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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世纪初，一些学者（刘华杰、田松等人）率先引进科学传播理念，并希望以此替代中国大陆运行达50年之久的科学普及，应该说学者们对于问题的聚焦是准确的，然而，这些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科学传播的效果如何呢？换言之，在过往的生活中曾涌现出的重大事件中，科学传播可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客观地说，成功的案例与亮点并不多。在大众需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科学传播的效果并不乐观。在过去的15年里，学者们从理论上解决了科学传播的一些基本结构与理念问题，如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与传播受众之间的关系，并力图形成一种有针对性的科学传播范式，这些努力，对于一门新兴学科而言都是基础性的重要工作。但仅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毋庸讳言，科学传播在中国除了传播知识的狭义功能外，还肩负多重使命：启蒙、去蔽与填充。这项使命要求科学传播从内在机制结构上满足中国人的多元化精神需求，也只有基于此，科学传播才会呈现出对于时代的敏感性，以及开拓出新的生长点，从而带来传播效果的“状态-结构-绩效”的真正改变，否则，科学传播之路会越走越难，最终消失在人们的关注视线之外。 一 人类认知框架的四维结构 现代的认知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实，人类认识事物是通过头脑内已有的认知框架来完成的，而认知框架内的运作机制则是通过认知图式来实现的，而认知图式是由各种理论构成的。我们是通过自己头脑内的理论来认识世界的，没有理论也就无法认识世界。关于这点，哲学家汉森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经典命题中已有很好的论证。由于观察是被理论绑架或者污染的，那么，就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如果我们头脑内的理论是退化的，那么我们看到的世界也将是退化的。既然理论影响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察，那么选择正确的理论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的紧迫任务。笔者认为人类的认知结构是四维的，即真理之维，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关涉真假问题；伦理之维，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它关涉善恶问题；审美之维，解决人与自我的关系，它关涉美丑问题；信仰之维，解决人与灵魂的关系，它关涉意义与存在的问题。正是这四维的存在决定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由于人类同时具有两种生活，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缺一不可，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物质生活需要消费物质产品，精神生活需要消费精神产品。对于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只要政治不瞎折腾，在科技的帮助下，解决物质生活的需求是可以做到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问题。同理，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是须臾不可少的，一旦精神产品的生产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中断或者低质产品盛行，同样会出现群体精神生活匮乏的局面。想想各种低劣的邪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盛行，无非是反映了两点：其一，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精神产品的生产出现了问题，导致出现制度性短缺与匮乏；其二，邪教等文化现象的出现弥补了精神产品市场供给不足的真空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是愈发强烈的，在缺少优质精神产品的背景下，即便劣质产品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强，这就是邪教等在中国盛行的原因，试问在我们这里兴风作浪的这些东西为何在文化发达国家无法流行呢？因为，那里的精神产品的质量比起这些低劣的邪教产品高明许多，在那里根本没有市场。毕竟所有人都是理性人，没有人会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选择劣质产品的。 如果笔者提出的认知框架的四维结构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下国人认知结构中缺少什么？我们传统的做法是加强公众的科技教育并给予政策扶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科技传播内容并没有出现短缺现象，甚至出现相对于公众需求而言的供过于求的现象。问题是科技知识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精神需求。与之并行的是在精神生活领域，我们采取严格限制的做法，这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泛意识形态化”，结果导致正常的精神产品供给不足或者质量低劣，导致公众出现群体性厌倦，由此出现了大范围的精神生活匮乏现象。想想我们推行多年的伦理之维之所以失灵，就是由于这套体系不符合人性，结果出现很多人间悲剧。现在举国上下出现的暗潮涌动的文化复古主义无非是替换与弥补这块伦理真空而已。现在问题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之维是基于农耕文明建立起来的伦理体系，在工业化时代，这套体系的不足显而易见，毕竟工业化时代要遵守工业逻辑，它在人与人之间倡导自由、平等、独立的精神气质，这是基于劳动分工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儒家文化只适合变化很小的私人领域，由此就导致伦理链条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缺口，即在私人领域之外、儒家文化无法有效统领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这是两种文明内在的逻辑矛盾导致的，这就是儒家文化在公共领域的失灵问题，宏观上看，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个现象。在微观领域，如安乐死问题、黑客问题、转基因问题等，这些都是技术时代的产物，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本无法处理，必须有新的伦理结构来弥补这个缺口，否则社会的运行会出现问题。 再比如审美问题，传统的界定仍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阶段，导致那些树立起来的审美形象与习惯在遭遇市场的时候无一能幸免，究其原因，审美是主体对自我的关怀，然而，我们的审美标准依旧是对权力的无反思性的遵从，其结果自然是无法满足群体对自我关怀的需要，因而会被毫不留情地抛弃。比如几十年前我们对邓丽君歌曲的批判，在今天看来都是笑话，为什么就是今天当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歌曲仍然会感动，那是因为它以美的艺术形式彰显了人性的东西，它是对心灵的自我抚慰，相反，那些被强制推行的歌曲以及艺术作品很快就淡出人们的视线，原因皆在于它是违背人性的。 再来看看信仰之维，这个领域一直被严格管控，几乎所有信仰体系都令我们紧张，我们提供的信仰体系又过于宏达叙事，导致公众逐渐厌倦那些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反而寻求对于寻常巷陌里卑微而琐碎的真实存在的意义之诉求，通过对意义的追问，我们要为自己的琐碎生活寻找一个确定的理由或者合法性。这一块又怎么可能被省略呢？毕竟我们每个人都要升腾与坠落于这个不可逆的世界中，我们每天都要与那些卑微的生活照面并筹划种种超越的可能性，由此，才有每个人希冀的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希望。毕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灵魂的本质是某种类型的身体的完善性和目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多年教育以及奉行的理念是无灵魂哲学，由此，也堵住了对于在世行为的未来回报问题，所谓社会的失范现象皆与此有关，相信这个严重的后果我们在转型期都领教了。论述至此，已无需再多述，结论是相当明确的：当下我们精神产品供给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与不匹配现象，这种状况已经无法满足工业逻辑下人们精神需求多样化的需要。如果这个结论正确的话，那么，科学传播必须要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以新的姿态开始新的思维与行动，去占领那些精神空白领域，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 科学传播从窄内容向宽内容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下国人精神生活正处于需求旺盛而高品质精神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阶段，这正是科学传播遭遇到的最好机会。以往的科学传播恰恰忽略了这个大背景，导致这些年的传播努力事倍功半，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拓展科学传播的内容，我们以往的科学传播过于囿于科技知识的传播，而忽视了对于其他知识的传播，这被称作“窄内容”传播。它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家原本就很重视科技知识的引进与扩散，并有多项相关政策的扶持，说句不太严格的话，这方面知识产品的供给相对于公众需求而言已经处于相对饱和状态，因而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我们的科学传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根据上面提到的人类认知的四维结构而言，科技知识只是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于真理之维的需求，而其他三维则是科学知识传播与覆盖有限的地方，那里需求旺盛而供给又严重不足，那才是真正的供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传播的内容要及时扩容，要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纳入到科学传播的领域内，这样才能给科技传播事业提供新的增长点，并满足社会对于精神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我们称这种模式的科学传播为“宽内容”传播。 现在的问题是扩容后的传播还能叫科学传播吗？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保守观念。当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在给科学下定义的时候曾意味深长地采取了五维度的的模式，而不是武断地下一个简单的所谓严格定义，就是基于科学的生长特点。而且引入宽内容后也有利于科学对于自身的纠偏作用，时刻提醒科学其自身不是万能的，那些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同样是经过确证的有效的知识。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长期精神产品供给不足的困境，毕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科技传播事业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善的的队伍与建制，这些专业工作者提供的精神产品相信会比那些邪教等提供的产品具有更高的质量，由此，也就实现了科学传播的三大功能：启蒙，用各种先进知识唤醒公众的理性；同时通过这些宽内容知识的传播也给人们带来了解放与自由，这就是去蔽作用，另外，这些新内容也替换掉了人们头脑内的退化理念，并带来对世界的全新认识与理解，价值共同体得以确立，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随之提升。 （本文已发表在《科普研究》） 来源：李侠科学网博客 作者李侠，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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