的。孟世凯宣读投票结果时，只记得当场有人发出笑声，可迄今为止，鲜有人知道这一宝贵“全不同意”票，竟是周书灿投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族与科学的呼声高喊了一个世纪。学术研究更应讲民主与科学，讲民主与科学就应允许听到不同乃至反对声音。人们通常说，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并不认为我就是真理的掌握者，但我坚信，没有质疑与批判，在一言堂与相互吹捧的氛围中高谈学术繁荣进步，那只能自欺欺人！2011年8月的首届“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见到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李伯谦、李昆声，著名古文字学家王宇信，著名民族史家、作家黄懿陆，第二次见到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后来在河南登封的大禹文化会上，和李伯谦先生多次见面。刘庆柱教授后来任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2017年3月在郑州列子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再次见面，因时间仓促，未来得及打招呼。
六、苏州大学之厚积薄发（下） （2012年1月——2014年12月）
2012年11月至2012年12月，我的战国丛书第二、第三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顺利出版，至此，我的长达90万字的三卷本战国丛书陆续与读者见面。三卷本战国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奇力康皮肤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恒烁基础工程责任有限公司、郑州路桥建设集团等企业家和同学友好的大力支持，至于这套著作究竟有无学术价值，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供学术界来作判断。在此期间，我的第一部个人文集《学步集》于2014年9月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步集》主要收录2011年—2012年间在《文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月刊》、《史学集刊》、《中州学刊》、《人文杂志》、《浙江学刊》、《清华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华夏考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的有关古史传说与文明起源夏商西周史及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等专题论文20篇29万字。2012年度在《史学理论研究》、《清华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人文杂志》、《浙江学刊》、《史学集刊》、《贵州社会科学》《齐鲁学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坛》、《宁波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5篇。2013年度在《浙江社会科学》、《苏州大学学报》、《人文杂志》、《中原文物》、《齐鲁学刊》、《中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炎黄文化研究》、《寻根》等刊物发表论文9篇，其中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的《论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7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2013年第3期转摘3000字；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的《徐中舒与中国前封建社会研究》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8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学术文摘》2013年第4期摘登。2014年度在《史学理论研究》、《浙江社会科学》、《河南社会科学》、《中州学刊》、《苏州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中原文化研究》、《长江文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论文12篇，其中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的《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2014年第2期转摘3000字。在此其间分别获批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理论建构研究》，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资助计划项目《徐中舒史学研究》，2013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重点项目《郭沫若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010年苏州大学青年教师后期资助项目《层累说与古史重建》，2012年苏州大学青年教师后期资助项目《民国时期历史考据学研究》，2013年度苏州大学研究生卓越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研究生高水平新课程建设子项目《近现代中国古史研究》等。 该阶段参加的主要学术会议有2012年5月26日参加由中国神话学会主办、黄淮学院承办、河南大学、河南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办的《风俗通义》与中原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7日至8日参加由中国水利文协水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陕西省水利厅主办，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承办的治水与中华文明暨李仪祉水利思想研讨会；2012年12月1日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黄河文化研究会、中共长葛市委、市政府主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中共长葛市委宣传部承办的“葛天氏与上古文明学术研讨会”；2013年4月18日参加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大禹国际学院、大禹文化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大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15日参加驻马店日报社、上蔡县人民政府举办的重阳节文化学术研讨会；2013年7月19日参加由卢氏县人民政府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卢氏历史文化研讨会；2014年12月19日参加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黄河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登封市政协、登封市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登封市大禹文化研究会承办的登封与大禹故里学术座谈会等。实事求是地说，有的会议，部分代表的学术水准偏低，会议论文质量不高，开展科学意义的学术对话与探讨，颇为困难。例如有的学者，从前在宁陵的会议上高呼，葛天氏的早期活动地域在宁陵，到了长葛，却又极力肯定，葛天氏的早期活动地域在长葛。又如，绍兴的大禹文化会我参加过多次，但每次都会遇到大量的禹裔宗亲，还有来自北川、登封、蚌埠、高密等禹迹的代表。由于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在信古、复古思潮和浓厚的地域观念的主导下，对层累生成、多元并起的古史传说的生成和演变过程缺乏科学的辨析能力，自说自话，自以为是。此后，这类会议我基本很少再参加。 从2012年开始，我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从先秦史、历史地理拓展至中国学术史等领域。做学术史研究需要有渊深的学术功底、宽广的知识面、开阔的学术视野、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学术思想，本来像我这样，智商偏低、视野狭窄、学浅识薄的人，并不适合涉足这一领域，但我相信古人所言勤能补拙的道理，事实上除了人的智商生来有差别外，所谓功底、知识面、视野、眼光、思想等，任何人都不可能天生就渊深、宽广、开阔、睿智、深邃，任何炉火纯青的学问，都需要经过千锤百淬，都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提高过程，于是在当年《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其史学的相关专题，不断丰富完善，拓展深化，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风格，近年来，我的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徐中舒史学、20世纪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理论建构的两个重要的学术史专题，在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资助计划项目和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助推下，较之于1998年7月—2006年8月在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湘潭大学的学术水准和研究成果，2006年8月至2014年11月，我在苏州大学八年的的学术研究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厚积薄发、突飞猛进阶段，当然厚积薄发也好，突飞猛进也好，都是和此前的我相比，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相比，我仍处于很落后的位置。据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1期刊载的《从文献大数据看近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状况(2006-2015年)》数据，基金论文数为35篇（排名第三）、国家基金论文数为22篇（排名第二）、总发文数64篇（排名第四），综合指数639.435，按照综合指数得分，位列2006-2015年历史学核心作者Top10。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星先生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2辑的《1987—2014年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现状——基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文献计量分析》一文，根据发文数量，将我列为1987—2014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高产作者”。当然，我认为这一统计并不科学，因为1990年7月前，我尚在读大学，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第一篇短作始于博士毕业前夕的1997年5月。这里要说明的，和其他兄弟院校相比，苏州大学的中国史博士点一级学科可谓姗姗来迟，与此同时，学校认为苏州大学已有的博士生导师数量太多，所以不断推迟增列博士生导师的时间，并抬高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条件。2012年4月学校苏州大学启动的博士生导师增列工作，历经长达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的“研究”过程，迄2014年11月3日，苏州大学发布苏大学位【2014】12号文件，按照《苏州大学学术性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审核办法》有关规定，经苏州大学第八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综合部讨论通过，我被增列为苏州大学中国史专业学术性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这一年已是我任职教授后的第11个春秋，2014年我已经47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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