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历史与现状：此学问肇端于北宋时，大盛于清代，时名“金石学”。1 清末传入矿物学亦曰金石学，与此非一事。“金”者以先秦之青铜器为主，亦曰钟鼎，下及汉代铜器以至铜镜、古玺印之属。“石”即石刻之有文字者。总之必古物之有文字，始入文人鉴赏，浸而成为学问。
宋人收藏的青铜器，亦事传拓。石则止藏拓本，用以考史事、讲书法，罕有收原石者。清人收藏的青铜器与宋人同。石则有力者除藏旧拓外亦收藏原石，多墓志，以志较丰碑尚为轻小可玩。若无大力之文士则搜罗拓片，往往以多为贵。此风至清末民国初尚不稍衰，且更进而并蓄碑石。此时期之旧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则不得齿于通人之列。金石之学于是大盛。
然西方之考古学亦于民国时输入，于是青铜器之研究入考古学，铜器铭文研究入古文字学，“金石”之“金”已别有归宿，惟“石”尚无所附丽。近数十年来则惟好书法者尚搜求拓本、拓片，考史事已多取材著录碑刻文字之书籍，大学历史系所讲考古学则以西方尠碑刻文字，于华夏碑刻亦多仍而不讲。至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于是碑刻之学中衰。
今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
命名：仍前人曰“金石学”自已名实不副；曰“石刻学”，则未点清文字，造像之无文字者似可阑入；曰“石刻文字学”，则不特字多累赘，且石刻印章亦可阑入，兼易误与“文字学”同列；曰“碑志学”，则又似兼包文集中之碑志，不尽石刻；不得已尚以“碑刻学”为相宜。言“碑”可以慨其余墓志、造像之属，言“刻”则明其必石刻而不得为文集中物也。
对象：碑刻学研究对象止为“碑刻”。所谓碑刻，均以石上刻有文字，供阅读识别者为限。
缘此所谓“帖”者不在其列，《说文》：“帖，帛书也。”此是帖之本义。其后转而成为书札之专名，其文词书法佳妙者遂有“法帖”之称。2 《水浒传》第六回智清禅师尚谓智真禅师之信札为“法帖”，的是宋人口吻。自北宋太宗时官刻《淳化秘阁法帖》，取材于前人书札而兼及其它墨迹，然后从书法角度刻石流传3 就书札高度刻于长条石板上，俗名“诗条石”，今苏州园林长廊中所砌清人刻帖尚多完好。并传拓供人临摹者，又均谓之帖，而帖之本义浸失。核其性质，犹今之墨迹影印本，古无摄影术，遂不得不刻石以流传耳。此与碑刻实非同类。至概称石刻之碑帖曰碑，拓本曰帖，则是流俗之谈，虽前人文字题跋中亦间有如此用法，实不足为训也。
领域：迄今为止碑学之研究领域为：
(一)碑刻本身：(1)分类；(2)分地域。
(二)拓本。包括影印本，兼及装潢体式。
(三)史料。
(四)书法。碑刻之书法而不涉帖及墨迹，装饰碑刻之绘画并有关浮雕则可旁及。
本课程即按此作知识性讲授，惟地域及绘画、浮雕从略。 |
参考书：有容嫒《金石书录目》，所著录石类而外总类、地志类亦多碑刻，惟志在求全，初学殊难别择。今择实用且益初学者若干讲述，其尤切要者则以△标出。
(一)通论：
△清叶昌炽《语石》，卷一时代，卷二分地，卷三、四、五分类，卷六碑刻文字体例，卷七、八书法，卷九碑刻体例，卷十拓本，为一部有条理之碑刻学专著，且文兼骈散，优美可诵。
△民国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北京大学讲义，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其第四章“历代石刻”多《语石》以后新资料，亦极有条理，且具识见。又《丛稿》涉碑刻之其他文字均可一读，惟非通论而已。
识见无多徒事抄撮者尚有：
民国朱剑心《金石学》，其碑刻学部分多本《语石》，惟较通行易得。
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石刻文字部分”分时代作流水帐式之记述，新出易得。
(二)碑目：
清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清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所录颇有错误，然为著录现存碑刻目之最通行易得者，孙录止嘉庆时，赵录止光绪时。
清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止光绪时，然精博远胜孙、赵。
民国《北平图书馆藏墓志目录》，民国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清末民国时出土墓志至多，略具此二目。
建国后新出土墓志碑刻尚无全目可稽。
(三)题跋：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
清钱大听《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并续、又续、三续。
清武亿《金石一跋》、《二跋》、《三跋》、《续跋》。
清人碑刻题跋多，上列均言史料之较精善者。
(四)录文兼题跋：
△清王昶《金石萃编》，自先秦至宋。元编集未刻，民国罗振玉影印，曰《金石萃编未刻稿》。此集嘉庆前所存碑刻并考释之大成，如顾、钱诸题跋已悉数收入。又此“金石”云者实习惯用语，所收青铜器不及百一，实“碑刻萃编”也，下列题“金石”者悉同此例。
清陆耀遹《金石续编》，收《萃编》后出土及《萃编》遗略者，书成道光时，所收无多，题跋亦多自撰。
清方履籛《金石萃编补正》，与《续编》不相谋，所收更少于《续编》。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稍后于《续编》，实《萃编》后又一集大成之作。且列出“祛伪”，又为《萃编》所未及之创例。
民国罗振玉《昭陵碑录》，此主录文，跋语均止言墨拓新旧，不涉考史。
(五)拓本：
此验拓本之新旧真伪优劣，兼列点画完缺可资所谓“考据”者。
民国方若《校碑随笔》，此类书之首出者，然间有不足信处。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增补极多，且备陈影印本之优劣，殊便翻检。
民国欧阳辅《集古求真》及《续编》、《补正》，兼讲书法，所见旧拓善本太少，而自诩为宋元拓者复皆伪物，惟议论尚平实可读耳。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张为琉璃厂庆云堂老碑帖贾，见闻博，惟文理每欠通顺，编辑者复不事润饰，致有疏失。
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颇详备，足补《增补校碑随笔》之不足。
(六)书法：
此本碑刻以言书法者。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言文章并书法，故曰“双楫”，书法主北碑，有心得，亦多偏见。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实未言文章，止存“单楫”，亦曰《书镜》，本《双辑》而益多欺人之谈，谬误失检处更往往多有。然较今人之剿说雷同、陈陈相因者究有雅郑之别。
△启功《启功丛稿》，其中言碑刻书法处多精义，悉时人并前贤所未发者。
(七)词典：
杨震方《碑帖叙录》，实一碑帖词典，间附图像，惟所收名目太少，不完不备，学识不足，解说绝无体例。
(八)图录：
清杨守敬《寰宇贞石图》，所收皆碑刻之较知名者，日本出增补本，影印甚精。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收甚备，悉整幅影印，惟考释止及志之完缺存佚，不涉史事书法。
《干唐志斋藏志》，民国张钫藏石，悉洛阳出土，间有北朝、隋及五代以后物。
(九)宋元人书：
中多今佚失不存者，检读可略知梗概。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题跋。
北宋赵明诚《金石录》，目，题跋。
南宋王象之《舆地碑目》，目。
南宋缺名《宝刻类编》，目。
南宋陈思《宝刻丛编》，目，题跋。
元陶宗仪《古刻丛钞》，录文。
方法：择要看参考书，并对照看拓本或影印本，能见原石自更好。课程讲授则指示门径，不得以听讲笔记自限。
能熟知著名之碑刻一二百种，并言其存佚完缺、拓本先后、与夫书法优劣，始得谓通碑刻之学。若更据以考史补史，于学术有所裨益，自更一上层。 |
分 类
准则：分类准则，前人或本石刻形制，或视文字性质，互有得失，迄无定式。窃以为形制与文字性质实不能分离，某种文字必用某种形制之石刻。其中惟造像、题名本多摩崖，而碑、石经亦间有改用摩崖形式者，故前人所列摩崖一类似可省却，以免牴牾重复。然后区分为八大类。
碣：石刻文字始于秦，以春秋时之所谓《石鼓文》为最古，其制似鼓，其数为十。其后秦始皇帝东巡刻石颂德，邹峄山、泰山、琅邪、碣石、会稽各一刻，之罘二刻，就可稽之琅邪、泰山二刻均四方若锥体之去其尖者，与《石鼓》虽微有方园之别，实同一体制，其时名之曰“碣”，《说文》所谓“碣，特立之石”是已。
碑：先秦已有“碑”，但如《礼记·祭义》：“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檀弓》：“公室视丰碑。”郑注：“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知其时之碑止是木质，树于庙门以丽牲，树于槨四角以下棺，与其后石刻之“碑”有别。
立石碑刻文字始于东汉，汉末以后遂通行而居石刻文字之首列。其形制有“碑阳”刻正文；“碑阴”或空白，或刻正文外有关文字；有两“碑侧”，或刻有关文字或空白，唐以还又多有文饰；亦有正文字多转刻至碑阴以至碑侧者；碑阳正文上多有“碑额”，亦曰“碑头”，多题“△△△△之碑”，若文字之有题目。汉碑当碑额处有圆孔曰“碑穿”，且往往偏而不居正中，盖先秦丽牲、下棺之遗制；唐以还碑额多有浮雕或其它文饰；汉碑多立土上，唐以还又有“碑座”，亦曰“碑趺”，刻石作龟形。4 明谢在杭《五杂俎》等书有“龙生九子”之说，谓其一曰赑屃(屭)好负重用以驮碑，实本《西京赋》“巨灵赑屃”(薛综注：赑屃，作力之貌也)而生造故实。《唐会要》卷三八“葬”谓“旧制……五品以上立碑，注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注螭首方趺，趺上石不过四尺”，足证赑屃负碑之诬。清中叶以前上至宋明时拓本多止拓正文，兼及碑阴、碑侧、碑额，中叶以后金石之学大盛，始有拓及文饰者，然碑额浮雕及龟趺均不易拓，必至碑下始得见真相。
碑以所刻文字，又区别为：
(一)墓碑：为数最多，举例如东汉《郑固》、《孔宙》、《衡方》、《鲁峻》、《袁安》、《袁敞》诸碑，魏《曹真》、《王基》二残碑，东晋《爨宝子碑》，刘宋《爨龙颜碑》，北魏《郑羲碑》(摩崖上下二刻)，《高贞碑》，唐昭陵陪葬诸碑，唐宋以还益多不可胜计：复有释道身后之碑亦与墓碑同种，如北魏《根法师碑》，唐《道因法师碑》、《信行禅师碑》、《不空和尚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均僧徒，如唐《孟法师碑》、《魏法师碑》均道士，释多于道，道本非释敌，不能如佛教之得朝野倾心也。
(二)功德碑：颂皇帝如唐玄宗时吕向《述圣颂》、代宗时元结《中兴颂》(摩崖)。颂长吏如东汉《曹全碑》、《张迁碑》，北魏《张猛龙碑》。纪武功如东汉《裴岑碑》，唐《姜行本碑》。旌孝思如北齐《陇东王感孝颂》。表先贤如北魏《吊比干碑》(翻刻)，唐《兖公颂》。
(三)寺观祠庙：佛寺如北魏《晖福寺碑》、《南石窟寺碑》，隋《龙华寺碑》、《龙藏寺碑》、《启法寺碑》，唐《昭仁寺碑》、《等慈寺碑》。又与佛寺佛教有关之唐雁塔《三藏圣教序记》、同州《三藏圣教序记》、集王书《圣教序记》、王行满书《圣教序记》及隋之信州、邓州、青州、潞州、梓州诸《舍利塔铭》亦可为附庸。道观如唐《白鹤观碑》、《麻姑山仙坛记》、《重修东陵圣母宫碑》。5僧怀素草书，今存北宋重刻残文，曰《东陵圣母帖》。祠庙则以孔庙为多，如汉《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史晨祀孔子奏铭》、《史晨飨孔庙碑》，6通称《史晨前碑》、《后碑》。唐《孔子庙堂碑》；五岳次之，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北周赵文渊《华岳颂》，北魏《嵩高灵庙碑》，唐《北岳府君碑》；余如前秦《邓太尉祠碑》，7 祠魏将邓艾。唐《诸葛武侯祠堂碑》，亦皆前贤之祠庙也。
(四)其他杂刻之碑，有：
(1)诏敕文牒：诏敕如唐有太宗《少林寺赐田敕》，8刻《少林寺碑》之阴。有玄宗《令长新诫》，宋有太祖《戒石铭》，徽宗《辟雍诏》、《大观圣作碑》，而元《圣旨碑》之存者尤多，皆用白话书，蒙古君主初不通汉文，不解修辞也。文牒则如北宋景祜元年《中书门下牒永兴军》石刻牒文，二年《中书门下劄永兴军》石刻劄子之属皆是。
(2)地图：如北宋吕大防《长安志图》残石，伪齐阜昌七年《禹迹图》、《华夷图》，苏州又有南宋《平江图》、《地理图》之属皆是。
(3)界至：记“四至”盖始于汉，敦煌吐鲁番籍帐均记田亩四至，铭诸石刻则曰“界碑”、“界至碑”、“四至碑”，佛寺则曰“界相碑”。如唐《丰乐寺大界相碑》，北宋《栖岩寺四至记》，南宋《常熟县经界记》等皆是。
(4)医方：传世较先者有北齐《都邑师道长治疾方》，与造像记同刻一石，耀县有三石刻医方，传为孙思邈《干金方》。 |
(5)书目：杭州有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列书目于碑阴。
墓志附塔铭买地券：墓碑立墓前以表逝者功德，然恐日久损毁，遂别于墓圹中置石刻记逝者姓氏简历，俾历时久远尚可稽考。事盖始于东汉，光绪末山东峄县所出《临为父作封记》即是其物。同时孟津所出东汉砖刻之志姓名、籍贯、刑罚及年月者，亦彼时丛葬刑徒之志。西晋时此类石刻有所谓《荀岳墓题字》、《魏雏柩题字》、《石尠墓题字》、《石定墓题字》之属，然尚未有墓志之称，即形制亦广狭不一，无定式也。
循至南北朝时，始有墓志之称，其形式亦大体划一为四方之石板，上多刻棋子方格，多小楷书，北齐隋志则间有八分书，唐志复有行书，有在志之阴面刻家属姓氏者，曰“阴”，有刻在侧面者，曰“侧”，惟正面不曰“志阳”，与碑有“碑阳”、“碑阴”、“碑侧”者不尽同。又有志上加同式方石以护志文者，曰盖，盖文多以小篆或正书刻“△△△△△△墓志铭”之属，仿碑刻之制也。精者则于志、盖之四侧刻纹饰，更有于盖上四周刻纹饰者，亦碑额碑侧有浮雕及纹饰之例。复间有于盖之左右施两铁环，以便提取者，又有志盖悉仿龟形如北魏《元显儁志》，均特例也。
此种墓志南朝较少，北朝为多。南朝志石出土者旧以刘宋《刘怀民志》为最早，建国后南京附近复出土东晋《谢鲲志》、《刘谦妇刘氏志》、《王兴之志》、《刘剋志》、《王丹虎志》、《王闽之志》。齐有《吕超静志》。梁有《程虔志》、《永阳王萧敷夫妇志》。北朝以魏太和二十三年《韩显宗志》为最先，其后为数至夥，旧时出土之著名者北魏有《刁遵志》、《崔敬邕志》、《张玄(黑女)志》、《郑道忠志》、《李超志》。隋有《常丑奴志》、
《董美人志》、《苏孝慈志》。民国时洛阳北郊出土元氏志及其他北魏将相大臣志益多，多为于佑任鸳鸯七志斋所得，后移赠陕西省博物馆。唐志则民国时洛阳出土者归张钫千唐志斋及李根源曲石精庐。建国后陕西出将相大臣之志颇有大而精美者，多在省博物馆及昭陵博物馆。宋志出土者较少于唐，且亦不得收藏者重视。元明以下之见著录者更鲜已!
僧尼及居士不事棺葬而火葬，焚尸后入骨灰塔，故不曰墓志而曰塔铭。著者如唐《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王居士砖塔铭》、《净业法师塔铭》、《兴圣寺尼法澄塔铭》之类。
又有买地券，亦曰墓莂，多非真券，如吴《浩宗墓券》、西晋《杨绍墓莂》、南汉《马二十四娘墓券》，四至在虚无之间，四至实有之真券有唐《刘玄简墓券》。此亦兼具墓志作用，故附墓志并述。
画像：画像起于汉，以西汉《鹿孝禹刻石》上之朱雀画为古。入东汉而大盛，多在今山东，次则河南、四川。其体制为平面浮雕，多雕古帝王、孝子、列女、义士及墓中人事迹，而上有题榜刻画中人姓名，犹近代之连环画格式。其著者有肥城之《孝堂山画像》(阴刻)、嘉祥之《武氏祠画像》(阳刻)，皆为数甚夥。魏晋而还，斯风乃渐杀。
唐宋碑刻上亦有画像，多为工细之线条画，如雁塔门楣石上所画佛寺庭院，《道德寺碑》碑阴所画女尼形象，均唐画之精美者也。
造像：造像者，佛教信徒所造释迦、弥勒诸像之谓。北魏而还，始多石像。于方座之上，琢一佛或数佛，或立或坐，或有龛，或有背光，其记文则或刻于背，或刻于龛侧，或刻于座上。此外尚有四方如柱者，有高广如碑者，于其各面之上截凿龛造像，下截为造像记并题名，其阴侧或为多数小龛层累排列，或于龛侧或龛下题名。复有就崖壁凿龛造像者，谓之石窟像或石室，洛阳龙门尤其著者。《龙门造像十品》集于光绪年间，后
拓为二十品，除《优填王》一种外皆北魏物，碑估又有拓《龙门五百种》者，则多隋唐人所造，亦初未能尽，然其小龛所题悉寥寥数字，实无足观。南朝造像则远不逮北朝之精且多。其后则杭州灵隐等地多五代时吴越造像，山东之临昀、嘉祥多北宋时造像。宋以后造石像之风遂衰。
石像而外亦有以铜、泥造佛像者，造铜像之事多见《太平广记》释证门，今存铜像亦多北朝隋唐时物，小者止二三寸，大亦不过尺余，下有座，题记或刻于座，或刻于背，颇涂金。观《广记》知多供养于私宅，不必送佛寺也。泥像之在佛寺者概无题记，非治碑刻者所究心。止有所谓“善业泥”者，制同小铜像，背面有“大唐善业埿压得真如妙色身”阳文十二字，是以僧徒骨灰和泥模压而成者，清代大雁塔下尚间有之，嘉道时刘喜海尝检得若干，光绪时叶昌炽亦收藏两具，见《缘督庐日记钞》。
道教亦窃佛像之制造石像，然为数甚少。其著者止北齐时阳文方格隶书之《马天祥造像》，原石久佚(传世拓本多翻刻，乾隆时王氏话雨楼藏真本有金农题签者为真)，陕西耀县则有《姚伯多造像》尚无恙。
石经：儒家经典刻石始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世曰《熹平石经》，计《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皆八分书，出蔡邕等手。石久残毁，东魏时尝自洛阳徙邺，北周迁返洛阳，隋开皇复运入长安，寻用为柱础，民国时惟洛阳有残石残片出土，其巨者为《周易》残石，上截归文素松，下截为于佑任所得而移赠碑林，未分售前全拓传世止十余通而已。
曹魏石经刻于齐王芳正始中，曰《正始石经》，为古文、小篆、八分三体，止《尚书》、《春秋》。民国时洛阳亦出土残石残片，其巨者一面为《尚书》，一面为《春秋》，出土后石中剖，未剖拓片亦以希见珍。
唐石经刻于文宗开成二年，楷书，世曰《开成石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九经，益以《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又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在西安碑林。至明嘉靖以地震颇有断裂损字者，王尧典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其旁，多纰谬，清康熙时巡抚贾汉复又补刻《孟子》。
孟蜀广政七年相毋昭裔立石经，世曰《蜀石经》，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尔雅》十经，北宋皇祜时田况又补《春秋公羊》、《毂梁》二传，宣和时席贡又补刻《孟子》，均有注。然久佚失，今止存残拓，尝归刘体智，已影印。
北宋仁宗时立石经，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九经，一行篆书，一行楷书。今存残石及旧拓残本。
南宋石经为高宗所书，《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楷书，《论语》、《孟子》为行楷书。今存七十七石。
清乾隆五年蒋衡进楷书《十三经》，五十六年刻石，今存清故国子监，楷书作馆阁体，不为世重。
以上悉立太学国子监者。此外尚不乏零星刻石，其著者为唐玄宗天宝四载所立御注《孝经》，御书八分体，四碑合成一柱，世曰《石台孝经》，亦在碑林。
佛经刻石。其形制有摩厓、碑石、经幢之别。摩厓以北齐为盛，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为多。如泰山经石峪之大字《金刚经》，论者谓即北齐时物。碑石以河北房山所刻《大藏经》最有名，始于隋大业中僧静琬，唐人继之，至辽始毕工，初皆封锢，今已整理传拓(北京法源寺有专室陈列部分拓片、原石)。经幢如柱而八棱，上有盖，下有座，大者寻丈，小者径尺，多刻《陀罗尼经》，以唐刻为多，清叶昌炽广蒐拓本，颜其居曰“五百经幢馆”。
道经之刻石碑，以老子《道德经》为多，今存者有唐刻五、宋刻一、元刻二，以唐中宗景龙二年龙兴观《道德经》为最古。此外尚刻《阴符经》、《常清净经》、《消灾护命经》等，为数寥寥，远不逮佛经刻石之盛。
题咏题名：名胜古迹佳山水处多有前人题咏题名，或题诗，或“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到此一游”之属。题壁者日久湮没，惟刻石得以传世。唐宋以前惟北魏郑道昭《登云峰山论经书诗》、《观海岛诗》、《登太基山诗》、《咏飞仙室诗》等为著，唐宋而还则为数至夥，如雁塔石刻门楣之唐宋元明人题名，苏州虎丘、杭州灵隐飞来峰、及长汀苍玉洞、广州九曜石等题名均见称于世。又旧碑刻上刊刻后人题名者亦多，如北周赵文渊书
《华岳碑》上即有唐人题名累累，而《大秦景教流行碑》侧刻有道光时韩泰华题名，损及原石文字，颇为世诟病。
又有职官及科举及第者之题名，亦始于唐代。今存者以开元时《御史台精舍题名碑》及大中时《郎官石柱题名》为著，科举及第之题名存者皆宋元以下，而明清进士题名碑之在北京者为数尤夥；皆有资于史学考证。
建筑物器物刻字：上列诸项，悉以文字为主，即造像亦文字与所造佛像并重。至石质建筑物、器物之刻有文字，则以物为主体而附加文字而已。
建筑物之刻有文字者，如：
阙。东汉魏晋南朝皆有刻字之石阙。东汉嵩山《太室》、《少室》、《开母》三阙皆神庙之阙，为习汉篆者所宗法。墓道之阙，则东汉有《武氏》二阙、《南武阳》三阙在山东，《王稚子》、《高颐》等阙在四川，皆隶书，南朝梁阙在江苏皆楷书，其西阙之字皆反书。
柱。唐宋寺观之石柱或柱础上间有刻字者，安阳所出凿孔之方石制间有“赵建武四年造泰武殿前猨戏绞柱石孔”，是传世柱础刻字之最古者。
塔。塔盖，塔盘，塔座之石制者间有刻字，如登封会善寺之塔盖有北魏神龟三年刻字，苏州治平寺塔盘有隋大业七年刻字(已佚)，陵县塔座有唐天宝六载刻字。
黄肠。显贵者以柏木黄心者累棺外曰黄肠，至东汉则多以石为之，上记年号及尺寸数字。
石人石兽。多宫室及冢墓前物，汉人有在其上刻字者。石人如曲阜鲁恭王墓前二具一刻“府门之卒”，一刻“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皆汉篆，在胸前。掖县太基山有北齐郑述祖所造石人，刻“甲申年造乙酉年成”。建国后灌县出土东汉李冰石像，胸前亦刻职衔姓名。石兽之著者有东汉时刻狮子，隶书“雒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狮子一双”一行。
桥。江浙石桥多有刻宋元年号者，明清尤多。
井。井阑刻字以梁天监十五年茅山道士作井阑为最古，宋元明清井阑刻字则在江浙一带多有之。
石制器物之刻字者，有：
幡竿石。寺院植幡竿之用，存者以唐开元时虞乡石佛寺一刻为古。
石灯台。形近经幢而用以燃灯者，存者以唐天宝时洛阳、元氏二刻为古。
石香炉。寺观祠庙用以焚香者。存者以石晋天福时密县超化寺、益都玉皇庙二刻为古。
石盆。宋治平时苏轼所铭正定雪浪盆最为著名。
石硙。刻字者有晋太康九年石硙。在山东
拓本(附影印、装潢、藏印、题跋)
起源：碑刻以纸椎拓，曰拓本，亦作搨本，其事盖起于南北朝。《隋书·经籍志》载“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注梁有三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注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注梁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注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梁有十二卷)”，是其佐证。
优劣：碑刻虽石质坚固，日久亦易损泐。拓本时代早者损泐少，晚则损泐多，此旧拓之所以见珍。又有原石佚失，拓本仅存，遂成孤本或稀见之本，碑贾或好事者从而覆刻，则拓本又有原翻之别。故同一名目之拓本大有优劣，其价值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旧曰碑估，多精此道，今治碑刻之学，亦宜讲求。
旧拓与新拓：今存在之拓本以唐拓为最古，宋、明拓亦见珍于世，若清拓则多重乾嘉，以上均可谓旧拓。此外，亦有难定其时代而泛称为旧拓者。
唐拓。真可信者为敦煌所发现唐太宗书《温泉铭》残存后半篇及长庆四年柳公权书《金刚经》，均裱成卷子，又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存十二开。此外号称唐拓者多不足凭信。
宋拓。传世尚多，多唐碑之煊赫者，如集王书《圣教序记》、欧书《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温彦博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颜书《多宝塔碑》、李邕书《麓山寺碑》等。皆宋人习字所需，传世多者至十余本，少亦三四本。秦汉碑则止《石鼓文》、《西岳华山庙碑》等，已为数寥寥，南北朝存梁《永阳王萧敷夫妇志》，他无所闻。
元止九十年，其拓本多混称宋拓，已难区别。
明拓除上述诸唐碑外，多广及汉魏六朝。今东汉名碑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张迁碑》等均以明拓为上驷。其明季出土如《曹全碑》之贵明拓更无论已。北碑至清中叶以后始为人所重，故明拓亦为数无多，如北魏《张猛龙碑》、隋《龙藏寺碑》、《常丑奴志》之明拓均见珍于世。
清拓中之旧拓，又有清初(清人曰国初)及乾嘉(兼及道咸)之别。今存世碑刻颇多清初及乾嘉出土或蒐获者。如汉《韩仁铭》、北魏《郑羲碑》、龙门造像诸大品、《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刁遵墓志》、东魏《敬使君碑》、《刘懿志》、唐《韩仲良碑》、《樊兴碑》等，均以清初拓或乾嘉拓为初拓，其价值不在明拓之下。若有明拓之碑刻，则乾嘉拓止称稍旧拓本，与初拓者价值高昂悬殊。
清同光以来至民国时拓本，概曰近拓、新拓。除石已佚者外，多不为世重。然每有石质粗松，近数十年间又复剥泐不堪者，如《爨龙颜碑》之光绪拓本已较民国拓本多字，则光绪虽近拓固亦足珍贵。
鉴别拓本新旧时代，最可靠是细审碑志某处文字是否缺泐，即碑贾所谓有“考据”处。前人已有专事此道者，其成果概见于《校碑随笔》及增补本中，虽未必尽属允当，大体尚可信据。惟民国以后至今日之存佚损泐，即增补本亦未能尽详，尚有待再补。
至拓者所用纸张，宋有用麻纸者，明及清初多棉纸，其后或连史纸、或毛边纸。边远地区亦有用粗皮者。但凭此鉴别实不易，与纸色之新旧更无关(尝得乾隆初拓本《韩仲良碑》，连史纸如新拓，此犹清初印本书用连史纸者至今犹洁白如新也)。
墨色。多黑色，精者用墨，劣者用烟煤，精者椎拓，劣者刷拓。椎拓又有重墨轻墨之分，重曰乌金拓，轻曰蝉翼拓。其新旧殊不易分别，有新拓置潮湿处生白霉者，亦有旧拓从未生霉者，惟乌金拓而有光者，则多清季民国时拓法。又有用朱或蓝色拓者，不多见，皆近拓也。
名碑拓本有作伪者：(1)翻刻，详后节。(2)拓时将缺泐之笔道填蜡，或空而不拓，自刻一小石补拓。(3)用墨笔描填缺泐之字。填蜡(如《马鸣寺碑》)或补刻小石(如《石鼓文》、《石门铭》)总不自然，涂描则墨色有别，细审均不难发觉。
孤本与希见本：石尚存则不得曰孤本，必石已佚失，止一份拓本传世者始得曰孤本。如明拓北魏《张玄志》(藏无锡秦氏)，宋拓梁《永阳王萧敷夫妇志》(上博)，宋拓隋丁道护《启法寺碑》(日本)，唐太宗《温泉铭》残本(巴黎)，宋拓褚遂良《孟法师碑》(日本)，宋拓魏栖梧《善才寺碑》(日本)，薛稷《信行禅师碑》(日本)，宋拓李邕《法华寺碑》(上博)，宋拓沈传师《罗池神庙碑》 (日本)，唐拓柳公权《金刚经》(巴黎)，宋拓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上半部(北图)等均其著者。
希见之本，亦必原石在明清甚至近现代时已佚失，传世拓本已无多者，其珍贵亚孤本一等。明嘉靖时地震毁失之《西岳华山庙碑》，传世仅二宋拓，二明拓。明季出土之隋《常丑奴志》，唐《王居士砖塔铭》，前者久佚，后者久碎裂，拓本之完善者仅存数本。清初出土之北魏《崔敬邕志》、《司马绍志》、《司马昞志》，均未久即佚失，传世亦仅数本。隋《元公志》、《姬夫人志》及《董美人志》毁于太平天国及小刀会之役，传本亦至稀贵。清季民国时出土之北魏《常季繁志》、《元飏志》、《王夫人志》，均售日本而毁于大正年间大地震，传本之稀贵渐与《董美人志》等相埒。近三十年来所毁失之丰碑有唐《王忠嗣碑》、《等慈寺碑》，则其拓本日后亦将成珍品 |
原石拓本与覆刻本：原石拓本者，专指有覆刻(亦曰翻刻)之原石拓本而言。
覆刻盖三类：(1)原石已佚，以原石拓本仿刻一石，拓售以希善价，多墓志，以志小工省也。如清中叶所覆刻《司马绍志》、《司马昞志》、《王居士砖塔铭》、《董美人志》等均尚近真，近人所刻《张玄志》则粗恶不堪入目。《常季繁志》等亦有近真之覆刻。然据《校碑随笔》等尚不难辨别。(2)原石尚存，据少损泐之旧拓覆刻，以伪造旧拓牟利者。此事多清人所为，如《礼器碑》伪刻充宋拓、《张猛龙碑》伪刻充“冬温夏凊”本，均其著者。(3)原石尚存，另刻一石以应求索。如《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集王书《圣教序记》等均有覆刻以供学僮临写。余所见《等慈寺碑》、《郑羲碑》亦有覆刻。又《龙门二十品》亦多覆刻以应购求，至有刻于土炕上者。
凡原石已佚，则原石拓本自至珍贵。否则亦平平无奇。
影印本：摄影术发明始有用碑刻拓本影印之事。其事始于日本，清末民国初日本小林忠治为名手，常为罗振玉等影印旧拓，其后我国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继而为之，于是前所列宋明旧拓、乾嘉原拓、孤本、希见之本均有影印传世，其功至著。
影印大别复有四类：
(1)照片本。摄影后按原大洗出照片即是。昔北京延光室多为之，流传以宋拓《房玄龄碑》照片为最著。
(2)珂罗版本。摄影后制珂罗版印刷。以日本博文堂所印最精，且多装裱精雅。我国则以有正书局及艺苑珍赏社印者为多，商务印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印者为佳，故宫用乾隆旧高丽纸所印尤古雅。建国后亦有珂罗版印者。惟珂罗版每版仅能印刷二三百部，故售价高昂。至建国前中华书局之珂罗版则无限印刷，遂多模糊且有版片碎裂而仍印刷之事。
(3)石印本。建国前有正、中华所印最多，中华又有金属版本者，其效果与石印同，均止黑白两色，不能分浓淡，然价廉，得收普及之效。
(4)胶印本。近年通行，颇似珂罗版而可无限印，故售价廉而物美，此法出而石印遂见淘汰。今国内廉价之印本及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皆胶印也。
以上各类影印之主要品种，别详《增补校碑随笔》。
影印多据旧拓、孤本，已如上说，然亦有用新拓讹言旧拓者，复有用墨描之本以充宋拓者，亦有误用复刻者，如有正珂罗版印所谓宋拓《张猛龙碑》、《李靖碑》均经墨描，实皆明拓而已。
又有以珂罗版印本染纸剪裱以充旧拓者，然字口光而平，与拓本不同，细审可辨。
装潢：装潢，亦曰装裱，是我国特技，用于书画，兼及碑拓，而碑拓装潢复有其特殊性，即不能伸之过平，否则字画将转肥成墨猪。而其形式亦自有异，大别之有：
(一)整装：可存碑刻原式，是其长，不便披览临学，是其短。今多用之旧拓或孤本，不忍剪坏故也。整装法又有三种：
(1)挂轴式，与书画挂轴同。
(2)背面裱托白纸，然后摺叠，工省价廉，且便于收藏。
(3)犹恐损拓本，则仅将拓本四角粘于白纸上，不复裱托，然后摺叠收藏。
(二)剪裱，亦曰蓑衣裱，便于观览临摹，但失原式。其装潢又有四种：
(1)裱成单开，四周用白纸条或黄、蓝、黑纸条裱，亦有挖空镶嵌者，然后在两边粘合，亦曰蝴蝶装，但与蝴蝶装宋本书之粘处正相反。前后用厚纸板包纸，或蓝布、织锦以护之，亦有用木板者，则以楠木为上，银杏易裂，红木、紫檀太重实。
(2)形似单开，实则连属，可拉成长条，曰经摺装或旋风装，与书本之经摺装即旋风叶相同。前后用纸板、木板与单开者同。
(3)只裱一层，成单开，向外摺成书本式，线装。此种工值较廉。
(4)粘于空白册子或旧书上，可自为之而不费钱。然册厚者中间必凸起。又凡装裱均须用薄浆，不知者以厚浆粘上，日后欲揭下重装亦不可得，最杀风景。
此外，亦有省费省事不事装潢者，惟摺叠处日久易破裂，且易为虫鼠所伤。
藏印题跋：旧拓之有藏印题跋，亦与旧本书同。其常见者明有文征明、王世贞、董其昌，清有孙承泽、王澍、何焯、黄易、翁方纲、王文治、阮元、吴荣光、徐渭仁、何绍基、赵之谦、孔广陶、费念慈、王懿荣、刘鹗、杨守敬、赵世骏、罗振玉等。然亦有伪造题跋、藏印者，题跋之伪者审字迹文理可辩识，藏印之伪者则刻法粗恶，印泥黯黑，可望气而定。
亦有近拓而有藏印题跋者，如精者尚可把玩，粗恶者转损拓本，印可墨涂，题跋可撕去。
然旧拓本有未经名家收藏、无藏印题跋者。西安旧帖铺多乾嘉时拓售之物，留至今日已为旧拓而初无藏印题跋。昔年得一《爨龙颜碑》乾隆前乌金精拓，亦无藏印题跋，而大胜有刘喜海藏印题字之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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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料
主次：碑刻除少数伪造者外，多第一手史料，且不若史书之经传抄刊刻而有脱讹之病，故夙为研治史学者所珍视。北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赵明诚撰《金石录》，下及清顾炎武之《金石文字记》、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昶之《金石萃编》等，莫不言碑刻之史料多于书法，其成果今治史者尚用之不尽也。
然缘此在若干治史者中亦产生偏见，即重碑刻文字过于史书。如建国后出土《永泰公主志》，武伯纶据谓公主乃死于难产，而非如两《唐书》所记凶死。其实公主与其夫武延基、兄邵王重润(即追赠懿德太子者)以攻击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致则天令自杀，明见《旧书》则天皇后纪，中宗诸子传及外戚传，焉能虚假，至墓志撰刻虽在此狱平反之后，然则天仍为唐之太后，志文自不得不曲为模糊影响之词。足见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
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
碑刻以墓碑、墓志为多，今就所含史料分类论述，兼及其他。
郡望：碑志开端必曰君讳某、官某某、某郡某县人也。除少数民族外，名字均可信据。9 少数民族则间有名字与史传违异者，如东魏《刘懿志》，谓讳懿，字贵珍，实即《北齐书》之大将刘贵也。某地人则多记郡望，而不尽属真实籍贯。以魏晋南北朝人重视门阀，即寒人亦欲假托高门，下及隋唐，其风尚未尽泯。故碑刻所记郡望未必皆可信据。
世系：述郡望后，通常缕陈世系，此亦重门阀之所致。其中所陈远祖，如李必托始老子，王必托始王子晋，甚至少数民族之《爨龙颜碑》亦托始楚子文、汉班固，自全是官样文章，绝无任何史料价值可言。若述其父、祖、曾、高，则有可信有不可信。如唐高宗撰书《李勣碑》，谓“祖康，齐伏波将军谯郡太守”，新出土刘祎之撰《李勣志》谓“曾祖鹊，后魏濮阳太守，祖康，齐谯郡太守”，而《新书》宰相世系表则谓曾祖“懋，梁荆州刺史”，祖“元起，字山立，隋濮阳太守”，与碑志全不相合，显系李勣贵后所伪造，犹侯景篡梁自立时之伪造七代名讳。10别详拙撰《论李勣》，《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l期。又如建国后出土《刘濬志》，濬为刘仁轨子，志谓“后汉章帝子河间孝王开十九代孙曹州使君之孙，尚书左丞相司空文献公之子”，至刘濬为二十一代，但据《新书》宰相世系表则至刘濬为十六代，而仁轨之父仅曰名“子威”，不复言其官职，可见刘仁轨实亦出身孤寒，其世系当出伪托。11 别详拙撰《读刘濬墓志》，《历史论丛》第3辑，1983年4月。诸如此类，引用时均有所别择。
职官：碑志所述逝者历任职官颇有可与史书互证，且多有可补史书之所遗逸。如《刘濬志》谓高宗时“选十学士，以公为诸儒最”，此十学士当即武德时秦府，齐王学士之属，而为史书失记。又如志谓徐敬业之乱“授公江佐(左)五州简募宣劳使”，此使职亦为《唐会要》诸使条所失记。至于唐前期所记折冲府名称，则清劳经原已摘取以撰《唐折冲府考》，其后罗振玉、谷霁光之补考亦多取材于唐人墓志。今建国后新出土唐志亦夥，可更事增益。
地理：碑志所记地理，大别有三类：一所记逝者任地方官之州郡县邑名称；一所记第宅在长安或洛阳之坊里名称；一墓葬在长安某原某谷诸名称。中华版《文史》第四辑有据墓葬原谷以考唐长安郊区地理之文。蒐辑碑志所记长安、洛阳坊里则早为徐松撰集《唐两京城坊考》所取材。徐氏以后出土两京唐志其数逾千，可更大事补辑。
发微：碑志之性质价值，大体与史传相埒，以显达身后必有行状，史传、碑志多本行状撰作。然史传止传有关系人物，碑志所述人物事迹之不见史传者何可胜计。又史传所记往往省略，而碑墓志所记乃转见详实。凡此颇有重要史实为史传失记而可资发微探幽者。北宋末《折可存志》记可存平方腊后奉御笔擒草寇宋江，足以证实宋江未参与征讨方腊，已为史学界所周知。而《刘濬志》撰刻于开元十七年，谓“文明岁，[徐]敬业作乱维扬，王师未捷，授公江佐(左)五州简募宣劳使，……表言敬业若不入海，即当自缢，飞奏不日，果如公料”，仍以平定徐敬业为刘濬功绩，可见徐敬业讫未获平反。如志称武则天为“太后”、“天后”，且以刘濬及夫人见称于天后以为荣，而于其革唐建周则否定，称之为“潜欲禅篡”，斥之为“邪谋”，称武周为“伪朝”，亦可证实否定伪周、承认太后是官方态度，旧史含糊之记载，得此可明朗化。又如《旧书》王毛仲传记禁军大将葛福顺、唐地文等均随王毛仲之失败而贬逐，而与葛福顺同时立功之陈玄礼乃得与玄宗相始终，观清中叶出土之《刘感志》、《张安生志》，知刘、张均出身禁军从玄宗诛韦后而得升擢者，至天宝末均任左右龙武军将军，张且于天宝十三载以七十一高龄仍从幸骊山而病殁，足见禁军久已为玄宗所分化，葛福顺一系固失败，陈玄礼及刘、张辈则始终为玄宗之亲信也。12 别详拙撰《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学术漫录》第5集，1982年4月。此类发微探幽工作，实较补苴一二职官地理更见价值。
其他：碑志所含史料之可资研史者自尚不止此，碑志而外石刻文字之可资采择者亦每每而有。如据《龙门造像》可推知其时朝野信仰佛教之缘由。《圭峰定慧禅师碑》所记世系可资治禅宗传法史之推勘。佛寺碑刻之记田地四至常住财物者复为研治寺院经济者所珍视。韩愈撰《李虚中志》记唐代士大夫服食金石之毒害，知太宗等皇帝以服药致病致死事非偶然。13亦收入《韩集》卷二八。《程修己志》载中唐画坛故事，足补《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之不及。《大雁塔门楣题名》、《灵隐飞来峰题名》等可窥见前代胜地游览盛事。《李辅光志》详志中唐宦官参与政治以及与回纥以帛易马故事，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阴山道篇”之未征引。《李愍碑》则记唐初宦官李愍之掌军事，亦堪补两《唐书》宦官传之漏略。《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考知南诏以前云南地区与中枢关系。《智城山碑》可推测桂林僮族在唐代之政治文化。近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三部分有饶宗颐撰《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则论证武则天“本无坚定之宗教信仰”，“早年重儒术，登极时，利用佛典为符谶”，“晚岁多病，转而好言长生久视之术”，而非始终信佛教。凡此均见碑刻中所含史料之繁富，有待识者别择利用耳。
择本：旧拓孤本及旧拓之较新拓多字者宜充分利用。孤本自最可贵，多字者自亦胜于新拓，虽原件难遇，然多有影印本为习书法者取资，治史自可取利用。
一般拓本，无抄写传刻滋生谬误之虞，亦宜利用。若干新出土碑刻止有新拓，未尝著录，更宜访求。设已影印，如《文物》中往往有新出土之照片，亦可编一索引以资检索。至《千唐志斋藏志》则尽汇张钫藏石拓片影印成册，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则除汇印通行拓本外更收若干孤本旧拓，有此可省访求原拓之劳。
录文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皆据拓本迻录全文，不得拓本时自可利用，且便于检阅。惟所据未必尽属旧拓，又拓本模糊断泐处录文多凭推测，亦颇有错误。如《金石续编》所录《爨龙颜碑》碑阴，以光绪时拓本较之，误释阙释之字乃多至十余。罗振玉《昭陵碑录》多据旧拓，录文远胜《萃编》，然以佳拓校之亦有可增补者。知不但得据此等录文便不思他求也。
通读：欲别择引用碑刻史料，必通读全文。而南北朝隋唐碑刻多行以骈骊，且多用故典。缘此欲通读须有文学根底，若《昭明文选》之属尤宜循览，习于骈体文字气势法式，则读此类碑刻自少扞格。否则，断句失当，文义不明，尚何别择史料之得云。今周绍良先生主持编集唐墓志至三千余通，悉录文标点，自大有便于初学(1992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然终不得尽事依赖，不复于断句通读上用功夫也。
书 法
碑刻与墨迹：研治书法，自贵读前人墨迹，碑刻之精者亦仅存字形，不能传墨色浓淡，拙劣如《龙门造像》之属则多留斧凿痕，较毛颖所书实大有径庭。然墨迹之传世者以宋明以下为多，唐以前止敦煌卷子及历年出土木简之属为可信据，而名书法家遗迹不与。流传名家墨迹实多宋、明时摹本，且多凭空伪造或附会之物。即宋以下墨迹亦真伪间杂，不易别择。惟碑刻则悉据真迹上石，即覆刻之本亦多存其大略，较墨迹之附会造者转可信据。且在摄影之术未出前欲窥见墨迹不易，而碑刻拓本究易搜求，故昔人之言宋以前书法者亦多凭碑刻。今欲研治我国书法渊源沿革亦宜以碑刻为主，墨迹之真实可信为辅。
体系：昔多书法家言书法，虽有心得之言，然历史发展演变之观念多缺。如包世臣《艺舟双楫》之尊崇北魏，已颇违于史实，康有为《广艺舟双辑》推波助澜，益远离真相。近人撰述之多不足观者实亦缘此。故据碑刻言书法，贵在溯源疏流，明其因革之究竟，切忌作浮泛肤廓、徒事赞叹之词，此其一。
既承认书法有因革演变，则一时代之书法自有一时代之风尚，而非少数大书家所能独创。此点前人间有能言之者，如叶昌炽《语石》卷四论唐志书法谓“大抵自唐初至宋约分五变”，“试取有唐三百年墓石，从原竟委，覃研精究，虽覆其年月而射之，十可得七八，于以知翰墨之事，亦随气运为转移，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在古人亦不自知也”。是知所谓欧、虞、褚、薛、颜、柳诸人，止其中之突出者，遂得称为大家、名家，且如启功先生所说，与其官高亦不无关系也。14 《启功丛稿》所收《李文墓志跋》。此其二。
秦小篆：小篆始于秦，其先则为籀文，籀文与东方诸侯国之金文微有别，看秦《石鼓文》可知。进而整齐则为小篆，今存者唯明安国旧藏宋拓《泰山刻石》及旧拓《琅邪台刻石》为真，均有影印本可看，传世秦权、秦诏版虽小字亦与两刻石若合符节。至是否诚出李斯手笔，自不必深求。此外《峄山》、《会稽》两刻石则为宋元人所重开，疑已融入李阳冰以来笔法，不尽本来面目。
汉隶八分：《汉书》艺文志谓秦始皇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此种隶书，实即小篆之简易写法，易小篆之圆笔为方笔。今存西汉时《群臣上寿刻石》、《巴州民杨??买山地刻石》、《鲁孝王刻石》、《麃孝禹刻石》，新莽时《莱子侯刻石》，下及东汉《裴岑记功碑》之属，字体在篆与后世所谓汉隶之间，即其时所谓隶书也。
东汉时小篆已少行用，而官样文章所使用之隶书又渐趋艺术化，遂形成有波发之隶书，而谓之“八分”。《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八分”者，言其波发形似八分而已!后世所谓汉隶，如东汉《乙瑛碑》、《礼器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前后碑》、《韩仁铭》、《曹全碑》、《熹平石经》等均此种八分隶书。而曹魏时《上尊号碑》、《受禅表》、《孔羡碑》、西晋时《皇帝三临辟雍碑》等犹承其法。此种八方体以其端严可为楷模，晋南北朝时又有“楷法”、“楷书”之称。其时隶书、八书、楷书，实一体而有三称。此种端严之书体外，复有仍其波发而作较为草率随意之写法，曰“章草”或“草书”。与草书相较，隶书即八分、楷书之形体较为端正者，于时南北朝人又称隶书即八分、楷书为“正书”，一体而有四称。至唐又或称正书为“真书”。
汉人仍间有作传统之小篆者，如东汉之《袁敞碑》、《袁安碑》，犹仍秦传小篆遗法而用圆笔。
南北朝隶楷过渡：西晋以后八分之隶书逐步向今之楷书转变，东晋南北朝实为转变之过渡时期。苻秦之《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碑》，东晋《爨宝子碑》前人著录或曰隶，或曰楷，其实均过渡时期产物，曰隶固可，曰楷亦不为非。南京地区出土之东晋《王兴之志》、《王丹虎志》、《王闽之志》等，亦均此种字体。即刘宋之《爨龙颜碑》、《刘怀民志》，北魏前期之《嵩高灵庙碑》，亦仍是此种似楷非楷、处于幼稚状态之物。其特点即摈弃八分之波发，而结构用笔仍拙涩而未臻后来楷书之佳妙。
进而摆脱拙涩，形成笔势雄强方劲之书，即近人之所谓“魏碑体”。北魏《崔敬邕志》、《张猛龙碑》、《高贞碑》之属，均其时佳作。南朝则梁之《萧敷夫妇志》、《萧憺碑》亦犹此种格局。清阮元撰《南北书派论》，以为东晋南北朝前期南北书法已有差异，实非笃论。
南北朝后期梁陈时乃出现较为虚和空灵之新体，15 今所传《兰亭序》，即此种新体书法之尤佳妙者，若曰诚出东晋时人王羲之手，总有碍事理。此问题尝别撰文深论，兹姑不赘。继而影响北齐，复影响北周。观北齐《徐之才志》，已与隋人楷书相去不远可知。
惟此等书体其时尚沿旧称谓之隶书，赵明诚《金石录》跋东魏《大觉寺碑阴》谓“题银青光禄大夫韩毅隶书，皆今楷字”可证。即入隋唐虽于秘书省置楷书郎员、楷书手，然唐人犹谓“隶书，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也。16 详《隋书》百官志，《大唐六典》卷一○。惟八分则其时止专指汉八分之隶书而言，不能复与隶书、楷书通用。宋后遂专以楷书或正书、真书称今楷书，隶书或八分称东汉、西晋之隶书，于是有篆、八分(或隶)、真(或正、或楷)、行、草五体之说。
“行书”是楷书之稍草率者，若今《兰亭序》即是，南北朝至隋均不以书碑刻。草书则由有波发之章草转变无波发之“今草”，其转变亦在南北朝后期，唐以前亦不以书碑刻。
小篆在南北朝隋至唐初中衰，其时碑额有作篆体者率拙恶不中程可证。
隋唐楷书：楷书至隋已可谓初步定型。复大体区分为两体：一仍北齐之虚和空灵，如《龙藏寺碑》、《龙华寺碑》。一点画方严，如《元公志》、《姬夫人志》、《苏孝慈志》、《董美人志》。
初唐大书法家以欧、虞、褚、薛并称。欧阳询、虞世南俱以晚岁入唐，实可谓隋人。欧书《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与《元公》、《姬夫人》、《苏孝慈》诸隋志几如出一手，足见欧楷为前朝旧体，其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志》更为古拙，在唐代实均无大影响。虞世南所书惟《孔子庙堂碑》，最有声光，然今西安、城武两覆刻均未见佳妙，即临川李氏旧藏杂有原唐拓之本亦无大过人处，盖虞所长实行草而非楷书，唐刻之习虞楷者，惟不为人所称道之张德言书《魏法师碑》而已。 ．
初唐楷书实以王知敬《李靖碑》、高正臣《杜君绰碑》、于立政《于志宁碑》、窦怀哲《兰陵长公主碑》、诸葛思桢《李孝同碑》之属为正宗，而褚遂良尤其杰出者，实源自隋《龙藏寺》、《龙华寺》诸碑之虚和空灵进而整齐者。褚书所存以《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为端丽，而《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记》更见流美。学其端丽者有未题书人《李文志》，习其流美者则魏栖梧《善才寺碑》、薛稷《信行禅师碑》。薛实不能于褚字外别立一体，徒以官高遂得并称褚、薛耳。
盛唐下至肃代朝楷书复起变化，前此瘦硬，其时乃转而肥腴。苏灵芝《梦真容碑》、《铁弥勒象颂》、王缙《王忠嗣碑》、徐浩《不空和尚碑》均作斯体，而颜真卿则允推此体之领袖。颜书《多宝塔碑》在天宝时，尚未臻成熟，成熟之作为《郭氏家庙碑》、《臧怀恪碑》、《麻姑山仙坛记》、《中兴颂》、《八关斋报德记》、《宋璟碑》、《颜氏家庙碑》等，然多经磨剜失真，甚或原石佚失，惟《颜勤礼碑》于民国初出土，能存颜书之真。习颜而能别创格局者为柳公权，有《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等传世，然遒紧有余，壮丽不足，实不足称大家，于后世亦鲜影响。
唐太宗始以行书书碑，今存《晋祠铭》已经磨剜，惟《温泉铭》残拓能得其真。其后高宗书《李勣碑》、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李邕书《李思训碑》、《李秀碑》、《麓山寺碑》等，皆行书书碑之佳妙者。草书则怀素在今草基础上又创狂草，碑林有《东陵圣母帖》刻石。
唐人亦喜作八分书，后世称之曰“唐隶”。如玄宗书《石台孝经》，梁昇卿书《御史台精舍碑》、史维则书《大智禅师碑》等，均体态丰腴，结构端庄，较《熹平石经》等东汉八分更进一层。
小篆则中唐前期之李阳冰为异军突起，所书《缙云县城隍庙记》、《三坟记》、《栖先茔记》等一洗六朝篆书之鄙陋，较秦篆有出蓝之胜。后人作小篆实不能出李阳冰及所谓李斯所作秦篆之范围，所谓“上追斯冰”是已!
附宋以后书：宋以后人书颇存墨迹，不尽凭碑刻以传。然欲明其流变，不得不略事疏说，以附碑刻书法之末。
褚正颜变，宋以后书法大体不出此两家笼罩。北宋有所谓苏、黄、米、蔡四大家之说，苏轼书《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司马温公碑》自用颜体而稍有变化。黄庭坚书《伯夷叔齐庙碑》与宋徽宗瘦金体皆学褚而参柳公权法。米芾不作楷书，行草远绍所谓王羲之、献之书。蔡实指蔡京、卞兄弟，后人以蔡襄易之。襄书《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纯是颜法，京则早年学襄学徐浩，后乃自成体，与卞均以行书称而不作楷。
元人则鲜习颜书，赵孟頫书冠冕一世，实承褚法，其余若鲜于枢、柯九思、倪瓒、张雨辈皆与赵书相近，皆从褚出也。此风至明尚未泯，明初沈度、沈粲兄弟创明馆阁体而为赵、褚嗣音。正嘉时祝允明、文征明辈仍无大变化。晚明董其昌始转而学颜，行书尚秀润，作楷乃多伤板滞。
有清书法家可分两派，张照、刘镛习颜，王文治、梁同书法褚。至中叶包世臣始创习北魏书，然实非正轨，清季以北魏书著称者如赵之谦、陶濬宣辈徒见矫揉庸陋。益无足观。
宋以后行草篆隶无大发展。与包世臣同时代之邓石如以行笔写小篆，吴让之继之，尚有别趣，清季吴大澂以李阳冰法写金文，亦能自创格局，较吴昌硕之草写《石鼓文》终有雅郑之别。 |
1 清末传入矿物学亦曰金石学，与此非一事。
2 《水浒传》第六回智清禅师尚谓智真禅师之信札为“法帖”，的是宋人口吻。
3 就书札高度刻于长条石板上，俗名“诗条石”，今苏州园林长廊中所砌清人刻帖尚多完好。
4 明谢在杭《五杂俎》等书有“龙生九子”之说，谓其一曰赑屃(屭)好负重用以驮碑，实本《西京赋》“巨灵赑屃”(薛综注：赑屃，作力之貌也)而生造故实。《唐会要》卷三八“葬”谓“旧制……五品以上立碑，注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注螭首方趺，趺上石不过四尺”，足证赑屃负碑之诬。
5 僧怀素草书，今存北宋重刻残文，曰《东陵圣母帖》。
6 通称《史晨前碑》、《后碑》。
7 祠魏将邓艾。
8 刻《少林寺碑》之阴。
9 少数民族则间有名字与史传违异者，如东魏《刘懿志》，谓讳懿，字贵珍，实即《北齐书》之大将刘贵也。
10 别详拙撰《论李勣》，《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l期。
11 别详拙撰《读刘濬墓志》，《历史论丛》第3辑，1983年4月。
12 别详拙撰《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学术漫录》第5集，1982年4月。
13 亦收入《韩集》卷二八。
14 《启功丛稿》所收《李文墓志跋》。
15 今所传《兰亭序》，即此种新体书法之尤佳妙者，若曰诚出东晋时人王羲之手，总有碍事理。此问题尝别撰文深论，兹姑不赘。
16 详《隋书》百官志，《大唐六典》卷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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