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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敢言他人所不敢言，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开创了历史上君“畏”臣之先河，树立了历代君臣关系直言不讳的典范。魏征曾向太宗面谏五十次，呈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至“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牛逼”。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河北馆陶）人，一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唐初政治家，少时丧父，家贫，但胸怀大志，喜好读书，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的瓦岗军起义，后随李密归唐，又为窦建德俘获，任起居舍人。窦建德死后，他为李渊太子李建成信重，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即位，喜欢他的直率，擢为谏议大夫。他为太宗参谋国事，遇事进谏，所提意见贯穿一条“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导精神，魏征口无遮拦直谏领导，对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清明大有裨益。 直谏军事：有一次，唐太宗鉴于兵源短缺，下诣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男丁入伍。当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诣意而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精，毋须凑数。”唐太宗沉吟半晌，下令停止征兵之事，还赏魏征一口金瓮。 直谏家事：贞观八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找来了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子郑氏为嫔妃，正要纳入宫中，魏征毅然劝阻，道：“此女子已与陆氏订有婚约，皇帝不抢民女，勿坏人家好事，愿皇上体恤百姓之苦。”但是，其余大臣则称陆郑之间本无什么婚约，而陆氏亦上表否定婚约一事。魏征清楚简单地说：“陆氏否定此事，是避杀身之祸，不得已才这么做。”太宗不愿再纠缠，于是取消纳郑氏为妃之事。 直谏政事：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道：“修东宫洛阳，劳民伤财。地租收取过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怒道：“德参要大唐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无发，就心满意足。”魏征谏道：“上书不偏激不能动主人心，狂夫之言，择善而从。陛下因不再爱听直言而发怒，没了以往胸襟。”太宗听了魏征的谏言，转怒为喜，还升了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派人探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建筑材料，全部为魏征建造大屋。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亲书碑文。魏征葬礼按其遗愿，极其简单。 魏征去世后，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在魏征死后半年尸骨未寒之际，下令推到了魏征的墓碑。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事后他很快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进言渠道。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 魏征，刚正不阿的品格，直言不讳的谏言，推荐贤能的公心，高瞻远瞩的眼光，值得当代为官者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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