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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与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喜欢指责对方“不懂道理”。虽然，这充分而生动的显示了，中国人注重讲道理的文化特征，但是，客观的说“不懂道理”这个概念，大概只有50%的道理。 因为，所谓的“道理”就像一切知识一样，大致可以分为科学的和伦理的两种，就前者而言，确实有“不懂”的可能性，而对于后者来说，“不懂”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儒家历代都有非常生动的阐述，比如在《大学》里，作者就一针见血的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音切），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掩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说明，任何人其实都对自己的行为的是非对错，看看的清清楚楚（这里的“人”不应当理解为别人，而应当理解为自己。）所以，原则上说没有不懂得是非，不懂得道理。如果说有，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到了明朝，王阳明又提出了“良知”这个更加简洁直白的概念，认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是能够顺着良知的指引去行动，那么就是合乎天道的，就是正确的。关于人人皆有良知这个基本命题，阳明学中有一个，流传甚广又极为生动的故事： 据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也有版本说就是王阳明自己），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所以，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可以明辨是非，也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懂道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实当中，确实有许多人在干着“不懂道理”的事情；而且其中的很多人，干着“不懂道理”的事情，还干的非常理直气壮；而且还有一部分人，不仅干的非常理直气壮，还能讲出一番他的“理”来。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简单的说，就是“羞耻”两个字，更全面一点说就是“羞耻观”三个字。 这个过程说起来可能略微复杂一些，我们需要首先明白什么是“道理”。我们现在习惯了这种两个字的双音词，但是在古代，中国人常用的单音的，也就是一个字的词，也就是说虽然“道理”放在一起，其实“道”是“道”，“理”是“理”。所谓“道理”就是符合道的理。 这就说，世界上可能有多种“理”，但是由于“道”是唯一的，所以，原则上说“道理”也是唯一的。其他的，出自于某人之口的“理”，即使被冠以“道理”之名，其实也是歪理。 只不过在现实中，“道”是个玄妙莫测的概念，很难直接哪来作为参照物，来确定那个是“理”是“道理”，哪个“理”是歪理。于是人们，通常是用一种行为（或者观念），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来作为其是不是有“道理”的依据。 而羞耻观，对人们观念的改变，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与“道理”一样，“道德”这个词，最初也是“道”是“道”，“德”是“德”。其中的“德”的本意是得，是从“道”当中获得，并内化于自身的那一部分。只不过，这一部分由于有了人这个可见的载体，因此也得以通过“行”——行为表现于人前。 所以，什么叫“道德”？道德就是符合道的德。所以符合道德得行为，也就是符合道的规律——“理”的行为，也就是有道理的行为。此时，道—德—行形象的说，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顺畅的，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已经包含着，由其所得到的本性而产生出来的，对某些事物有所追求的本能。 但是，由于人是思想能力的，而且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思想能力恰恰其赖以在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核心能力。基于这种能力，人就会产生出一种叫做羞耻感的情感。 与所谓的“追求”不同： n 追求所对应的行为，是向着某个外在目标的正向运动，其所要改变的是未来的结果，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能够得到。其本质是以趋利为目的的。
因此，一旦所谓羞耻观，不再是以迷失自我为羞，而是以没有拥有某种特定的“物件”为耻，那么，如下图所示： 人们对“德”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出现扭曲——不再满足于自然之德，而要去追求某种特定的“德”；不再以自己已经得到天性为德，而要以得到某种特定的东西，为“德”。 于是，人的行为也将随之而发生扭曲和偏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扭曲的行为，才是有道理的行为。只不过在别人看来，就是因为不道德，而不懂道理的行为了。 而且，与由“追求”（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产生的行为相比，由“羞耻”产生的行为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不同之处。 那就是：
这是因为，虽然人的一切行为归根到底不过是“趋利避害”四个字，但是如下图所示，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所以，为趋利而有所追求的行为，与因为对现状感到羞愧而避害的行为相比，无论在急切程度上，还是坚定程度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并不是他想追求什么，而是他对什么感到羞耻，想摆脱什么。 对此，古人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在《论语》中有一句看似小题大做的话——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为什么，对于一个“志于道”的士，一旦“耻恶衣恶食”，就立刻变得“未足与议”了呢？ 原因就在这个“耻”字上。 因为，他的“耻”会压倒他的“志”。因为他对摆脱“恶衣恶食”的那种急切，将会胜过他对“道”的追求。最终将他的关注焦点，锁定在对衣食为代表的世俗琐事之上，将他的行为捆绑在对衣食为代表的世俗利益的追逐上。
这种人怎么能和他讨论什么大道呢？更进一步的说，他讨论大道的目的，又将是什么呢？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完全“不懂道理”，完全不知道“道理”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否则就没有“志于道”这一说了，只不过因为有了如此具体而鲜明的“耻”之后，“志”就会显得无比的苍白，最终只能蜷伏于“耻”的脚下。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才会看到，说大道理的时候，几乎无人不知是非，无人不憧憬高尚。但是在行为上，却充满了自欺的苟且，以及用于欺人的伪道理。
原因就在于，人们心中存在着对“没有”的耻——耻于没有××，耻于没有××，耻于没有××…… 这种感觉让人无法忍受，让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必待去之而后安，于是，人们就表面上看是理直气壮的，实际上却是迫不及待的，甚至是慌不择路的，去做那些任，何一种能够让他们觉得可以摆脱这种耻辱感的事情。 但又因为终究无法完全泯灭心中的良知，所以又要发展出来种种××道理，来自我安慰，或者说自我“壮胆”——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是不会因为违背大道而遭受惩罚的。 当各种××事，说各种××道理的人多了，也就是通过自我欺骗，来自我安慰的人多了，就会发生一种“共振效应”，把原本属于个人的自欺，转变成为一种团伙性的，为了自我保护而去保护他人的，共同维护一个谎言的行为。 这个被他们共同维护的谎言就是——真正的，其实是人人皆知的那个道理是错的，至少也是不现实的。
于是，一种新的共识，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理就诞生了，世界也从此改变了颜色。 对此，《庄子·天地》篇中有一段话，说的更加生动而刻骨： 子贡在南方的楚国游历，返回时在晋国的路上，经过汉阴时，见准备浇水种菜的老丈——“汉阴丈人”，挖了一条地道通向井，抱着一个坛子取水浇灌地，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收效并不明显。子贡就对他说：“现有机械用来灌溉，一天可以浇灌一百块菜地，花费的力气很小而成果大，您不愿意用吗？” 种菜的人仰头看着他说道：“怎样？”子贡对他说：“用木头做一个机器，后重前轻，提水就象抽水一样，出来的水非常多，这种机器的名字叫做槔（gāo）。” 种菜的人先是很生气，转而笑着说（被气笑了）： 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所谓的“纯白不备”，就是失去了内心的纯净，就是失去了由道而德，由德而行之间的那种直接而顺畅的联系。 因为所谓的“机心”就是机巧之心，就是想绕过“道”与“德”的必然联系，而得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那些东西，或者打破原有的规律，用更少的付出，换取更大的收益的那种心思。
反之，当这种顺畅得以保持的时候，纯白就是人中的底色，任何不正常的颜色，都会被显示出来。 一旦失去了这种纯白，人内心的底色，就发生了变化，黑的，花的就可以因为不显，而得以堂而皇之的存在，相反，白的却成了另类。
当这种变化，逐渐蔓延开来，形成一定规模之后，那么整个世界的底色，也将逐渐失去其纯白，逐渐被改变成某种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颜色。
只不过，无论是保住纯白，还是改换颜色，都是由羞耻观决定的。
合二者而观之，我们就会看到——不是追求而是羞耻观决定了世界的底色。
所以，对物质不是不能追求，并不是说，“志于道”之后，就不想穿件好衣服，不想吃点好吃的，不想追求美好生活了，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了。
只是不能以“没有”为耻，不能在鼓励追求物质的同时，忽视甚至放弃对羞于有机心，羞于不懂道理的羞耻观的构建与维护。 因为， 那将使我们的社会，失去纯白的底色， 进而不仅因为失去对黑的过滤作用，而让黑的可以勇敢的黑，花的可以放肆的花。 而且还会让许多—— 不太坚决的白，不敢白。 本来可以不黑的黑，不敢不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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