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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在强调为将须具备“五德”的同时，亦严重告诫将帅要注意五种致命的弱点。即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孙子在“九变”篇中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点明将帅有五种危险：一味拼死硬斗，其结果是被杀；贪生怕死唯求保命，其结果是被俘；脾气暴燥易于发怒，其结果是遭到侮辱后失去理智；过于看重自己的清誉，其结果是招来污辱而轻举妄动；过于仁义受民，其结果会因忙于救助民困而过度烦劳，使心绪不宁。以上这五点，便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让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擒杀，一定都是这五种过错引起的。因此对这五种弊端，不得不要加以慎重考察。
A：必死可杀
指挥战争的将帅，必须具备坚毅果敢的勇气，这在“五德”中已经强调过。但那种勇气，却决不是无谋无虑的拼命三郎，如果只是一味不要命地拼死，就会变成缺陷，往往很容易被对手设计诱杀。曹操说：“勇而无虑，必欲死斗，不可曲挠，可以奇伏中之。”对付这种死拼硬打，不会转弯的将领，可以设下埋伏使他落入圈套。因此，将愚而勇，不但不是优点，反而是一种后患。三国演义中的庞德，抬着棺材上阵，以示拼死的决心，结果被关云长所斩杀。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悍将李续宾由湖北东进安徽，孤军冒进。连克潜山、相城、舒城后，李续宾贪功心切，不顾孤军深入，命部队向舒城以东约50里的三河镇急进。三河镇为太平军军事要镇，此处设有重兵，广屯粮草，城垣坚固，易守难攻。且太平军陈玉成的大军亦据扎在离此不远的六合，因此李的部将都劝李续宾就地休整，待另一路友军跟上来后，再行攻打三河镇不迟。“目前我军人数不过数千，若孤军进犯，容易遇险”，但李续宾一心想早日拿下这个军事要镇，对部属的苦劝置若罔闻，还振振有词道：“我自用兵以来，只知向前，不知后退，即使死于敌手，亦是带兵者的本份。有敢再言退军者，杀无敕。”诸将不敢再言。李续宾于是率部猛攻三河镇，太平军依城固守，李续宾急切不可下。此时，陈玉成得知李续宾进犯三河镇的消息，见李续宾深入太平军腹地，正是围歼的好机会，于是一面通知友军合围，一面紧急率军直插金牛镇，截断了李续宾的退路。随后，李秀成亦率军前来，太平军合军达10万之众，将李续宾团团包围。面对太平军的绝对优势，有部将向李续宾提议火速向桐城突围，但李续宾固持己见，下令：“凡后退者斩！”率军偷袭陈玉城大营，却被陈玉城诱至樊家渡、五家祠一带埋伏圈，太平军三处合一，内外夹攻。李续宾见腹背受敌，外援被阻，知大势已去，于是自缢而
死，部下全军覆没。李续宾凭匹夫之勇，盲目冒进，犯了孙子“五危”之必死可杀之忌，最终导致身死军覆，后世为将者当以此诫之。
B：必生可虏
和必死相反，必生指为将者怯懦，贪生怕死，志必生还。因此在战场上畏首畏尾，心无斗志，见利而不敢前，最后必然导致被对手生擒或俘虏。晋将刘裕朔江追恒玄，两军于峥嵘洲相遇，当时刘裕只有几千兵，而恒玄的兵力却多得多，但是恒玄生怕失败，命令那些轻巧的战舰紧随在自己的指挥船周围，随时准备掩护自己逃跑，他的部下也因此士气低落，毫无战心。刘裕抓住机会，出动全部精锐奋勇拼杀，并顺风放火，恒玄的军队一触即溃，恒玄最终也成了俘虏。《司马法》中说：惜命怕死就会遇事疑惧。疑惧则贻误战机，这是带兵者的大患。这种将帅往往会因为缺乏与敌人力斗的勇气，而临阵畏缩，极易丧失战机，而反为对手所败。
C：忿速可侮
再看看“忿速”，杜牧解析为：忿者，刚而易怒，速者，气量小而性偏急。这种气量狭小而脾气暴燥的人，只要随便受点刺激，就会激动不已，极易失去理智，因此这也是为将的大忌。十六国时姚襄攻克黄落镇，前秦皇帝苻生派苻黄眉、邓羌率兵征讨。姚襄见前秦兵多，便深沟高垒，坚守不出。邓羌于是向苻黄眉建议说：“姚襄生性刚愎凶暴，可以想办法激怒他，只要他脾气一上来，就会不管不顾，愤怒地率军出战，那时我们就可设计将他抓获。”苻黄眉采用邓羌的计策，率兵长驱直入，一直压迫到姚襄的营垒旁边，然后猛擂战鼓，鼓声搅得姚襄性起，不由大怒，率兵冲出营垒，结果被早有预谋的苻黄眉杀死。姚襄在对方的刺激下头脑发热，失去理性，兵败身死，就是没有深入了解“忿速可侮”的危险而造成。
相反，曹魏时机的魏将司马懿就比姚襄要理智多了。诸葛亮率兵伐魏，司马懿因打不过诸葛亮，便闭城固守。诸葛亮久攻不下，于是采用“忿速可侮”的办法，让士兵在城门前对司马懿百般辱骂，还给司马懿送去妇人头巾、发饰等用品，想以此侮辱司马懿的人格，激怒他出战。但冷静的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用心，无论你办法用尽，就是坚守不出。为了压制部下众将忿怒的出战之心，司马懿还假装向魏明帝打报告请示要求出战，使者往返千里，回来传达皇帝的旨意，要求坚守。诸葛亮听说这事后，知道司马懿不过是在借魏明帝的威严来说服手下，根本没有出战的打算，不由忧劳成疾，最后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懿由于成功克服了将之五危中“忿速可侮”的毛病，所以笑到了最后。
D：廉洁可辱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很多地方都是站在辩证的角度看问题，比如“廉洁”，本来算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是做为带兵的将帅，若是过于看重自己的清誉，在乎自己的声名，便也成为了一种弱点。曹操说：爱惜自已名誉的将帅，可以用污蔑他的方法让他上当。楚汉战争时，项羽的亚父范增就是一位十分清高廉洁的谋士，他帮助项羽出谋划策，逼得刘邦很不好过日子。张良于是向刘邦献策，采用反间计让项羽疑心范增与汉军有染，以此挑拨项羽和范增的关系。范增在遭到流言蜚语的中伤和主将项羽的怀疑后，果然感到受到了羞辱而悖然大怒，向项羽请辞故里，结果半道激愤而殁。刘邦成功除去了项羽身边最重要的谋臣，项羽失去亚父范增的辅佐后，孤掌难鸣，很快便被刘邦逼得在乌江自刎了。范增这种能深通韬略的智谋之士，尚且不免于“廉洁可辱”，由此亦可见要彻底免除“五危”的弱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做得到的事。
E：爱民可烦
和“廉洁”一样，“爱民”本身也是一种将帅的好品行，更是孙子将之“五德”中仁的具体体现，但将帅所拥有的“仁”，应是一种从战争大局出发，以取得战争最大胜利为目标的“大仁”，而不应只是斤斤计效于某些必要付出的牺牲，对任何局部利益都不肯割舍的“小仁”；或者象秦秋时鲁襄公对待敌人一样的“妇人之仁”；或象农夫和蛇故事中的农夫一样对待毒蛇一样的“愚仁”。过于挂念小的“爱民”和不能忍心于百姓受到哪怕一点点伤害，就会受敌人的某些暴行所困扰，导致忧虑烦思，顾此失彼，由此因小失大，不忍于局部反而危及全局，不忍于“小仁”反而危及“大仁”。杜牧解析说：“言仁者爱人，惟恐杀伤，不能舍短从长，弃彼取此，不度远近，不量事力，凡为我攻，则必来救。如此，可以烦之，令其劳顿。而后取之耳。”对于那些有仁慈心肠爱惜百姓的将帅，他们唯恐百姓受到伤害，因而不肯舍弃目前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放弃小的利益以换取大的利益。他们不酌量远近，不考虑事情的主次和自己是否力所能及，凡是遭到敌人攻击的地方，必然全力来救。对于这样的人，就可以不断地去骚扰他，让他疲劳困扰，直至最后打垮他。因此“爱民”的良将，特别需要警惕敌人来这手。三国时刘备失去樊城和襄阳后，面对曹军的追杀，由于不忍弃民，竟带着十几万百姓一同逃难，严重阻碍了部队的行进速度，以致很快被曹军追上，落得妻离子散，要不是部将赵云拼死救护，连唯一的儿子也恐怕要落入敌手。这就是“爱民可烦”的活生生的例子。
F：结语
由于五危都是将帅个人的性格缺陷所造成的，为了避免“覆军杀将”的悲剧，所以时刻提醒自己，克服性格中“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这五种弱点，就是当任指挥作战的将帅必须修炼的功课。陈闲说：“良将则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随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见可如虎，否则闭户。动静以计，不可喜怒“。满清禁烟大臣林则徐，小时候是个出名的急脾气，做事毛里毛躁。当任重任后，林则徐非常清楚自己这个“忿速可侮”的毛病，为了彻底克服自己的缺点，他就在书房里挂上一块“制怒”的匾额，时刻提醒和警诫自己注意克制。象林则徐这种重臣，就是能切身体会到“五危”之害，故而采取先天缺陷后天补的办法，避免处理大事时因急燥易怒造成草率行事。孙子认为：一个指挥战争的将帅，若能拥有“五德”，戒除“五危”，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将帅了，但若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良将，还得再加上一项：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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