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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是一种信仰:电视中的艺术

 真友书屋 2015-05-28
卡茨·雷·霍夫曼 空白诗社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对电视艺术(art for Televison)以及艺术电视(Televison as art)的发展作一考查是重要的。电视已影响并作用于当代艺术群体,它不仅吸收利用,也创造出宽泛的文化的--或“通俗”的--指涉(Sefesence),它们形成了后现代艺术的特色,并且它可以得到社会性的对当代艺术的拥护。尽管有这些吸引力,电视看上去还是与艺术格格不入。某种程度上,电视对我们的世界观的日益缩小,以及正如许多人预言的那样,对个人风格和文化符码的独特性的行将消亡负有责任。艺术带头美学观点并展示其文化意义,它……“与电视之关系正如诗歌,这种精妙大胆的文体与新闻的关系”(1)这种展览中的“电视”必须看作艺术,正如我们看待艺术作品那样,批评地思考它,理论地分析它,既作为形式也作为内容去理解。展示艺术作品是博物馆的一项一般功能,展示电视却不是。电视所呈现的艺术品展示的同样的语境的和惯例的两难。这篇论文涉及了艺术和电视的简史,一个分析异常(anomaly)和继续对话的契机,这种对话为作为一种创造性媒体的电视的明天所将面临。                              
  第一台电视机在1938年投入美国时,尽管当时数量有限,它仍是个受欢迎的稀罕物,电视——不光是在视觉上,也在商业上是广播的延伸——到它被推荐给消费者时,合伙投资人已在对它的潜在用途的研究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并获得了硬件,传送装置和许可作用的专利权。(2)电视广泛传播对于美国社会远远超过早先的商业预期,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家极大地关注。到1960年,电视伴随他们长大的一代艺术家(也同样倦于第三个十年它平淡无奇的节目计划开始注意为视觉信息,公共教验和启蒙而制作的完全不同的电视。首先,他们将计算机技术、电子学、机构和通讯技术与艺术制作的创造性行为结合在一起,这些艺术家也对这个时代广泛传播的社会性不安作出反应,使录相用人民的声音替换官方性的信息。约翰·汉哈特(John Hanhardt)暗示了把电视理解为一种媒体和牵涉政治之物之间的联系。他写道:“我们应当注意政治性激进艺术家对录相的运用。自1960年以来,他们在单一频道和装置系统中使用录像,提供了电视所能的最激进的和无孔不入的模式。”电视图像播送的工作方式在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俄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各自独立地被创制出来。在那时,广播正处于它的全盛期,它的无所不在的声音甚至使这个时代获得了“电波漫游的二十世纪”(Roaring twentier)的浑名。


  《电视艺术》展映了一个国际作品选集,有67件为电视而制作和用电视制作的作品和节目。这些里程碑式的成果代表了电视这种形式所能提供的创造性活力和风格多样性。电视已扩展了视觉艺术的疆域,使艺术家能制作出影响许多媒体的风格和思想的作品。同样,国际性的公共电视台把它们的导演,制作人的能力和视像艺术家、电影制片愉、戏剧导演、舞蹈设计者,联合在了一起,既给扩展录像影像的极限,也给技术与内容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机遇,在电视广播的时代里,八十年代已从艺术是一种根本之物的乌托邦梦想中清醒过来,今天和电视技术打交道的艺术家常意识到电视是一种“系统”,即便如此,当他们的作品被广播时,他们依然向观看的成规,销售制成品的大企业所制造的样式提出了挑战,藉对艺术和电视之间那种"爱恨差半的关系"的理解,这些作品围绕着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被制作出来。即艺术甚至是否适合于一个观众,他将发现艺术被夹在"事件"和枯燥的精神性之间。

  即便在有限的数量中,大众电视艺术也是富于争议的,艺术家以多元信息和提出严肃问题的事件处理方式,向电视节目的规程和通常的观看习惯发出了挑战,但来自创造性群体对于创新的电视节目的认同,已经给予少数甘愿冒风险的电视人以回报,这些人已人新的“形式”中学到了睿智的和富新意的想法。既流行也制作精良的节目持续播放时,是能吸引观众的。艺术也从电视中获得了收益,一个电视节目有超越一个中等规模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或实验剧院的潜力,那些非此就只能展现于先锋之中的作品将向家中的观众敞开,扩展了艺术家联络思想的潜力。

  大众电视的性质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差异极大,直到最近,欧洲电视才在各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职能机构得以建成并得到支持。美国大众电视包括317个独立的电视台,分别通过公共电视系统(PBS)和大众广播电视公司(CPB B )获取政府资助,亦称为非盈利性,社区支持或教育电视。在联邦配给较少的年代,每个电视台不仅须和其他大众台竞争政府资金,也须和商业电视竞争公司赞助和大量的观众,以使这些主要的资助正当化。而三大电视网络(ABC,CBS和NBC)展开激烈的广告攻势,建立一个“家庭”的个性和观者期待的“形象”之处。做广告者可以依赖全国性的公共电视台导控这些攻势,获取观者的人个支持,让他们直接掏钱。                  

  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对于电视的不同期待必然受他们一生中已受的电视的影响。一个60年代在洛杉矶成长起来的艺术家至少有十二个频道(现在成长起的艺术家则有多达100个频道)不间断的节目可看,发现一个普通美国人一天有七个小时看电视并没什么神秘,他从一个广泛的范围内挑选娱乐、游戏、自然节目、电影、MTV、情境喜剧、牛仔片、儿童节目、新闻--一切散布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广告网络中,相形之下,欧洲人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十分不同的观看体验,电视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是趋于最小的:电视播放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有些国家只有晚间节目,政府机构按其政策挑选电视传送的主要信息、教育节目、新闻、电影。许多人恐惧的是,不管如何,美国电视形式和广告策略作为一种模式,已经给欧洲电视施加了无可逆转的破坏。

  来自好莱坞的通俗成人肥皂剧,如"王朝"/"达拉斯"已经在全欧发现了兴味盎然的新观众,以粗俗的美国文化印象给他们消遣。法国已对它的大众电视系统解除了控制,两个文化本位的:公众资助的频道如今必须与四个新的美国模式化的私有商业频道竞争。许多其它国家已经面临或预期的这种商业侵入,当政府发现他们无力支付昂贵的制作系统和从广告商那里赚大钱的潜力时,利益动机最终用递送给消费者的决心取代了欧洲传统对于公众利益的关注。

  在提供给世界一扇窗口的印象的同时,电视在现实中是一种感觉的剥离装置,它引起对一种暗示的紧张猜疑,并且,它的"影像很可能有极大的影响。"除了有关电视内容的道德问题,大众电视人还面对着由强有力的卫星和超级电视台控制的未来,它们计划用那些专注于西方现状的节目覆盖欧洲和北美,还有整个世界。这些系统有充分的潜力使所有的文化指涉标准化。即使艺术节目计划如今也被广告商们当成了新发现的"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它的观众是一群正在增长的消费群体。虽然,很明显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激活了那个道貌岸然的商业性电视的庞大结构,作为日益增长的商业性节目策划和经济压力的后果,国际大众电视群体面临着一场"质量危机"。这危及到他们生产具有文化重要性的节目的持久的委任权。当我们总结八十年代并转入下个十年时,在无法忍受的商业性结构的语境中,他们对于艺术节目的认同甚至呈现出更为深长的意味。

  大众电视广播系统——常为它的批评者称为美国的《第四频道》——有一段与国际性电视艺术节目紧密相关的历史,从传统的《美国娱乐城》,《在美国跳舞》和《林肯中心实况》到先锋杂志节目如《远离中心的生活》。近来这个节目在它的第三个播出季节吸引了一群人数逐渐增加的年轻观众。地方的会员电视台也主动提供艺术家的作品。在三个PBS台(WGBH、波士顿、KQED、旧金山和WNET纽约)上的艺术家的实验电视的复杂系统已在许多出版物上被编入年鉴。PBS的早期"艺术化"节目制作于1964年。在那个艺术和技术的至关重要的实验年代的中期,索尼公司的Postapak被引进前一年。如,《爵士意像》:WGBH的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制片人叫弗雷德·巴斯克(Fred Barzk)的让五个电视台的摄影师使用电视技术阐释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它们抽象,电子化,富于新意,甚至是黑白的,这决非"标准电视"三年之年,巴斯克制作了另一部进一步的系列片《怎么了,西尔佛先生?》,由塔夫兹(Tufts)大学教授大卫·西尔佛(David Silver)主持。它展示了生活和预录的,电视影像的随机混合,用道德态度游移的影像狂轰滥炸家中的读者,这些影像描绘了时间。"我们要和媒介的每个可能方面打交道。"巴斯克解释道:"裸体形式的亲密行为成了一个因素,我们要在电视广播中创造出新的问题,以便我们能摧毁现在的体系。"

  1968年,一个常驻艺术家计划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波士顿建立。这两个基金会在同一年也赞助了KQED在旧金山的实验电视工作室。参与早期的新电视工作室的艺术家组成了录像先锋第一代名人谱:约翰·凯奇,白南准,彼得·堪马斯,奥托·皮尼,阿兰·卡普罗,威廉·魏格曼还有其它许多人。这个计划的第一个成果是一部题为"媒介就是媒介"的作品汇编,于1969年在PBS上向全国播放,"这个节目关注于作为电视节目改革的首要原动力的独立的艺术家。"追溯起来,有三百个以上的艺术家曾来过WGBH的新电视工作定的工作间。旧金山的实验电视工作定制作过《巫术》,一部特别效果的狂剧,由劳伦·希尔斯(Lozen Sears)和罗伯特·扎冈(Robert Zagone)制作,在电视中,用黑白图像播出1968年的生活。"我要表达一种身陷于电子化环境中的感觉",希尔斯在评述他的计划时,把对普通媒介的挫折感和早期电视艺术家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在实验电视的创始阶段,基金会和国家艺术支持捐赠建立起了通往电视工作室的途径,也确立了那个年代别处不可见的一系列技术特色,那么,它们也向美国艺术家显示了电视制作的难以置信的花销,这可能是尤为重要的。                             

  差不多同时在西柏林,一个名叫格里·斯查姆(Gezzy Schum)的幻想家考虑了完全不同形式呈现的电视的可能性。1968年,他预期,柏林的Fernsehgalexie(电视美术馆)是一个"虚构的展览场所,它将把不同地方关于一个特别艺术主题的信息和观点并到一块,"经过概念上的几次修正,斯查姆的第一次电视美术馆展出实现了,《大地艺术》(1969)是一系列由SFB(Sender Freies Berlin)授权制作的短片,并在1969年4月15日晚10:40播出,这个节目介绍给观众的"不仅是作为一个艺术节目,也是借助电视手段构思和实现而公诸于众的特殊艺术作品。"1969年,斯查姆为电视美术馆制作了Jan Dibblts的《电视作为壁炉》,把它列入一个个别的计划。他在1970年的第二部主要电视作品展《身份》由汉诺威市制作,象《大地艺术》一样,《身份》包括国际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原先是在胶片上制作出来,每个艺术家探索的却是与电视空间有关的物理和时间的感觉。斯查姆与德国电视业主作了许多次斗争,保护艺术的完整性和他的概念。他坚持,例如,电视台不应引入——因此也作了限定——预备引入的东西之外的节目,他们也不能在无声的画面上加入同期解说。斯查姆所开创的对于进入广播时间的评述和对于内容的尊重今天仍持续着。尽管他的早期电视制作是独特和别具一格的,他的要求仍可被理解为那些在电视上制作,并诉诸于电视广播和艺术作品创作,而非为其结构的例子。全世界有许多制作艺术家电影和盒带的早期尝试,从独立的例子和持续的计划,它们都预示着60年代"新"电视的出现。


转自:《现象·影象》录象艺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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