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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是通过一定仪式向神灵致以敬意并祈求佑护和赐福的习俗活动。重视祭祀，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特征。传统祭祀活动蕴涵着丰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祭祀文化凝结了浓厚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华夏民族敬天爱人、慎终追远、合亲尊祖、衍德崇宗的群体意识，内化为炎黄子孙情感认同的一种心理依托和精神纽带。祭祀习俗作为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沿革变迁，逐步超越了神灵崇拜的原始意义，成为反映时代精神、传承华夏文明的一种独特文化表现形式。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沿袭传统，举办祭祀活动，不应简单地做程式化的复古表演，而应结合当代生活方式和民众精神文化需求，在庄严肃穆的祭祀氛围中，追寻人文精神的陶冶、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
一、祭祀活动的产生
祭祀活动是伴随人类神话观念的产生而出现的，它起源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先祖圣贤的追思。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基本要素是天、地、人“三才”，因此，传统祭祀活动也主要有祭天地、祭先祖、祭圣贤三种类型。正如《荀子》所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 无先祖,恶出? 无君师,恶治? 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祭天活动始于殷周时期。在古人看来，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控制着万物的生死祸福，是万物之父。人们对它望而生畏，于是便产生了崇拜和祭祀。祭天活动突出一个“尊”字，到春秋战国时代，祭天活动已成为王室的特权和国家的第一大礼。祭地活动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是华夏民族感恩大地赐予的一种朴素情怀。在古人看来，大地养育万物，供给生命赖以存在的所有物资，是万物之母。所以，自秦汉以来，祭地活动就与祭天活动同时进行，祭地活动突出一个“亲”字，王公贵族与普通百姓皆可参与祭祀。
祭祖活动源于原始社会的灵魂观念，经氏族成员的代代言传渲染，至殷商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祖先具有一种神秘力量，能于冥冥之中监视子孙后代的行为并加以佑护和惩罚，子孙也深信经由祭祀活动的虔诚祈拜和供奉，可得到先祖神灵的保佑与赐福。祭祖活动在周代形成定制，并代代相传，遂成习俗。
祭祀圣贤是古人祖先敬畏和崇拜的延续与拓展。古人除对本族先人的神灵恭敬虔诚外，还对各行业有超常智慧能力、有厚重道德内涵、有突出历史功绩的名人先贤致以思慕之情，寄以心灵依托，为他们立庙塑身，定期举办祭祀活动。名人先贤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在人们长期的供奉祭拜中，他们渐渐由人到神，逐步演化为“家”、“族”、“根”的象征。其中延传久远、影响广泛的圣贤祭祀活动有祭黄帝、炎帝，祭孔子、关公等。
二、祭祀文化的形成
原始祭祀活动并不具有现代理性意义上的文化特征，它是古人在神话思维下的一种朴素情感反应。祭祀活动从神话思维走向理性认知，从祈神求福演变为节庆习俗，最终成为中国世俗文化的载体，主要归功于先秦儒家对祭祀义理的阐释和对祭祀礼制的整合。
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中，处处可见探讨祭祀的言论。如《论语》中有：“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等；《礼记》中有：“祭者教之本也已。”“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等；《荀子》中有：“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等。
先秦儒家重视祭祀活动，并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和阐释，逐步沉淀为祭祀文化和民族习俗，与先秦儒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先秦儒者是一批有知识、有技能的社会精英，在举办各种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通过主持仪式、施法做术、歌功颂德、编舞作乐等特殊技艺展示才能，被视为与神灵交流的使者，受社会普遍敬重并享有充分特权。先秦儒者优越的身份地位，使其思想言行能广泛影响社会民众，被民众信奉为经典和标准。随着先秦儒者对原始祭祀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改造、凝练、提升和规范，至西周时期，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典雅、较为固定的祭祀仪式、程序规范和行为标准，成为具有礼仪指导和道德教化功能的典章制度，从而使原始祭祀活动实现了神话超越，具有了理性的社会价值和伦理意义。
春秋战国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动乱时局，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整理和复述，使具有“周礼”形态的祭祀礼仪系统得以修复和延续。随着后世儒家对孔子礼制思想的系统阐释和发挥，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的儒家祭祀理念也逐渐融入民俗活动，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礼制特色的民俗祭祀文化。
三、祭祀礼俗的演变
祭祀文化自形成以来，其寄托情感、宣扬伦理、教化社会的核心理念延续至今并无改变，但祭祀礼俗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大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遵循“礼不相沿，乐不相袭”的传统，重新根据时代特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制礼作乐、编排祭祀仪典，使祭祀习俗不断推陈出新、发展演化。以历史上影响广泛的祭孔活动为例，可反映出这种祭祀礼俗的时代变迁。
孔子由于兴办私学、传承古学、开创儒学三大历史贡献，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受到历代尊崇和纪念。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孔子旧宅立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按岁时祭祀，由此开祭孔之先河。起初祭孔活动的礼制较为简单，自汉高祖刘邦以牛、羊、猪全备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始，祭孔活动的规模、规格不断提升，逐步成为隆重的“国之大典”、“国之大节”。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造孔庙，并将其做为社会祭孔的礼制庙宇。隋朝时期，太学国子监于每年春夏秋冬四季中第二个月的上丁日祭奠孔子。唐朝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各地州学、县学建孔庙以推广儒学，自此，学校祭孔普及全国。至宋代，祭孔活动已十分隆盛，宋太祖赵匡胤曾亲谒孔庙祭祀，宋徽宗赵佶用“王者之制”祭孔，并亲题匾额，下诏更名孔庙为“大成殿”。此后，大成殿成为孔庙的象征，凡有孔庙的地方皆有大成殿。明清时期，祭孔活动达到顶峰，朱元璋规定每年仲春和仲秋的第一个丁日，皇帝降香，派遣大员在太学祭祀孔子。清朝顺治皇帝定都北京后，在国子监立文庙，专门用来举行祭孔大典，并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把祭孔仪制提升到天子礼制的大祀规格，牲用“太牢”、乐用“宫悬”、舞用“八佾”、礼行“三献”。民国时期，随着东西文化的深入交流，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民众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祭孔活动的礼俗也发生了较大改变，民国政府明令将每年的农历8月27日定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休假一天，全国祭孔。祭孔的程序和礼仪也由献爵改为献花圈，跪拜改为鞠躬礼，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
历史更迭，时代变换，礼法自有损益。祭孔礼俗的发展演变既反映了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程度，也反映了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时代精神文化特点。由此可以看出，祭祀礼俗总是适应时代，不断在调整表达形式中促进人们情感联系，培养社会道德习惯和伦理观念的。
四、祭祀方式的反思
纵观祭祀活动从神话思维走向文化传承，从朴素情感反应发展为礼仪道德展现的历史流变，可以看出祭祀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起点和源泉，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原始祭祀活动孕育了传统礼仪观念的萌芽，夏商周初步形成了规范社会秩序的礼仪制度，春秋时期，孔子把礼仪与“仁”、与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儒家礼乐文化。随着儒家思想教育的普及，礼仪礼乐又与民俗交相影响，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礼俗传统。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和沉淀，礼俗传统逐步发展为社会生活、人们交往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准则，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社会功能和历史影响来看，传统祭祀活动不仅是敬畏自然、追思前贤、表达情感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而且是展现礼仪、宣扬文化、继承传统、教化民众的一种有效载体和方式。所以，从其本质意义上讲，祭祀活动是深沉情感与高度理性不断融合的产物，出于自然，发乎人情，关切社会，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浓厚的人文精神。
既然传统祭祀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文育化，那就应以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念和方式来认识、组织和举办祭祀活动。文化具有传承性、创新性，因此，祭祀方式也应在吸收传统的基础上从时而入，因时而变，与时俱行，有所扬弃，以适应当代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认知习惯和精神价值趋向。
近年来，传统文化备受重视，各地举办祭祀活动十分活跃。这些蓬勃兴起的祭祀活动多为纪念性文化展示活动，因此，在祭祀方式上应当深入研究传统祭祀活动的真实文化内涵和当代社会价值。如果照抄照搬仿效古代祭祀形式，着古装，行古礼，成为一种“表演”，就难以在情感上引发参祭者的思想共鸣和精神熏染。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以宣扬文化目的而举办祭祀活动，就要既注重“通于古”的传统继承性，又注重“适于时”的时代革新性，使祭祀活动既有传统礼仪的严整规范，又有当代生活习惯的简约实用，从而使参祭者置身其中、身临其境，有“非物自外至,自中出于心、心怵奉以礼”的情感触动，以真正达到在潜移默化中寻求精神洗礼、文化陶冶、道德教化的人文精神传承目的。
通过积极探索和共同实践，使重礼仪、守礼法、讲礼信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内化为当代人的思想自觉，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和内在源泉。 摘自衢州政協网何鹏翔[论祭祀的 核心价值和时代精神]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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