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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在西安建大顺国，改元永昌，二月初即率众渡河东征，三月二十九日攻克北京，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其兴也何勃?四月二十二日迎战吴三桂，不日败归，四月二十八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次日晨曦就不得不逃出京城。从进京、入宫、兵败、登基到西撤、潜遁总共只有40天时间，其亡也何忽? 这种迅速败亡的局面，决不能简单地用“骄傲”二字来解释。何况各种史料都记载，李自成本人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很朴素，“脱粟粗粝，与其上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即使在京殿上他也“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要说骄傲，在众多开国君主中李自成本人还是一个较少骄傲的人。 李自成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军事指挥失当，李自成失败的深层原因是政治谋略失误。 在军事指挥上，从战略到战术都有失当之处。在战略上，首先从西安出兵攻打北京本身就犯了战略判断的错误。李自成在西安草创开国，立足未稳，东征时能动用的兵力总共才20万左右，千里悬军，长途奔袭，大军的给养补充等都有困难。明王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自成要巩固已占领的县城，不得不分兵把守，进军的士兵随着战线的拉长而日渐减少，最后进京时大约只有8万兵丁。 虽然开始时起义军士气很高，一路胜利，但攻下北京后已是强弩之末，经不起各地敌军的反扑了。更要命的是，对关外的大清一直没有在战略上予以正视，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以至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李自成只得“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在战术上，李自成的军队擅攻不擅守，擅于流动作战，对领地逐渐扩大后如何攻守兼顾并不擅长，对如何巩固根据地，营建新占领区更缺乏章法，以至山海关一仗战败后，就进退失度，溃不成军。 在政治谋略上，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判断和应对措施都有失误。对敌方力量的估计错误已如上述，对敌方的斗争方式除一味死打硬拼外，也拿不出其他分化、瓦解等政治办法。尤其是对明朝官员和士绅敲索追赃，“拷掠酷甚”，“杀人无虚日”，这就大大增加了敌方的反抗力量，打乱了己方的力量布局。 李自成进京前后没有及时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整顿，严饬军纪。起义军一进京城就忘乎所以，难以约束了。李自成动员农民起义的口号简单地表述为“迎闯王，不纳粮”。“不纳粮”能起到早期动员的作用，但绝对起不到后期巩固发展的作用。军队打仗，当然要粮。不仅要粮，还要布、财、物等一应军需和日常生活必需品。 农民不纳粮了，这些物资就只好强取之于官员和士绅了，只好分掉社会上已有的浮财了。这种政策，自然是难以久计的。李自成攻进北京，看似节节胜利，其实已经矛盾百出，捉襟见肘了。对于这一切，李自成都没有预见到，更没有相应的对策。作为一个文化不高、阅历有限的年轻统帅，李自成显然还没有足够成熟的政治智慧和谋略。 李自成在用人方面也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在起义军领导集团中，牛金星、刘宗敏等有严重错误的人始终身居高位，最后起义大业竟就坏在了这般人手里。历史上成功的起义领导人身边都有德才兼备的谋主，如刘邦的张良，朱元璋的刘伯温，而李自成倚仗的竟是牛金星这样一个缺德少才的小人，他的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至于李自成的起义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方面的政治原因，那是属于农民起义中带有共性的问题，李自成自然也不例外，这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总之，不能简单地把李自成的失败看成是胜利进京后变得骄傲了，腐败了，由此导致了失败。李自成在军事上政治上的种种失误才是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 （原题：《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骄傲》。来源：《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四期。本文题目为编者改动与原文无关，由于版式需要，去掉相关注释，并做了摘编处理。详见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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