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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初写：彭祥杰 采访、重写：可以
2010年7月4日，酷暑难耐。受“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组委会和理事会的委托，我与时任谷仓当代影像馆馆长的刘劲勋在西安汇合后，一同前往郑州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于德水老师处，这次行程为期一周，主要的目的是要从侯登科一生作品中，挑选出200张作品，待暗房放出照片后，回赠给谷仓当代影像馆对于“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百万资助。 对我而言，再一次翻阅这些熟悉的影像，我心存忐忑，感慨万千。跟侯登科相识相交的十多年，伴随着这些底片，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
侯登科这一生里，一共拍摄了4万3千张底片。从1990年底认识老侯之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他的暗房看他冲底片、放照片，有时候一两个月没去了，他就会给我打电话，说祥杰你要不要来看看，帮我显个影或者干个别的什么。我跟他学摄影，不是属于学校里那种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实际上更像是传统意义上师傅和徒弟，这其中既有长者对于晚辈年轻人的亲情，又有朋友一般的友情。现在想起来，他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我帮什么忙，就只是两个人一起放照片，一起讨论，会有乐趣些，一个人放底片的话，他会觉得无聊。 老侯的所有底片都是自己冲洗放大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是国产的公元相纸，大光纸，暗房还有个大的滚筒上光机，为什么我对侯登科的暗房有兴趣呢，你知道那个年代——不是哭穷啊，呵，前两天有人在网上说我爱哭穷——而是那个年代，老侯在西安铁路工程公司，他是这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部的部长，还有企划部的部长什么的，他有条件利用国企的资源，建当时国内很好的暗房，相纸啊很多材料都可以报销，不花钱，我也可以拿我的底片去他那做照片，当时我都没有暗房。
我帮侯登科放照片只有一次，是在老侯癌症病发了以后，大概2002年秋天的时候，好像是王征他们联系了一个在台湾做大陆摄影家的展览，需要用8×10的照片电分后来打印，那次是我去临潼他单位那个暗房做的。做照片的时候老候身体已经很不行了，但是他还是坚持在暗房里看，看我做出的每一张照片的影调，然后提出意见，我再重放。 整个90年代，我都是按照侯登科教给我的方式来保存底片的，就是把底片都剪断，分别装到底片袋里，然后压出小样，直到后来我才觉得我跟侯登科学的这种保存方式，并不是很专业，又换了新的方法来整理和保存自己的底片。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暗房，在西安也算是非常专业的，但我使用的放大头，还是当年老侯做作品的那个放大头。他去世以后，他夫人在收拾遗物的时候，把侯登科当年穿过的摄影背心，和暗房里能拿走的放大镜头、显影罐这些都给了我作纪念。
2000年1月，一个大雪天，老侯的《麦客》出版，拿到成书，他很高兴，他说你请我吃顿饭吧，我就请他吃了一顿肯德基，有汉堡包，还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我俩一起坐汽车从城里回到临潼他单位。到了单位，他送我一本《麦客》，说你从中选一张我的照片吧，做个纪念，我就挑了火车上那张，火车飞驰，一束阳光打进镜头，麦客们静静地坐着、躺着，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是什么样子。8月，当初做画册时电分制版的那批照片回来，他就把那张送给了我，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签字的具体意义，更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只是随口一说，签一个吧，他就顺手在照片上签了个名字和日期。 除了《麦客》这张，老侯去世那会，我手上大概有十张左右他的作品，后来陆续送出去几张。有一张一个妇女抱个孩子走在群山之间路上的作品，李媚非常喜欢那张作品，但是那张没有签名，后来北京有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他跟我在网上谈了几天侯登科，我觉得谈得非常非常好，把我一激动，我说我送你一张侯登科的作品吧，就这样送出去了。还有一张《牧羊人》，我特别喜欢，但后来杨延康来我家，强行拿走了。现在我家里侯登科的作品有签名的只有四张，其它还有三张是没有签名的。
《新帽》应该是这几张作品里价值最高的，它是当年侯登科参加《大众摄影》月赛获奖作品的退稿，后面不单有签名，还有作品名称、单位、联系电话之类，完全是按照比赛的标准填写的。这张是他的成名作，甚至他去世后，大家给他开追悼会，写给他的挽联也是用他的作品来连的，具体什么词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有一句说新帽出征什么的，就是说强调《新帽》这张是他的成名作。 侯登科对《大众摄影》非常有感情，包括我自己，我从1991年开始拍照，直到1998年，我才第一次在《大众摄影》上面发表《流浪大篷》那组作品，当年还是侯登科给写的文章。这个杂志不管是对侯登科还是我自己，真的是我们起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 我们交往中他送给我这些作品时，中国的摄影市场还没有成型，那个年代没有人买照片，也不知道照片能卖。侯登科去世之前，台湾的吴嘉宝老师提醒我，让老侯大量地在他的手稿和他已经放过的照片上写字，写什么都好，签名，我还跑去把这个事情跟老侯讲了，但当时老侯把我骂了，他不认为他会很快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他在治疗，有活下去的希望，等他真正认命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我现在手上这几张照片，是侯登科仅存的非常珍贵的原作，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挂在中国摄影博物馆，我会捐赠，在这个过程里我不会拿一分钱，我觉得它们应该挂在那里。两年前，《侯登科全集》一书资金筹集出现危机的那个时间，《新帽》这张我不是在微博里开玩笑说要卖掉吗，后来确实有国内的收藏家说愿意出五十万来买它，但是我不敢卖，我真的不敢卖。
2003年元旦，阳光照进屋子，暖气很足，老侯穿着王征从宁夏弄来的一件古怪的羊毛棉袄，盖着被子，还披着羽绒服，可他还是觉得冷。李媚和于德水坐在老侯的床边，不时低声询问，确认他移交的作品中的一些细节，我站在旁边拍了几张照片，眼泪止不住掉个不停。我们三个人收拾了侯登科所有的文稿、底片，打包、装箱，我记得是七大箱，七纸盒箱子，然后都发送到李媚的北京家里，一个月后，老侯就走了。 差不多就是老侯知道自己病情无法逆转之后的那个时间段，他表达了想做摄影奖这个愿望。他性格、内心其实非常复杂，他的顾虑很多，他不知道他的这些作品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他也不知道中国将来的摄影会变成什么样，可他又非常看重这些作品、这些底片，按当时中国的情况，即没有美术馆又没有机构会以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接管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友情来委托李媚、于德水，来完成这件事情，但即使是李媚和于德水，也无法判断未来会是什么样，不知道这个事儿能不能成。 要做摄影奖，能想到的办法，自然还是那些作品。《麦客》毫无疑问是侯登科一生摄影实践的一个顶峰，也是他那4万3千张底片中真正以专题方式拍摄的，有若干年积累的一个作品，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比如说计划生育，比如说民工进城打工的底片，但这些在《麦客》面前，都不可比的。 2007年以前，北京的一家画廊和李媚他们帮着选了一套25张，限量三十套，后来嘉德拍卖会上上拍过，成交价10万左右，再后来可能也有个人收藏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按套买的，可能有的买几张，有的买一两张。
应该说《麦客》的销售不是很理想，肯定不是很理想，因为也没有人在做。目前侯登科的作品，没有画廊代理，这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曾经多次问过李媚，李媚觉得年龄都大了，也没有精力，再一个他们也不是做市场的。目前，侯登科的几万张底片，都是存在银行里。 从我个人的意愿，我当然还是希望《麦客》能进入市场流通，我觉得这个对于无论这个奖项的资金来源，还是以后的一些长远的考虑的话，都很有意义。但是现在实际上没人愿意碰这些东西，大家都很谨慎，但我完全能理解。
实际上，老侯在去世之前，我们俩有一个约定，也就是等他去世之后，我不谈侯登科，我当时答应他了。后来闻丹青、李媚他们做的那本纪念侯登科的书里面，我虽然也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没有过多的谈老候，结尾的时候我说了我们俩有个约定，不谈他。 我们当时的约定是有原因的，或许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对他的了解，我既了解侯登科好的一面，也了解侯登科生活里不好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希望我谈他，这个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我对老侯的认同，不只限于我跟他学摄影，聊摄影，看他拍的底片，也有对他人格方面的认同，他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迪。但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摄影上老侯极其真诚，充满热爱，从性格来说，老侯就像李媚的文章里写到的，他是女人天然的朋友，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人格魅力，但生活里，他其实有一些不良嗜好，打牌、抽烟、喝酒甚至酗酒，尤其到了发病之前的后期，你知道他每一次只要一喝酒就要喝醉，喝完酒干什么，就是打电话，给这个朋友打电话，报告一遍，给那个打电话，最后，给很多朋友造成一种骚扰的感觉。 侯登科因为他从小的经历，童年像一个孤儿一样长大，他有他个人应对社会、应对生活的很多方法，我们长期跟江湖打交道的话，都会有一些人的经验和应对，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包括对政治的应对等等，你想，当年八十年代末期《现代摄影》的检查都是侯登科给写的。 现在，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一些新的现象促使我思考，包括网络上一些现象，人们很容易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侯登科的摄影以及侯登科这个人搅和在一起，这反而让彼此都变得模糊了，我觉得这非常不好，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侯登科的作品也好，包括一些往事也好，可能还是需要人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摄影奖只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虽然这个奖是以他当年的遗愿来设立的。
基于《麦客》那组作品销售状况不理想，再加上几个原本答应资助侯登科摄影奖的老板屡次爽约，第二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就遇到了麻烦，都快到截稿期了，但资金却仍然没有着落，后来王西野出现，李媚和他先生老范亲自去谈，第二届的事情化险为夷，顺利地解决了，但往后怎么办，当时我非常焦心，王西野也有继续资助的意愿，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要把这件事促成。事实上，那个时候，包括王西野，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善意，尝试着去成全侯登科摄影奖这件事，尽管当时在北京谈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小的波折，但后来，这个项目还是成了，李媚接受了谷仓影像馆5届10年共100万元的赞助，并答应了用200张侯登科的照片来回赠谷仓艺术馆。 这200张作品是谷仓的一个特别收藏，王西野在后来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也谈过，他不会让它们进入市场流通，仅作为谷仓的馆藏作品而存在。
2010年4月3日，在老侯的家乡，陕西省凤翔县，他们签订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接受资助的合同。 7月，我去郑州于德水老师那挑选那200张照片，重新审视侯登科一生的4万3千张底片，我的心情反而变得沉重和沮丧，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残酷无情，另一方面，我也有我的私心，我觉得老侯的作品，应该有个比较完整的呈现，有个较为完整的收藏。这200张作品后来挂在雅昌艺术网了，加上《麦客》那25张，谷仓收藏的侯登科作品就有225张，作为一个私人美术馆，它对侯登科作品有了一个比较整体的收藏，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说实话，侯登科这一生里，所有拍摄的这4万3千余张底片，作为那个年代中国的摄影家，也许不算太少，但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或者放在一个历史的时空里来看，一个摄影家的一生，这个数量其实是不够的。 我时常会回忆起那一次挑选侯登科底片档案的经历，在选择这些照片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侯登科摄影的起步、求索、思辨、拍出大量好照片的高峰期，也窥视到了他生命后期摄影的低谷与无奈叹息。
在我看来，侯登科最好的照片，是那些静态的、肖像性的、经典的、可以上墙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老侯的很强的一个能力，他能在现场的环境里，快速地预判到、捕捉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构成，一个画面，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我觉得是很高能力的一个体现。 毫无疑问，我的选择包含了我对老侯的理解，包含了我自己对摄影的理解，还包含了这些年时间带给我观念的改变，面对着4万3千张底片，我沮丧、惶恐、矛盾，不仅在于那一刻是一个学生在对老师的一生做出选择，也是一个摄影师站在了另一个摄影师面前，用近乎残忍和严苛的、可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对他进行重新地审视。我不知道老侯在天有灵是否会同意我的选择，但我知道，对摄影、对人生的永不停息地思考，永不止步地尝试，一直是他精神里的一部分，这个甚至可能大于他的摄影实践，在我看来，这也是他教给我的最重要的部分。 后来“陕西群体”里的一些人老是说我是个群体的叛徒，当然这话有玩笑的一面，但是也却是有现实的一面，我自己的摄影没有再去延续侯登科他们那辈人的传统，用摄影去叙事，去说故事，去拍土地性的这种东西。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的摄影，和他们八、九十年代的摄影实践，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区别，我没有必要去走那条老路。我想，我要爱护自己，我要尽量地保持和延缓拍摄的高峰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健康地拥抱生活，抑或摄影。
从2003年到今天，老侯已经走了12年了，53岁正壮年就逝去，他是不幸的，可过了这么多年，还有李媚、于德水、闻丹青、顾铮、杨小彦、陈小波、王征等等这么多人无私的、不计任何回报的去完成他未尽的事业，他又是幸运的。 侯登科去世时，给李媚和于德水对这些底片和文稿的托管授权了12年，可能今年年底就到期了，老侯的大女儿侯小谨，为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延续又追加了5年的延期，也就是说法律上还是再次授权李媚和于德水来继续完成侯登科当年的委托。 他的二女儿侯玉洁正在美国学艺术品管理这个专业的博士，未来的话，可能侯登科这些作品都会交给她了，也许那时候一切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而李媚正在编辑的《侯登科全集》，把侯登科这一生的手稿、书信、包括底片，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呈现，这当然对于侯登科一生的总结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同的，无论是对侯登科，对侯家，还是对李媚、于德水他们，都算是一个事情的完成吧，我很期待早日看到这一天。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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