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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已经打上了浓厚的李光耀烙印，李光耀本身也代表了新加坡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李光耀自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是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让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东方的伦理道德相互融合，以让新加坡可以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东亚经济奇迹被普遍关注的时候，新加坡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思想选修课，邀请全世界知名的儒家学者前往新加坡考察并提出建议，杜维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就是这次考察的成果，其中既包括演讲稿，也有与新加坡各界人士的交流，通过观点交锋，我们能感受到30多年前的新加坡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状态。 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是新加坡或者李光耀的高明之处，将多元文化锻造成新加坡的世界视野，这是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给世人最大的启发。在世界秩序剧烈变迁的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国家面临着文化价值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本土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依然让很多国家困惑，犹如30年前新加坡的困惑与挑战一样。 当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发布将把儒家思想列入中学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质疑。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接受儒家思想，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并不是个华人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李光耀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没有界定其种族或者文化的归属，其实这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关键条件。 为了融入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英语变成了最重要的语言，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融入世界，就需要接受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等到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母语，也就是华语就变得重要。如果在一个英语世界里推行儒家思想，会有很多困难，语言可以相互翻译，但是思想有不可翻译性。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只是六门选修课之一，即便如此，新加坡人还是对儒家思想是不是包含着文化沙文主义抱持戒心。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伴随着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讲演的始终，这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东亚局势的特征。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但是并非中国独有，一种堪称文明的文化必然包含着普世性，就像没有人追究基督教是哪个国家的一样，儒家思想已经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东亚文明的思想资源，至少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儒家思想被普遍接受。之所以担心儒家思想的“中国性”，也源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等级性的皇权政治体系与儒家思想绑定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区分清楚，而这种政治体系并非新加坡想要的。 何为儒家思想？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伦理的儒家，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的儒家，以及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人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作为意识形体的儒家思想，新加坡要推行这种思想吗？并非如此。儒家思想更深刻的内涵在于它是一种伦理体系，关于学做人的学问，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也就是如何让一个人做好人。 这正是新加坡想要推广的，就像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传统中的自我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实体。相反，自我被看做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能动的发展中心。” 儒家思想中非常关注人在群体中的成长，个体的发展是按照同心圆的结构不断扩散的，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的成长是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西方的个体主义，东方的个体更具有团体的色彩，但理想的儒者是开放性的，同心圆最终包括的是整个世界，因此，儒家思想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有终极关怀的。 新加坡要接受的也是这种伦理，包括儒家的礼仪，当然，一种思想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扭曲，比如父慈子孝，这是双向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很容易变成父权优先，父子之间变成了非常有压制性的等级关系，百善孝为先，这种说法里面的孝已经变成完全的服从。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着这种等级性。杜维明、余英时等各位儒家知识分子都强调了儒家思想内涵的平等与民主，比如说孟子的“革命思想”，如果君主做得不够好，那就失去了天命。 儒家思想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一文化圈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在言谈举止上，各种文明之间有时候很难趋同。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人，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就有儒家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寻根也就变得越来越热切了。 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教会组织，没有扩张性的传播机制，一神教的宗教基本都有异教徒的概念，一方面要让这些异教徒皈依，另一方面可能会消灭异教徒，这也是宗教战争的根源所在。儒家思想的传播更多的是主动接受，比如朝鲜、日本等。没有武力征服，思想同样可以传播，这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重要启示。 儒家思想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渗透过程，最初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被知识分子研究的。士人的精神多少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有些相似之处，杜维明先生对知识分子抱有很大的期待：“知识分子和学者应当有深厚的历史观，有长期的政治抱负。他们对政治深为关切，然而他们却不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一部分责任，是有系统地持续不断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事实上，他们的责任就是当人民的喉舌。”儒家知识分子多是通识学者，而不会做专业研究，因为那是匠人的事情。 作为一种学问，儒家思想也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流行一时。基于韦伯对资本主义模式中的新教伦理的发掘，人们也在关注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研究儒家思想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文化热和经济热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被用于解释东亚成功的原因。比如儒家强调纪律性、团体合作等等，这些都避免了组织内的虚耗，但这种解释并不靠谱，1997年金融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儒家资本主义也变成了裙带资本主义。 儒家思想尤其看重关系，一种被扭曲的关系必然带来社会的畸形结构，当时余英时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思想之所在传统中国失败，恰恰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只有具有了那样一种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引进儒家思想，又不担潜在的任人唯亲的风险。新加坡引入儒家思想也是服务于国家建设需求的，塑造新加坡的思想传统与文化认同。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层面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儒家思想被皇权驯服，许倬云先生也认为在汉武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侵蚀。在唐宋之后，科举制度变成了人才吸纳的方式，学而优则仕，进入官僚队伍成为读书人的理想。 的确，中国建立了一套官僚机制，但是它并非理性的，也不是非人格化的，而是夹杂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加上皇权的专断性，儒家知识分子远没有杜维明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中立、客观、有骨气。本来儒家思想是由圣而王，也就是那些道德操守很高的人，才有资格做臣民们的道德典范，才有可能成为王。现实则有些颠倒，因为有了王的身份和权力，也就变成了“圣人”，其实是贼。 无论杜维明还是余英时，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都抱持警惕，余英时更是直言，任何“主义”不管构思得多么精妙，如果它是教条性的，它就不可能在一个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李光耀主义”，来访的儒家学者们多半是不同意的，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没有以“李光耀主义”来作为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许倬云则希望新加坡能够成为全球文化的前沿，就像当年的希腊城邦一样。 富裕起来的新加坡需要身份的认同，这跟人是一样的，解决了温饱之后，就需要有文化的归属感。新加坡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试图将各种文化锻造出一种新加坡文化。 杜维明先生提出了一种说法：文明认同的形成如同挖掘一口井。若是挖到了足够的深度，我们就应该能达到人性的共同泉源和交流的真正的本源。若是不到这个深度，我们就会葬身于自己挖的洞穴。只有当文化之间寻找到了可以融通的本源性价值，新加坡文化才会出现，否则就是各种文化的大杂烩。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新加坡很难将不同族群囊括其中。尤其是后冷战时代，文化身份越来越被各方所关注，比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国家不仅是暴力工具的容器，也是文化的象征。当今世界上很多矛盾与纷争，身份认同的差异很可能导致内战。李光耀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新加坡转折点上踩对了鼓点，以文化的包容性来为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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