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朝代的兴衰更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是常事，今日的皇亲贵胄也可能是明日的阶下囚。 历朝历代皇家子孙在家国灭亡时，结局大多悲惨，逃不出被杀、投降或隐匿的命运，其中最惨的当属明朝。  图|起义军进攻北京 明朝末年农民揭竿而起，外族虎视眈眈，百万皇家子孙也被赶尽杀绝，宏大的的帝国从辉煌一步步走向衰败，以一场悲剧落幕在历史的长河中。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朝皇室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一、宗室奢靡，盘游无度明朝宗室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从开国起，明朝政权就给予皇室子孙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不仅分封皇室宗亲，更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给予各种特权。 明初，朱元璋迫于当时的形势，实行分封制，并将分封的重点放在政治和军事权力上。“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 《祖训录》的规定，使得王权完全凌驾于地方军权，诸王逐渐取代了边将武臣。明朝宗室在王朝建立之初，帮助稳定朝堂局势，起到藩屏王室的作用。  图|明朝宗室爵位 随着明朝帝王更迭，藩王势力强大变成了一个明显的隐患。宣德元年，汉王叛乱，明宣宗趁平叛之际，对藩王的军事、政治权利进行了彻底地剥夺：藩王不得掌兵、无诏不得入京、宗室不许科举、不能出仕。 虽然明朝宗室子弟没有实权，但他们的身份待遇非常优越，王府的规格建制、礼节配置，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皇室宗亲在政治上的欲望无从施展，就把精力转移到对社会财富的攫取上。他们的财产除了法定收入（禄米、禄麦以及从庄田上获得的地租），还包括朝廷给予的官僚、居第、婚丧费，往往不下数万。 即便收入丰厚，这些王子皇孙仍不满足，还不断向朝廷奏请扩大庄田规模，强占的民田更是不计其数。  图|明朝宗室享乐日常 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相应数量的宗室俸禄也成倍增长，根据顾诚在《明代的宗室》中推测，明亡时宗室人数不少于20万。 在如此蕃盛的人口重压下，明朝后期的宗室岁禄出现了严重不足。根据明初的财政制度，宗藩的俸禄是由封地政府在每年十月一次性发出。 有时候地方财政收入不足，无法按时提供宗藩俸禄时，宗室成员就会绕过政府，私自下乡催征。 嘉靖四十四年，永宁王府“纠众劫财伤人”；万历十八年，靖江王府“抢夺财物，殴打平民”，等等行为，冲击地方秩序的同时，也影响到地方政事，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的隐患。 二、皇室无为，每况愈下明朝初期，社会蒸蒸日上，政治通达，经济繁荣。随着皇位迭代相传，明朝的皇帝逐渐不理政事，贪图享乐，这样的治理下，社会生产每况愈下。 （一）政治方面 明朝沿用元朝的官吏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做了一些改动。 明太祖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这一官职，分权于中央六部；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废除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除此之外，皇帝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监视官员的言行，加强中央集权。  图|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然而好景不长，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专政、奸佞当道的局面。 武宗时期，有刘瑾弄权，宠幸江彬，导致“政事多乖，号令不信”。世宗朱厚熜继位后，严嵩专权，倭患空前，明朝政局走向衰败。 万历初年，张居正通过政治改革，丈土地、行条鞭之法，整顿吏治，使得明王朝暂时转危为安，然而随着张居正逝世，明神宗亲政，明朝最后的改革戛然而止。 明朝晚期，朋党之争格外剧烈，东林党、浙党、阉党等互相攻讦，扰乱朝政，为了追逐名利，许多士大夫也甘愿沦为党派的附庸，王朝的政治彻底腐化没落。 （二）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明初采取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制度，以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阜民之才，息民之力”。 同时皇帝派人丈清土地，编制赋役的鱼鳞图册，建立粮长制，放宽对手工业者的限制，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恢复。  图|明代鱼鳞图册 明朝万历时期，由于皇室宗藩、军费等开支巨大，逐渐入不敷出，历朝积蓄变为一空。明朝后期，地方豪绅和宦官等以“投献”等方式霸占田地。 一些平民为了逃脱赋税，将自身田产寄于地方豪强名下，却被侵占产业，被迫面临着丢失产业，负担高额粮税的重任。 明末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大多集中在王室宗藩和地方豪绅手上，底层人民则是“饥寒愁苦，日益无聊，辗转流亡”，过着悲惨的生活。整个社会经济下行，社会矛盾逐步加深。 （三）军事方面 明朝以卫所制作为最主要的军制，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归还卫所。 为了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把军队的军籍归于五军都督府，负责平时训练；而人事、参谋和调遣由中央的兵部负责。 战事来临，兵部就派出总兵官去指挥，卫所的指挥使和卫兵去打仗，结束后交出军权。军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里，形成所谓“将不专兵，兵不私将”。  图|明代军户出征 明朝的军队除了戍守，还要屯田，而在明朝后期，军田多被内监和地方豪强等侵占，这种军队自给的方式已经无法维持，屯田为主的生产被迫转为依靠兵饷生活。 万历以后，财政入不敷出，开始拖欠军饷，加上官员从中克扣贪污，致使军兵饷银所剩无几。 明末灾荒频繁，物价飞涨，军民生活愈发困苦，导致兵变增多、军兵逃亡，等到明末农民起义，边军与勤王兵也纷纷加入，成为明政府的巨大威胁。 （四）民生方面 明清时期，正值气候变化中的“小冰期”，表现为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在传统经济结构中，农业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由于气候寒冷，天灾频繁，粮食复种减少，农作物产量也大幅下降。此时朝廷又增加税收，加重百姓负担，陕西地区出现“五岁儿童至七旬老人，穷日力作，经营愁苦，面目焦黑，半获不饱”的状况。 农户甚少积贮，难以生存，就会造成大量的流民潮和非正常死亡，部分农民去做盗贼或聚众造反，整个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图|农民起义 明朝中后期，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在相隔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税田由850余万顷下降到420余万顷，税田减少427万顷，超过半数。 但是原额税粮依旧被摊派到剩余的农民身上，农民的负担非常沉重。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民生愈加艰难。 在土地兼并中，夺民产业最甚者，莫过于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明代中期，有识之士意识到庄田有侵民的弊端，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但是明宪宗并未接受。 等到明武宗即位后，“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十余处”，及至明世宗时，“增八百八十顷，分为三十六庄”。等到明神宗时，“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 崇祯帝于煤山自缢前为民生之苦而哀叹，但是经过晚明数十年的敛财剥削，天下苦明久矣，即使崇祯十七年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但是仍不能挽救大厦之将倾。 三、揭竿而起，制裁宗室明末农民起义，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被压迫阶层，利用武装革命，反抗宗室地主的斗争。 这一斗争，从明初分封的藩王掠夺农民土地、奴役农民身体开始，就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明宗室所辖地区，农民从起初地拒交定额地租以外的征收，到拒绝纳租、服役，再到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士兵兵变，工人罢矿。 然而种种反抗都没有阻止宗室的贪婪，他们依旧疯狂地掠夺勒索，引起更多的人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反抗明朝的统治。  图|农民起义形势图 在诸多起义中，陕西起义军大顺军队最为突出，他们经过洛阳之战、襄阳之战和山海关战役等多次战斗，与明军战斗17年，最终推翻明朝。 作为直接推翻明朝政府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对宗室实行了严厉的制裁。 （一）诛杀宗室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不仅以多种形式揭露明朝宗室的暴行，号召人民斗争，而且一直把打击并消灭明朝宗室势力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占河南永宁，捕捉了万安王朱采魏，在城西关举行公开审判，当众处死。 崇祯十四年正月，攻克洛阳，活捉福王朱常询，李自成斥责他“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并袅首示众。  图|李自成图片 大顺起义军在全国各地，“若歼泵羊”诛杀宗室，说明当时起义军的决心：不仅是某一个地方的宗室，他们反对的是所有的明朝宗室。 在洛阳处死福王朱常沟时，李自成曾说过：“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李自成的立场和做法，体现了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性，也是宗室贪敛钱财，不顾百姓死活该有的下场。 （二）没收财产 明代宗室聚敛财富，自己粟红贯朽，而百姓却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为此，李自成农民军奉行政治上坚决打击宗室，经济上没收宗室财产的策略，在各地查抄宗室财产、粮食和房屋，并把所得分给起义军和沿途百姓。 李自成军攻占洛阳，将福王“珠玉货赂山积”全部没收，并开仓贩济饥民，“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  图|起义军分发财物 缴收宗室的房屋、粮食、金钱等财产，强迫他们向大顺缴纳金银作为军铜，是当时大顺政府维持经济来源和发展军队实力的重要策略。 一方面，起义农民对宗室地主无比仇恨，这种行动是民心所向，另一方面，没收财产补充经济需求，也是实现起义军理想的现实要求。 （三）抢夺土地 明朝宗室都有自己的土地，但其本质都是从农民手中抢夺而来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反对地主掠夺土地，从宗室手中夺回土地，就必然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 在此基础上，李自成农民军提出“均田免粮”、“贵贱均田”的号召，推动农民为夺取土地而斗争。昔日为明宗室占有的土地、房屋成为无主之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民。 抢夺土地的行动完成了农民起义的初衷，普通百姓得以生产，能够生产劳作，满足基本的生存。  图|明朝农民耕作 皇室子孙是封建时代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宗室制度经过历代的革新与损益，在明代达到较为完善的程度。 然而明朝初期《祖训录》中对宗室权力约束过于宽松，各代帝王对宗室也有个人的偏爱，等到宗室问题被大家提上明面时，已经无力解决了。 另一个层面上说，宗室的背后支持者是代表着国家政权的皇室。 明朝中后期皇帝大多无所作为，甚至带头贪图享乐，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和小农生产为主的经济体系，在国家内外交困下弊端重重，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然而此时的明王朝依然在醉生梦死，社会面临的矛盾无法解决，逐渐演变成伤及根本的核心难题。 一个王朝从发展到衰亡，其基本形态和变化趋势可以反应出旧事物与新事物的转变与差异。 然而无论是在制度的执行上，还是策略的操控上，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决定的，将人的权力约束在合适的范围内，加以监督和倡导，才能避免“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悲惨状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