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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瞳子 枇杷，在《诗经》中并未出现，诗三百中所列举的草木鸟兽虫鱼，不拘大小，若是枇杷在那时有之，大概是不会不被重视的。枇，作为单独的字，乃是指古之食器或篦子，《礼记·杂记让》中有“杵以梧，枇以桑，长三尺”之句。杷，乃是古时用来收麦的农具，秦国的顿弱曾说过：“商人无杷铫柱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一枇一杷，彼此原是各不相关，但到了汉时，出现了“枇杷”，作为一种果木，进入人们的视线。《西京杂记》中载汉武帝时：“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据说，在进献的诸多花果树木中，就有枇杷十株。怪不得司马相如在《上林苑赋》咏言：“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燃柿，亭柰厚朴。”但不知是宫中珍果异树太多了，还是枇杷长在深宫，不为外人所知，从武帝起到汉和帝，其间大约经历了两百多年，枇杷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仅为“木也”。 说到枇杷，自然会想到琵琶，一为果树，一为乐器，却同音，这里头不知是巧合，还是彼此真有关联。因在汉时，琵琶又可写成批把、枇杷，此三词互通，张揖注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枇杷，似槲树而叶长，子似杏，又乐器。”《风俗通·声音·批把》言：“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释名·释乐器》记：“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有人说，枇杷之所以命名为枇杷，是因其树叶、果实形如琵琶，故名之。细细想来，枇杷果叶与琵琶甚是相似，但世上物种如此繁多，若不是两者相近，可能很难联想在一起。贾思勰《齐民要术》第十卷专门列举了“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枇杷与葡萄、石榴、橙等同列其中。此卷所列的物产，多为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想必枇杷也不例外。 王僧虔《技录》载：“魏文德皇后雅善琵琶，明帝尝引后衣乞为音乐……”也就是说，至少到魏晋之际，枇杷与琵琶，已各有所指。此时，人们对枇杷的喜爱不减，而认识也更丰富了。左思《蜀都赋》陈述“其园则林檎枇杷，橙柿梬亭，榹桃函列，梅李罗生。”郭义恭《广志》云：“枇杷易种，叶微似栗，冬花春实。其子簇结有毛，四月熟，大者如鸡子，小者如龙眼，白者为上，黄者次之，无核者名焦子，出广州。”至南北朝时，枇杷的药用价值即已被发现。陶弘景说“枇杷叶不假煮，但嚼食亦瘥人，以作饮乃小冷。”《雷公炮炙论》记载，采得枇杷叶后，先过秤，再用“粗布拭上毛令净，用甘草汤洗一遍，却，用绵再拭令干。每一两，以酥一分炙之，酥尽为度。”枇杷可食可赏可药用，自汉及唐，它与荔枝同为果中珍品，据说唐太宗喜吃枇杷，但他的《进枇杷帖》，却让枇杷从此失却了珍果的光彩。 古典诗词中，说起枇杷，总离不开川蜀之地。宋祁有首《枇杷赞》：“有果产西蜀，作花凌早寒。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不过到了宋时，除了蜀地，枇杷在江南、岭南等地亦是常见之物。陆放翁在山园种梅不成，种了枇杷却果实垂垂，他说“杨梅空有树团团，却是枇杷解满盘。”苏轼当年被贬岭南蛮荒之地，看到的是“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记：“岭外以枇杷为卢橘子，故东坡云‘卢橘杨梅次第新’。”据说，枇杷的英文Loquat，乃是广东话“卢橘”的音译。相传在18世纪末，来东方探险取宝的英国人，从广州带去了枇杷树，种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里，枇杷从而在欧洲大地生根发芽。从枇杷的英文音译，这使我联想到，此果木初入中国时，命名为“枇杷”，或许也是根据原产地的音译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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