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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我国农村地区出现了“撤村并居”、农民“集中居住”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农村劳动力向 城镇转移引致的“空心村”，名村实城的“超级村”，处于城市夹缝中的“城中村”等一些新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很多问题，埋下很多隐患，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农村建设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进而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实现新型乡村治理，从总的方面来看，不能按照传统的 乡村治理方式，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因村制宜，以提高乡村治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新发展。 【关键词】新型乡村治理 新型农村社区 新农村建设 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给乡村发展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情况，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新型 乡村治理，不能按照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搞“一刀切”，而要迎接新型农村社区、“空心村”、“超级村”、“城中村”等新情况带来的新挑战，进行全面、系统 分析，因地、因村制宜，解决好新问题，以提高乡村治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新发展。 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 “撤村并居”、“农民集中居住”下的新型农村社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中出现大量利用不合理、不充分和废弃闲置 的住宅和建设用地。为了重新规划、综合利用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以宅基地为主），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拆撤旧村、建设回迁楼的方式，让农户集中入住新的安置小 区，形成了新型农村社区。在此情况下，可以将旧宅基地复垦以获得建设指标用于城镇建设，或直接利用原宅基地进行城镇项目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 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等资源匮乏的问题凸显；农民在解决温饱、基本实现小康后，对居住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也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埋下了伏笔。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都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新型农村社区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江苏、浙 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已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截至目前，江苏、山东等省已有近一半的社区成为“村改居”的 新型农村社区。 新型农村社区，既有别于传统的行政村，又不同于城市社区，它或是由若干个行政村合并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建设；或是由一个较大的行政村 建设而成，建成后的新型社区大都位于乡镇、街道驻地或交通便利的乡镇核心地段。在本质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是简单的村庄翻新、改造，也不是简单的更多人 口的聚居，而是要在社区中营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公共服务，过上与城市人类似的生活，最终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和就地城镇化的 目标。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思维惯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异化为置换城镇建设用地的“最便捷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如 果不能处理好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就容易引发各种问题。而且，即便是在已经建好的新型农村社区中，社区的治理也面临很多挑战。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引致的“空心村”。一直以来，乡村都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非农化速度大大加 快，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了“空心村”。2014年9月，国家统计局包头调查队对居民收支调查所涉及的32个行政村做了调查。结果显示，32个行政村总户数 29124户，举家外出户数2851户，闲置房屋数量（2年以上）2690间。 新时期的“空心村”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本来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都要优于乡村，且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剩下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等群体在村中留守，致使农村中大量 出现“人走房空”现象，这是由于劳动力转移形成的“空心村”。二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大量的外出务工者在城镇打工挣到钱后，回到老家，受结婚、分家、改善居 住条件以及区位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新建住宅，由于村庄建设规划欠缺、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对农民违规建房的有效监管、村中基础设施不配套等，新建住 宅大部分集中在村庄外围特别是主干路沿线，村庄内的旧住宅往往闲置或成为“仓库”和“摆设”，这就导致村中出现大量的空闲宅基地和闲置土地，形成了“内空 外扩”的建筑风格，导致“空心村”。这两个层面的“空心村”间相互联系，但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心”影响更为深远。从此意义上而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工业 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引致的“空心村”现象。 一般而言，“空心村”有以下几点显著特征：就区位而言，一般距离大城市较远，经济比较落后，发展缓慢；就村庄面貌而言，村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住房和 荒置的耕地；就人口结构而言，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稀少，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占相当大的比例。据调查，目前“空心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50岁以上的留守 老人占留守人群的绝大多数。“空心村”数量日益增加，村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数量庞大，闲置的住房和荒置的耕地众多，这都将影响 到新时期的乡村治理。 名村实城的“超级村”。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以华西村、永联村为代表的“超级村”相继出现。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乡 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发展，一大批经济实力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超级村”迅速崛起，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俨然已成为我国基层农村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作为一种新的村庄形态，“超级村”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村镇，又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是表现出诸多中间性特征。这些超级村庄大多以企业或企业 集团的方式存在，但又保留着传统村庄的一些特色；既保留着村委会这一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项职能，还在国家与村民的关系中起着中介的 作用；既步入了工业化的社区，还保留着乡土社会的某些生活秩序和原则，表现出亦城亦乡的特点。与普通村庄相比，“超级村”在经济结构、集体收入、人口构 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一是“超级村”大都拥有自己的集体企业，且产值巨大（产值大多上亿甚至上百亿），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 农经济结构，工业产值或非农产值已占村庄全部产值的绝大多数。对这些村庄而言，农业已不是主导产业。二是已经形成稳定的可用于村政和公共、公益事业的“村 政”收入。三是村庄的人口成倍增长，聚集大量的、甚至有的已超过村民人口总数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外来劳动力。虽然外来人口大多是“打工者”，没有本村户籍， 与村民有严格的身份上的差别，流动性很大，但其作为总体，已经有较为稳定的规模，成为村庄的“准村民”。四是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公益事业发展迅速，村民 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在形成①。 “超级村”在发展扩张进程中，大多经历了合并周边村庄的过程，成为原始村民和新加入村民聚居的“共同体”。而且，这些“超级村”已经实现了城镇化， 且大多已经超过周边乡镇的发展水平，成为地方事实上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服务中心。“超级村”的大量出现和表现出的新特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 城市夹缝中的“城中村”。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发展的阶段性，往往中心地区优先发展成为城市，而相对偏远一些的郊区就演化成为“城中村”。 “城中村”，大多是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市边缘的农村被划入城区，虽然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 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乡村模式的村落，也被称为“都市中的村庄”。按照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和农地拥有情况，“城中村”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处于繁华市 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 处于城市夹缝中的“城中村”，虽然在地域上已然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但与真正的城市相比，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等依然十分落后。“城中村”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城市管理，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也改变了村庄原有的特性，给村庄治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旧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推动农村进步、农业发展、农民富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新型农村社区、“空心村”、“超级村”、“城中村”等新情况大量出现，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传统“一刀切”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 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201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但是，旧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却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首先，致使部分村民“上楼致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往往伴随着农民“上楼”，在此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地方政府对 农民房产、宅基地补偿不足的问题，而农民往往还需要额外掏钱购买楼房，加上“上楼”后农民生活成本的提高，会造成“上楼致贫”的不良后果。而且，农民“上 楼”后基本上会脱离土地，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务农收入，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解决好农民上楼后的非农就业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就成了老大难。 其次，出现“楼顶养猪、绿化带种菜”等独特的社区现象。目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还是农民主要的生产活动，庭院经济和家庭养畜还是重要收 入来源，土地还是主要的保障手段，以村庄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村民点还是比较适合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面对突如其来的“上楼”，很多村民特别是老年 人难以在短时间适应，加上与土地、牲畜间难以割舍的感情，部分村民就会选择在楼顶或绿化带等公共空间上开辟出“自家的领地”，用来养猪或种菜。 再次，乡土关系弱化，村庄凝聚力下降，村民关系渐趋生疏。在以农民集中居住为重要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村庄间的合并和外来 人员的加入。伴随着村庄的合并，原本以血缘、地域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传统村居格局被打破，原属于不同村子的村民成为了共同的社区居民，这就弱化了村庄原有 的乡土关系。新型社区虽然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社区中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村民串门聊天，不便于村民间互帮互助，尤其是社区内 “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加上外来“陌生”人员的加入，旧有农村中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逐渐让位于组织化、制度化的业缘关 系，原有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被削弱，村民间的关系也渐趋生疏、冷漠。不同村民间如何“住好”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最后，如何管理并服务好超越村界的新型社区是新型乡村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在村庄合并之前，原有村中已有本村的精英在管理村庄。现如今，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带来的村庄合并，一方面带来部分精英“领导”职务的丢失，另一方面新型社区的“领导”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村庄都知根知底，新“领导”对社区的管理、整 合能力可能不及昔日的族长。而且，新社区实行的依然是村民自治制度，这就可能引发精英们为赢得社区管理控制权展开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 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具有持久影响力、可以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因此，如何管理服务好超越村界的新型社区，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传 统乡村治理结构嵌入到开放的新型社区建设之中，也是新型乡村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随着新社区的建设，社区内公共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加，事关村民生计的 许多公共服务职能向基层不断延伸，乡村治理的外延逐渐扩大，如何承接这些任务、保障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空心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首先，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目前，农民主要以村民自治的方式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村民自治作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 的伟大创举，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组织乡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空心村”的出现及大量存在使得村民自治的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且常年在外，使得村治权力难以触及到治理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外流的大多是能力和学历较高的年轻人，留守人群以老弱、妇女和儿童为 主，农村面临人力资本流失、人才短缺的困境，给村级管理人才的补给和更新带来了困难，某些村庄甚至找不到合适的村干部人选。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的情况下，仅 靠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民主决策和村庄建设，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民主选举时只剩老人、妇女投票的现象。较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村干部素质 结构和村级选举有效参与率不断降低，这都影响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效果。此外，这种情况也很难保障全体村民的权利。仅靠老人、妇女、儿童不能有效监督村官权 力；村民的政治参与度低导致村民的意愿得不到充分尊重；外出村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等。 其次，影响村中的治安状况。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其安全保障体制也必然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空心村”内治安出现很大问题，盗割电缆，盗窃家电、粮食等案件频发；农户为脱贫致富而圈养的牛羊猪、鸡鸭鹅等牲畜和家禽也难以幸 免。由于家中只剩老人、妇女和小孩，即使在正面遇到类似情况时，家中成员也无法上前制止，或者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发生。 再次，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在留守老人和妇女占大多数的“空心村”，传统垂直的线性行政管理方式很难提供深入细致的公共服务，无法从长远上满足农村 困难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既有农技服务供给的缺失（如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年久失修等）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缺失（好多“空心村”内环境“脏、乱、 差”，垃圾遍地、杂草丛生、污水横流），也存在原有道德秩序、纠纷调处以及心理疏导机制的缺失等社会工作服务方面的问题。 最后，对留守老人和妇女的帮扶缺失。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大量外出，给留守妇女留下了难题：照顾老人和子女的负担加重、夫妻情感和精神慰藉缺失等。部 分留守老人因得不到子女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面临生活困难，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极大威胁。近年来，关于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被强奸和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 端。 “超级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在“超级村”的发展和扩张过程中，治理体制滞后亦会引发突出矛盾。具体面临的问题有： 第一，僵化的村籍制度引发财富和福利分配的矛盾。“超级村”本身并不具有城市的开放性和容纳性，在僵化的村籍制度下，村庄往往以自己的土著村民作为 村庄经济的利益主体，而对新加入群体采取排斥性和歧视性措施。这就导致新加入村民和土著村民间在利益分享中有着截然的差别，且这种差别反映在村庄利益分配 的各个领域，包括村集体财富、社保和各类福利等，就如同一道鸿沟把组织内外的人一分为二，形成封闭的村庄利益格局。但是，如果将村集体财富等共同分享，又 会引起一些土著村民和村领导的反对。长此以往，容易引发新加入村民和土著村民间的矛盾。 第二，人口变动增加治理难度。随着“超级村”的扩张，人口规模由原来的几百、上千人变为上万甚至十多万人。而且，村庄中除当地村民外，还有大量外来 务工人员等，这就会增加村庄管理、服务、协调的幅度。此外，村庄间的兼并、人口的大量集聚，容易引发村与村、家族与家族、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在资源、 财富上的冲突。加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历史恩怨，矛盾就更加复杂，这势必会影响村庄稳定，进一步加大了村庄治理的难度。 第三，治理内容发生变化，容易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最开始，村庄只需要管理小范围的区域、服务好几百人的群体，依靠村集体企业创造的财富就足 够。村组织管理的主要职责也就基本围绕在村集体的公益事业，如修路、办学和综合治理等。随着村庄的扩张，管理范围和服务人群也随之扩大，对村庄产业发展提 出了新挑战。村庄扩张后，更需大力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加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除此之外，还要为村内的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和保 障。如果治理不善，就会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 第四，村庄高度集权，容易滋生腐败。“超级村”的发展大多靠的是能人带领，而村庄的“领头羊”往往又高度集权，在村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支配几乎 所有的村庄资源；而且，“超级村”大多产业庞大，集体收入很高，但村集体产业的管理控制权往往集中在“领头羊”及其家族手中。村庄管理者能否廉洁治理、合 理分配财富也是“超级村”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城中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不可否认，“城中村”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日益严重的“城中 村”困局为新型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人口杂乱，治安形势严峻。“城中村”中的村民主要由村民、市民和流动人口混合构成，人员混杂；而且，在城中村 内的流动人口又以中低端劳动者为主，治安问题面临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乱搭乱建的出租屋广泛存在。为向数量庞大、经济收入又不高的流动人员提供房源，城 中村大多在宅基地的基础上进行盲目扩建，形成了“贴面楼”、“一线天”等独特“景象”，这种高密度的住宅群给社区管理，特别是给治安、消防等工作带来很大 的压力。再有就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条件差。与城市相比，“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依然十分落后，且由于大量流动人口的快速涌入，生活垃圾暴 增，垃圾成灾。 如何推行新型乡村治理 新型乡村治理，不能按照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搞“一刀切”，而要迎接新型农村社区、“空心村”、“超级村”、“城中村”等新情况带来的新挑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因地、因村制宜，解决好新问题，实现新发展。 如何治理新型农村社区。首先引导农民向居民的实质转变。伴随着村庄成为新型社区，农民也转变为社区居民，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包含生活方式、生 活理念等的转变。在原来的村庄生活，农民基本上过着“院内养鸡鸭、养猪或种菜”、“烧柴做饭”、“火炉取暖”的庭院生活；集中上楼居住后，旧有的庭院没有 了，至多变成了面积狭小的车库或仓库，原来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天然气做饭、集中供暖成为了“必需”，公共活动空间也变得狭小。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让 农民短期内难以适应，因此，需要集体组织加强对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的引导和帮扶，帮助他们逐步转变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实现其从农民向居民的转变，以更 好地适应社区生活。 其次，开辟专门的公共活动空间并加强管理，丰富居民生活，增进联系。与村庄相比，新型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变小；社区中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也隔断了 原始村民间深厚的乡土联系和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弱化了社区的凝聚力。因此，要改善该状况，一方面，可以在社区中专门开辟出一片公共活动空间，建设活动广 场和文化书屋、棋牌室等，增添体育健身设施，吸引村民前来，共同“分享”；另一方面，可以组织开展诸如跳广场舞、扭秧歌、棋牌比赛、羽毛球比赛等活动，既 可以丰富村民生活，又可以增进彼此间的交流和感情。 最后，创新社区管理形式，强化服务供给。在城市社区，居委会更多地扮演着“收费员”的角色，对社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收电费、水费、燃气费等比较 “虚”的服务方面；而在农村，村委会更像一个“大管家”，为村民提供较“实”的服务，村民间不管是在经济、土地等大的纠纷，还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矛盾 上，都可以找村委会调解。因此，虽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现了村庄向社区的转变，但社区组织在管理和服务上依然不能弱化其功能，依然要做好为村民服务的工 作。此外，在村庄变为社区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合并后各村组织间的关系，管理并服务好超越村界的新型社区也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必须 创新社区管理形式，将村民自治有效嵌入其中。可以在新型社区中成立社区党总支部，由乡镇干部兼任总支部书记，各合并进入的村支部书记任支部委员，从而使社 区建设牢牢置于党委的领导下。社区党总支部扮演着原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角色，由社区党总支部管理社区事务，并为社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纳入社区的原来各 村的经济事务则暂时仍由各村各自负责。 如何治理“空心村”。首先，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吸引人才回流。出现“空心村”难题的核心在于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而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 外流主要在于农村的推力因素，而农村推力因素中的关键又在于务农的比较收益太低。因此，要破解“空心村”难题，核心是培育扎根在农村的“人”和吸引人才的 回流。村庄有了人气，资源才能回流。因此，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证在农村务农的收入多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让其在农村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增强农村 的吸引力，吸引人才的回流。如果可以实现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那么村庄建设就有了人才和资金基础，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帮扶难题也会得到有效缓解。 其次，改善村民参与，提升村庄治理水平。村庄空心化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村庄外出人员的实际，合理调整村民大会、村委会选举时间，以减少委托投票情 况，从而保障外出人员能够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同时，要保证留守老人和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利。坚持落实村务公开，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加强对 村级组织的监督。 最后，加大对留守老人的帮扶力度。当前，农村社会化养老机制尚未形成，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外出子女要经常与自己父母保持联系， 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家中大事多征求父母意见，即使没有事也要经常与老人通通话，加强联系；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经常回家陪陪父母。就村集体而言，要加大对 留守老人的帮扶力度，村干部可以定期到老人家中走访，陪老人聊天解闷，做点家务活等。 如何治理“超级村”。一方面需要创新管理体制，避免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超级村”的治理难题，主要源自于村庄扩张导致的村庄规模的扩大。在 村庄扩张的进程中，伴随着管理辖区范围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因此，如何管理好比以前大得多的地片、服务好比以前多得多的人口，并处理好原住民和新住民间 的关系和利益分配，是避免陷入“小牛拉大车”的困境的关键。这就需要村组织创新治理体制，一方面，可以增设管理机构，做好新增辖区和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 作，实现扁平化快捷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完善财富分配和调节机制，在原住民和新住民间合理分配村集体财富和福利，保障好所有村民的利益，让所有村民分享 到村庄经济发展的实惠。当然，一切工作，包括村民的收入来源和分配、村庄的建设和发展的前提都是村庄经济实力的强大，这就要靠村庄的产业来支撑。因此，村 庄产业的管理和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需要实行参与式管理，鼓励民主参与。“超级村”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村，村民自治仍应在“超级村”治理中发挥作用，加强村庄管理、促进村庄发 展、维护村庄和谐仍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因此，可以实行参与式管理，鼓励村民民主参与；坚持民主理财、村务公开；同时注意制约绝对权力。 如何治理“城中村”。“城中村”治理面临的困局与外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大量向城市涌入是分不开的。外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往往工作不稳定，收 入也较低，而城市中的房价或房租价格往往比较高，这就带给外来人员很高的住房压力。因此，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凭借低廉的房租优势和较为便捷的交通 条件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的进入。现有的“城中村”治理大多是采取“驱逐”外来人员的策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根本无法“赶走”外来人员，只能逼 其“逃”到更远的郊区或城中“不起眼的角落”。因此，当前，“城中村”治理的关键是解决好外来务工人群的“就地入住”问题，一方面，可以对当前“城中村” 的廉租房进行改造升级，合理改建廉租房，合理布局房中格局，以便让外来人员“住好”。同时，也不能忽视出租屋的检查、登记工作，仍需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清 理、整治，对改造不合格的出租屋坚决予以取缔。另一方面，需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在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律维权、就医、子女入学、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 面，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其提供较合格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确保其“过好”。 注释 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第35～43页。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涉农企业管理与战略。主要著作有《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家经济行为》、《粮食——农业·农村·农民》等。王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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