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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明 英宗 朱祁镇（1427--1464）
朱祁镇的经历比较复杂：九岁登基，二十三岁成了战俘和太上皇，三十一岁再次称帝，三十八岁病故，是朱明王朝唯一一位梅开二度的皇帝。在前十四年的皇帝生涯中，他基本上无所作为。
（一）
年幼登基
朱祁镇的父亲是明宣宗朱瞻基，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其母为谁，则无从稽考；不过，他倒有个名义上的或是冒名母亲，就是朱瞻基的第二任皇后孙氏。这个“秘密”，不能说地球人都知道，但在隐秘的皇宫中却是尽人皆知的。
孙氏出生于一个县主薄之家，恰好朱瞻基的母亲张皇后的娘家也住在此城中。两家不知怎的搭上了关系，年仅三、四岁的孙丫头就进了张家的门，成了张皇后之母的“丫头”。也有人说是因家境贫寒，卖身为奴的。
皇后之母经常入宫探望女儿。她老人家面善心慈，多次在皇后女儿面前夸赞孙丫头，说她是个美人胚子，将来一定会出落成国色天香、才貌双全的贤妻良母。张皇后很孝顺，依了娘的话，把孙丫头接近了皇宫，在自己身边当差。孙丫头伶俐勤快，极得皇后欢心。
朱瞻基当了太子后，娶了胡家女儿为太子妃。张皇后见儿子身体强壮，且胃口极大，便顺手将孙丫头给了儿子，当了个小老婆，那个年代叫太子嫔。朱瞻基早已对老娘身边的这个美人垂涎三尺，此番遂了愿，更是宝贝得不行。孙嫔的风头渐渐盖过了胡妃。
登基后，朱瞻基封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也许是怕孙贵妃受委屈，也许是为了表“忠心”，朱瞻基虽然不能在名号上让二人相同，就想方设法在其他方面弥补，来宽慰宠妃。
按照规矩，皇后金宝全册，就是既有金印又有绶带证书以示荣耀；皇后以下有册无宝。朱瞻基力行改革，给孙贵妃发了一个金宝，开创了贵妃有宝的先例。
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孙贵妃在皇帝心中的份量，把个孙贵妃喜得梨花带雨，捧着金宝娇呼万岁。朱瞻基闻听莺声燕语，酥了半边。
胡皇后也罢，孙贵妃也罢，尽管同沾雨露，就是不见肚皮隆起，恨不能找个枕头充数。胡皇后老实，顺其自然，静候胎音；孙贵妃或是聪颖，或是受高人指点，或是受朱瞻基怂恿，暗中把宫中其他女人初生的孩子抱来抚养，这就是朱祁镇。他的生母不知是何人，也不知所终，可怜的女人！
有了孩子做后盾，孙贵妃底气陡涨，公然与胡皇后分庭抗礼。胡皇后肚中有“缺”，忍气吞声，高挂免战牌。心爱的女人有了后代，朱瞻基也有了信心，不久就派人暗示胡皇后，“请”她让贤。
胡皇后自知斗不过孙贵妃，“主动”请辞，被老公赐号为“静慈仙师”，念经拜佛去了。孙贵妃成了皇后，母仪天下。朱祁镇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年他只有四个月大，他的老子也不到三十岁。
按照朱瞻基的如意算盘，自己即使不能像曾祖父朱元璋那样当三十一年的皇帝，也会如祖父朱棣一般在皇位上超过二十年，肯定不会像倒霉的父亲仁宗朱高炽那样只在位一年。到那时，就算撒手人间，但儿子业已成人，自己完全可以含笑而去。
然而，在儿子九岁那年，朱瞻基大病一场。无常索命，太医束手，仙丹失灵，皇帝没救了。临终前，朱瞻基最割舍不下的是老婆孩子，尤其是对儿子朱祁镇的前途和命运难以放心。
用尽最后一点脑力思考一番后，他留下了一份奇怪的遗诏，主要内容是：国家重务白皇太后。意思是国家大事要禀告太后，由他的生母、以前的皇后现在的太后张氏定夺。
这份遗诏奇怪之处有二。其一，没有像他前三任皇帝那样明确指定皇位继承人。朱瞻基的祖父、明太祖朱元璋，遗命由自己的孙子朱允炆继位；他的祖父明成祖朱棣和父亲明仁宗朱高炽，都在死前确定由皇太子登基为帝。朱瞻基却对当了九年太子的儿子朱祁镇未作出任何安排或暗示；
其二，朱瞻基的皇后孙氏健在，且正处于壮年，理应由皇后以皇帝遗孀的身份处置国事，而朱瞻基却将国事全盘托付给了风烛残年的老母亲。此种原因何在？
朱瞻基的考虑和安排不无道理。第一，他力图避免出现因子幼母壮而导致天下大乱的情形出现，如果他明确表示让儿子继位，则孙皇后升格为孙太后，必将以母亲的身份干预朝政，他人无从置喙，孙氏的权利和影响无人可以限制，明朝就有可能出现第二个吕后或武则天，朱家的子孙也许会有一场灭顶之灾，江山也有可能出现动荡；
第二，母亲张氏由皇后而为太后，在宫中已有十余年的时间，树大根深，势力非凡；如果他再进一步扩大母亲的权力，则张氏这个婆婆定能在法理上和道统上遏制孙氏这个儿媳妇。即便朱祁镇登基后，孙氏会升格为皇太后，但她上面还有一个更为强势的太皇太后，谅孙氏无力掀起什么风浪来；
第三，以朱瞻基对母亲的了解和对朝局的判断，他认为儿子朱祁镇登上皇位并无障碍。因为儿子毕竟已经当了九年的太子，虽然年幼，但肯定是众望所归，任何人也无力动摇儿子国之储君的地位，除非母亲希望天下大乱；而且，在朱瞻基看来，他交权给母亲，张氏必能理解儿子的良苦用心，感念儿子的孝顺之情，在护国的同时必能护“孙”，使儿子能在九泉之下安心休养。
宣德十年（1435）正月，朱瞻基终于合上了双眼，举国哀悼。朝廷内外，人们纷纷打听：新皇何时即位？
谁知一连过了五、六天，仍然未见动静。一时间谣言四起，说张太后要立自己的小儿子襄王为帝。内阁首辅杨士奇、杨荣等人坐不住了，与文武百官上书张太后，请她给个说法。张太后赶紧召诸大臣到乾清宫，指着朱祁镇，老泪婆娑地说：“这就是新天子！”群臣一激动，纷纷跪在地上，山呼万岁。朱祁镇就此登基，时年九岁。
（二） 王振专权
朱祁镇即位后，立即下诏，尊祖母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皇后为太后。祖孙三代，两妇人一幼童，开始治理天下。
因皇帝年幼，群臣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老太太予以拒绝，她说：“毋坏祖宗家法。”朱祁镇此时是明朝第六代领导人，在他之前确无夫人垂帘之事，老太太言之有理。不过，她老人家可能还有更深层此的想法。
如果婆婆垂帘，儿媳妇放在何处？孙氏怎么说也是朱祁镇的“嫡母”，又带着太后的大帽子，总不能把她撇在一边吧。所以，即使垂帘，也应是两宫垂帘。婆媳二人共同垂帘，似乎历史上没有先例。
而且，张老太太可能也想到了，如果定下垂帘的规矩，年事已高的自己比一定哪天就会离开人世，那么此帘之后的主人必定是孙太后一人。这是她老人家和已经过世的儿子所不愿看到的景象。因此，张太皇太后坚决不同意垂帘听政。
老太太是个明白人，自知在国事上自己没啥经验和本领，干脆将朝政交给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薄等一般老臣，自己躲在后宫调教孙子，颐养天年，有事的时候，她才派太监到内阁询问。
她这一撒手，孙太后这个从前的丫环，后来的儿媳，现在的太后，即使有野心，也没有理由干政了。好在据史书记载，孙太后还是非常本分的。
“三杨
”以大学士的身份组成内阁，操持着王朝的一切。杨士奇有学识，杨荣有才识，杨薄有雅操，三人同心协力，勇于任事，敢于发挥各自的才能，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在朱祁镇初次为帝的前七年，出现了“三杨”开泰的良好局面。
静水之下必有潜流。就在“三杨”尽心国事之时，一双阴鸷的眼睛正在死死盯着他们手中的权力。
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宦官王振。
王振，山西尉州（今尉县）人，年少时自阉入宫。此人颇通文墨，在内书堂当了一名小太监；后来调往东宫，任局郎，专门侍候时为太子的朱祁镇。
王振是太监中不可多得的“阉”才，极有长远眼光，看准了眼前这个小太子早晚要变成大皇帝，便把朱祁镇当成活祖宗供奉起来。这个太监，是为尽心尽责的不男不女的保姆，整日围着朱祁镇打转。不论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王振都想老母鸡般护卫在朱祁镇身边。
他教太子识字，哄得太后、皇帝、皇后眉开眼“花”，认定这个太监是大大的忠臣；他驮着太子四处乱窜，八方游玩，花样百出，逗得朱祁镇玩心大炽，睁开眼就要找王公公。时间一晃就是七、八年，俩人之间的感情日益浑厚。
对于一个幼儿而言，生于帝王之家，物质上无忧，情感上匮乏。朱祁镇有父却似无父，他的父亲忙于国事，忙于传宗接代，没空管他；有母却似无母，生母不知是谁，“嫡母”孙皇后按规矩不能亲自抚养他。
童年的朱祁镇，身边是宫女、奶妈、保姆、太监，他自然亲近他们，更亲近对自己最“好”的王振。大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朦胧中觉得王振即使父亲又是母亲，所以他最听王振的话，是王太监的“好孩子”。
朱祁镇当了皇帝后，王振也熬出了头，成了大太监，掌管司礼监。司礼监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替皇帝管理一切走账，甚至可以替皇帝批阅处理，权力极大。
可以这么说，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皇帝倦于或懒于政事时，司礼监太监就是幕后皇帝。因此，司礼监是明朝宫廷中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头领极为煊赫。
司礼监太监人选的条件无非有三：一是皇帝认为他忠心耿耿；二是识文断字；三是要有心机。王振恰好占有此三条，便出任此要职，成为皇帝心腹中的心腹。
有了实现野心的平台，王振当然不能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以他的狡猾，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上有太后，下有“三杨”，王振要想出人头地，把持朝政，尚待时日，绝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把事情搞砸了，会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
王振揽权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循序渐进，力求保险。
王振善于揣摩人的心理，知道“三杨”的喜好，于是极力伪装自己，投“三杨”之所好。
一日，他随朱祁镇到内阁听政。正事完毕后，他对“三杨”痛心疾首地言道：“各位大人，昨儿个皇上又去打球了。先帝爷当年因为玩球，几乎误了天下。现在皇上又这样，怎么得了啊！”
“三杨”大为震惊，又极为感动，觉得小皇帝身边有这样一位识大体、顾大局、防微杜渐的太监，是天下之福，对王太监刮目相看，交口称赞，渐渐放松警惕。
时间一长，王振急于揽权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了。他数次擅作主张，处理朝政，惹得杨士奇大为光火，撂挑子回家，三日不上朝。帝国的政治机器几乎停转。
张老太太听说后，急得上火，派人将王振痛扁一顿，打了个半死。然后她让朱祁镇把“三杨”等人召来，当面决定处死王振。王振吓得软瘫在地，朱祁镇惊得目瞪口呆，眼中流露出悲戚。
杨士奇等人看在眼里，十分顾忌小皇帝的感受，跪下为王振求情。张老太太念王振看护孙子有功，又见大臣们替他哀告，于是就饶了王振一命。王振挣扎着跪了起来，捣头如蒜，从此收敛了不少。
正统七年（1442），张太皇太后病逝，十六岁的朱祁镇开始亲政。此时，杨荣已经过世；杨士奇因受杀人犯儿子的连累，脸上无光，闭门不出；杨薄年老多病，独木难支。新任阁臣马渝、曹鼐等人尚未成气候。郁闷了许久的王振，遂跳将出来，兴风作浪。
朱祁镇对王振的重新“出山”，大为兴奋，感到有了主心骨。他呼王振为“先生”，仿佛当年刘备得了诸葛亮一般，如鱼得水，如释重负。这个少年天子，把国事完全交给了王“先生”，自己躲进深宫，吃喝玩乐去了。
卷土重来的王振，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主要忙于“正名”、“立威”。
“正名”，就是为他自己和天下的宦官们摆脱“不得干政”的束缚。
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严防宦官干政。他在皇宫门口挂了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是祖宗家法，也是大明律条，当年张太皇太后要杀王振，就是依据这一条。
王振进进出出，看见这块铁牌，以前是喉头发紧，脊梁冒汗，现在是双目冒火吹“鼻毛”瞪眼。在他看来，这是他专权干政的法律障碍，不可不除。他也不请示朱祁镇，自己下令将铁牌摘去。
宫中的太监们闻令，纷纷伸出两个大拇指，连夸王公公有胆，像个大老爷们；然后一拥齐上，七手八脚地摘下铁牌，扔到了不见天日的旮旯里。朱祁镇听说后，微微一笑，不以为忤，照旧玩他自己的去了。
此牌一去，太监露头。从此，明朝太监开始把持朝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既非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也非亡于“蛮夷”满清之手，而是亡于太监干政。
“立威”，就是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是大兴土木。他在皇宫东边仿照皇宫模式，修建了一座豪华的私宅，雕梁画栋，穷奢极欲；又造了一座智化寺，动用国库，浪费惊人。此举是向世人表明，俺王公公想干啥就干啥，你奈我何！
二是打击异己。这是得志后的无耻小人的拿手好戏。
正统八年（1443）夏，天降暴雨，雷声阵阵，震耳欲聋。侍讲刘球上书朱祁镇，认为天相示警，请皇上提防奸人。王振大怒，认定刘球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矛头对准自己，遂擅令将刘球逮捕入狱。不久，王振又指使手下将刘球肢解。
大理少卿王暄、祭酒李时勉为人正直，一向不用正眼瞧王振。王振捏造证据，将王暄差点迫害致死；李时勉被打发至国子监看门，斯文扫地；御史李铎膝盖极硬，路遇王振，立而不跪，被发配至天寒地冻的东北铁岭。
原本是王振手下的内侍张环、顾忠和锦衣卫的一个小特务王永，看不惯王振的作派，良心发现，在京城四处张贴匿名小字报，揭发他的恶行。事情败露，三人都在菜市口被五马分尸，其惨无比。
王振不仅打“苍蝇”，也打“老虎”，朝廷中的几位高官也曾遭到他的凌辱。户部掌管天下钱粮，是国家的“钱袋子”、“米袋子”，是一个重要的衙门，其官员一个个财大气粗，眼睛一直朝上看。碰到王振，算他们倒霉。
某年，户部得罪了王振，王振大怒，把户部主要领导一锅端，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常三人，披枷带锁，罚跪于长安门外，官威尽失。处理这么一个重要部门的官员，是件震动朝野的大事，王振却一不请示，二不汇报，自主当事，高下由心。
朱祁镇这个皇帝，对此事毫不知情。即使他知道了，也只是笑笑而已，因为“王先生”办事，皇帝放心。
有时候王振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货，根本不管对方的来头有多大。驸马都尉石璟，是皇家的乘龙快婿，朱祁镇的姐夫，攀龙附凤，平日里很是威风。闲来无事，他在自己的驸马府中大骂随老婆陪嫁过来的宦官，骂了个狗血喷头，感觉很爽。
王振听说后，觉得石驸马指着和尚骂秃子，是对整个太监团体的莫大污辱，将石璟逮捕下狱，弄得石驸马百般摸不着头脑。他的老婆这位昔日的皇家公主，八方求告，方才保住了老公的小命。
三是网罗班底，拼凑喽啰，培植势力。
王振集团的核心人物是他的两个侄儿，一个叫王山，任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叫王林，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叔侄同心，兄弟联手，牢牢控制了锦衣卫这一当时势力最大的特务机构，侦缉、监听、跟踪、逮捕、关押、谋害，无所不用其极，对王振的对手或潜在的敌人编织了一张给密不透风的大网。触网者轻者流放，重者身首异处，吓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互相戒备。
王振集团的中坚力量是一帮太监，其中的马顺、郭敬、唐童、陈宫等人最为猖獗。他们要么在宫中任职，仗着王振的实力，趾高气昂，横行京城；要么出镇地方，名为监军，实为首脑，指手画脚，蹂躏州县。
王振集团的外围势力是一群寡廉鲜耻的朝臣。兵部尚书徐晞在职时，见到王振就不由自主地屈膝下跪，工部郎中王佑干脆拜王振为“干爹”，被提拔为工部侍郎，成了二把手。另外还有不少朝臣贪生怕死，要么争当王太监的义子，要么四处搜刮金银财宝，拱手奉献王振，不求闻达，但求苟活。
这样一来，满朝文武除了于谦等正人君子之外，都成了王振的走卒或爪牙，明朝进入了一个太监专政的黑暗年代。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但绝不是唯一一次。王振开创了明朝太监专政的先河，刘瑾、魏忠贤等人又将其发扬光大。
（三） 土木之变
王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手遮天的自己的最难以招架的对手，不在国内，而在域外；不是汉族人，而是蒙古人。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从蒙古人手中收复了中原，建立了明朝。蒙古人远遁北漠，回到其祖先的发祥地。群龙无首，内战连连，一直未能威胁明朝。
到了朱祁镇的父亲、宣宗朱瞻基在位时，蒙古族中的瓦剌部落在丞相脱欢的策划下渐渐强盛起来。正统四年（1439）脱欢去世，他的儿子也先接过了父亲的相位，后又任太师，把持了瓦剌部落的实权，可汗脱脱不花是个傀儡而已。
也先既有胆略，又具才干，将瓦剌部落的势力范围逐年扩张，形成了一个东至辽东，西到今新疆、甘肃等地的庞大汗国，对明朝的挑战日益严重。
兵部尚书邝堃等人多次上书，要求严防瓦剌。朱祁镇只顾在宫中休闲，把此事推给王振处理。王振压根就未将瓦剌放在眼里，既不整军，又不备战，坐视瓦剌的强大。
也先极有野心，试图策马中原，回复蒙古帝国的昔日雄风，但羽翼未丰，实力不逮，只好卑躬屈膝地向明朝进贡。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换取本部落所需的丝绸等奢侈品，既可自己享用，又可转手西卖，获取暴利；另一方面是麻痹明朝。
瓦剌进贡的大宗物品是马匹，明军缺的正是此物。这样的交易对双方都有益处，一直持续了十年。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王振不知哪根筋不对，忽发神经，让礼部核实贡使人数，按实赏赐，一反过去对瓦剌虚报人数、冒领赏赐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同时，自作主张，将马价减去五分之四。也先闻讯，于当年七月兵开四路，大举入寇。塞外明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逃，也先顺势围困了大同城。
边报传来，满朝哗然。王振反而不惧，劝朱祁镇御驾亲征，道是瓦剌不堪一击，皇帝定能旗开得胜。二十三岁的朱祁镇一向听从王“先生”的话，又可能觉得在北京城中闷得慌，也想出去打个仗玩玩，遂下诏出兵。大臣们交章劝谏，皆无效果。
七月十六日，仅用几天时间凑成的五十万大军，匆忙上路，开向大同。一路之上，屡遭风雨，人马俱疲，随行的兵部尚书邝堃也从马上摔下，身负重伤。他不顾伤痛，苦劝皇帝回京。王振大发雌雄威，罚邝堃和另一个户部尚书王佑在草丛中跪了整整一夜。
也先得知明军来援，佯装惧怕，撤围退兵，企图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八月初一，明军未动一刀一枪，顺利进入大同城。王振兴高采烈，一个劲地夸赞朱祁镇这个皇帝威力无比，吓得敌人望风而逃；同时捎带着自我表扬，说俺王公公料敌如神。朱祁镇对王振更是敬佩有加。君臣二人似乎未觉得过瘾，准备继续北进，再抖抖威风。
王振的死党郭敬，时任大同镇守太监，尝过瓦剌军队的厉害，这时不得不站出来，把前线的实情和敌人的实力源源本本地告诉了王振。王振这才如梦方醒，大叫不好，让朱祁镇班师。朱祁镇立即下令，全军回撤。进亦由王振，退亦有王振，朱祁镇这个皇帝实在好当。
撤军路线由王振一手安排，他让大军途经他的老家尉州。项羽当年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王振也是这个想法。他想：能带着皇帝回家，当今天下有几人！一则让那些以前瞧不起和瞧得起自己的人看看，俺王振回来了，还带着当今圣上，了不得了！二则让长眠于地下的八辈祖宗们听听，断子绝孙的王振，现在的动静，大着呢！
大军刚刚走了四十里，王振忽地一声怪叫，急吼吼地下令部队改道。朱祁镇摸不着头脑，将士们更是糊涂，王振亦不解释，只得由他摆布。队列大乱，人嚷马嘶，急成一团。
原来，王振灵光一现，想到五十万人马经过尉州时，上百万条腿还不把地里的庄稼踩平了，那可都是俺的家产啊！
随行护驾的大同参将郭登，敏锐的嗅出了空气中的血腥味，意识到也先不久就会尾追而来，一场激战迫在眉睫。他向朱祁镇建议，大军不易改道，理应按原路线继续前进，抓紧时间，以防不测。朱祁镇眼里哪有一个小小的参将，对他的建议一口否决。
也先探知明军后撤，立即下令全线出击，紧追不舍，务求全胜。被王振这一折腾，明军被敌军追上。王振此刻仍有“大将”风度，命令后卫部队与敌军交火，自己和朱祁镇不慌不乱地继续前行。
到达土木堡后，王振下令停止前进。因为他自己的千余辆大车满载宝物，行动迟缓，落在了后面，他要等一等。这个太监，死到临头，仍然舍命不舍财。
兵部尚书邝堃，目睹殿后的部队被瓦剌骑兵打得落花流水，心急如焚，上书朱祁镇，请他火速赶往居庸关。王振扣押了奏章，他的算盘是：皇帝在，兵就在；兵在，他的财务就有了保险。
邝堃急得胡子都白了，直接找到朱祁镇，当面陈述意见，被王振蛮横地命人轰了出去。朱祁镇在旁无动于衷，在他心中，一个念头总也挥之不去：听王先生的话，跟王公公走。
朱祁镇在土木堡呆了一夜。第二天，追赶而来的瓦剌骑兵将明军团团包围住。经两天激战，明军大败。见情势危急，朱祁镇倒还有几分血性，将“先生”留在中军大账，亲自出马，率众出击。
瓦剌骑兵不怕大明皇帝，大砍大杀。大明皇帝回天乏术，只好跳下马来，盘腿而坐，静候敌兵。这种临危不惧、从容就“俘”的气度，却非凡品所能为。
皇帝被俘了！消息迅速传开，明军顿时土崩瓦解，四散逃命。王振惊得呆若木鸡，浑身发抖。在他身边的护卫将士樊猛，人如其名，果然生猛，大吼一声：“俺为天下除了此害！”挥起铁锤，把王振连冠带首砸了个粉碎！
远在北京的朝廷，听闻皇帝被俘的消息，乱成一锅粥，有的主张重金赎回，即使割地也在所不惜；有的建议南迁，避兵锋芒。在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持下，孙太后下令由朱祁镇的同父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主持朝政。
朱祁钰命人抄了王振的家，没收了金银六十余库，玉百盘，高六尺的珊瑚二十余株，以及难以估计的大量珍玩。王振当权七年，聚敛了偌大家产，自己却无福消受了。人没了，贪来的钱没花了，这便是贪官的悲哀。
不久，朱祁钰当上了皇帝。朱祁镇被遥尊为太上皇，他的第一次皇帝生涯宣告结束。
在此之后，也先挟持朱祁镇攻大同、战北京，都无果而终。见朱祁镇已形同鸡肋，失去利用价值，也先只好将他释放。
在瓦剌当了一年俘虏的朱祁镇，回到北京后又被朱祁钰安置在南宫，重兵看护，名为奉养，实为软禁。
一晃将近八年过去了，度日如年的朱祁镇突然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机。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朱祁钰病重。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王振的死党、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政变，迎立朱祁镇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钰被贬为郕王，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复辟后的朱祁镇仍然执迷不悟，万分怀念王振。他为王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建立祠堂，四时祭祀，并亲自赐祠堂名为“精忠”。死了八年的王振又抖了起来，俨然成了精忠报国的岳飞的翻版。
朱祁镇又当了七年皇帝。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夺门之变”中的功臣。徐有贞被削职为民，石亨在狱中病亡，曹吉祥被凌迟处死，朱祁镇大获全胜。
天顺八年（1464）正月，朱祁镇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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