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出现藩镇割据之谜

在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每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割据势力便要乘机发动战争，占领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唐朝有两次割据局面的出现。第一次自安史之乱时开始。形成的原因是内附诸部落结成反唐联盟。第二次自农民起义军失败时开始，形成的原因是起义军被反动武力压倒，不能成为统一全国的力量，各个割据者得以毫无制约的进行混战。两次割据战争影响极大，黄河流域遭受严重破坏，第二次尤为惨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据战争中，也遭受破坏，只是比北方少的多。下面从藩镇割据的形成原因、形成过程、特点、影响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 藩镇割据的形成原因 唐初比较注重国计民生。高祖、太宗在位期间，有鉴于农民起义的教训，实行了一些改善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境遇的措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著名诗人杜甫也热情赞颂这一时期的景象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这种形势下，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陶醉了：认为“承平日久”，不再重视立纲陈纪。 唐玄宗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只想安享逸乐，尤其是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营建宫室，赏赐无度，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史载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唐玄宗后期，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二人都是奸邪小人。李林甫忌贤妒能，他为了闭塞唐玄宗的视听，自专大权，召集谏官说：“今明主在，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之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哥哥，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权力下跌，政治更加残暴，统治者生活糜烂，官吏贪污成风，人民负担着繁重的徭役赋税，人民起义不断发生，中央政府难以维持对地方的有力统治，上层建筑摇摇欲坠。 经济上，公元七、八世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给我国封建社会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影响，并且使唐政府面临着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 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显著地发展和加强了。开元、天宝以来，打破了封建以前的封建等级限制，皇室、贵族、官僚和富豪无视政府的均田法令，“比置庄田，恣行兼并”，均田令在八世纪中叶已完全失去了效力，地主土地私有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唐初的均田制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是有限制的，中唐以后，土地买卖从有限制、不合法逐渐变为不受限制、合理合法，且受政府的保护。 土地买卖的发展，使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使得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皇室、贵族官吏凭借政治特权，以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民田。封建商人和一般地主则更多地用买卖方式无限制的兼并土地，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有的土地多不胜数。这样，土地迅速地向不同身份的地主手里集中，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所有权较频繁的转移，使得官僚贵族占有大部分土地的同时，庶族地主也在急剧地扩展土地。 唐朝的藩镇镇帅中，有蕃将，也有汉将。这里的“蕃将”与唐初不同，唐初的蕃将如何史那大奈、契芘何力等人都是归附的少数民族贵族。而安史之乱前后的蕃将则是少数民族中的寒微部民或贱民，如哥舒翰、安禄山、史思明、田承嗣、李宝臣等。“汉将”也是出生寒微的军人如郭子仪、李晟等。镇帅如此，其部将也是基本如此。至于藩镇幕僚，则多属庶族士人，如安禄山的谋士严庄、高尚等。同时，各地藩镇与富商大贾结下千丝万缕的关系。藩镇是庶族地主势力发展的表现，各藩镇节度使为了保持和巩固本镇大土地所有者或大庄主的利益是藩镇出现的主要的经济原因。可见，均田制的破坏使得长期以来把持政局的门阀大族阶层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庶族地主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力量。这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其次，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形势下，租佃制发展了，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趋向松弛。唐代庄田发展的过程，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百姓土地，多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造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局面。大批的均田农民成为流民，他们被迫向庄田主“赀其种食，赁其田庐，”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这种佃耕农民向庄主缴纳租赋，每亩少者五斗，多达一石。此外，他们还得为庄田主服各种杂役，进行无偿的劳动。但佃耕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与均田制下的依附农民相比，显然有所削弱。此外，还有的农民佃耕于地主田庄，带有雇佣性质，是田庄中补充性的劳动人手。虽然这些人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但较之过去通过暴力、政治法律的强制手段，将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相比，人身依附关系显然趋向松弛，所以人民流离现象频繁，最终导致了府兵制的崩溃。 庄田经济的发展，使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大庄主拥有大量财富，并招收流亡的农民到其庄田内劳作，直接影响了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隋末农民起义摧毁了世家豪族的势力。到了唐代“关东魏齐著姓”，“皆论替”。“燕赵右姓多是衣冠之绪”。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势力不断对土地侵占，农民陆续逃亡，形成所谓“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每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使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事。”照旧名册去征收，所得的已“非当时之实”。这么一来，中央政府的税收相应减少。而不得不依靠地方。由是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强大，各藩镇节度使独占本镇财赋“郡中官吏，皆自置制，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结果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在军事上，府兵制崩溃。唐朝前期赖以立国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三大制度，其中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府兵制集中在首都周围，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态势，使地方不易造反；纳入府兵系统的均田农民农忙时务农，农闲练兵。遇有战事，中央派将领统府兵出战；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使将帅不易专兵。但到唐玄宗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和人口的增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均田制的破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而且，这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边疆问题：东北的奚族和契丹渐渐强大，经常对唐进行骚扰；西域的大食有东侵动向；南面的南诏数败唐军；西面崛起一个强大的土蕃，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所以，需要在边疆地区布置重兵。可是府兵制的破坏使各军府无兵可派，无奈之下，只好变府兵制为募兵制，招募职业兵戍边，以节度使统领。 当时应募的士兵多是小贩、无赖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唐政府开始大量任用少数民族人为边帅，率精兵守边防。当时承平日久，很多人以为内陆可以取消兵备；朝廷还禁止民间收藏武器。京师等于无兵，猛将精兵都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当时全国有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局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 思想上，隋唐时代，佛教与道教都有所发展，特别是佛教更为兴盛。僧侣们占据了大量的土地，成为特权阶级。他们与人民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当时在哲学领域内，柳宗元，刘禹锡批判了韩愈认为的天是神，人不能改变自然的观点。无神论对有神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二、 藩镇割据的形成 （一）、唐玄宗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政治黑暗，促使军事武装力量日益废弛，边防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唐政府在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0年）设置节度使，以掌握地方军政。开元以后，唐朝在沿边设有九个节度使。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府兵不再番戍，边将得以专兵，从此节度使的势力日益扩大，“每以数州为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节度使又多兼安察使、安抚使、度支使者，他们在地方不仅掌握军权，同时还掌握政治、经济大权，“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藩镇势力日强，中央势力衰微。 唐初本以文臣主边事，但李林甫、杨国忠执政后，改用蕃族寒人，提拔蕃将为节度使，边镇的军事不断增强。陇右节度使突厥人哥舒翰有兵达7万余人，胡人安禄山兼河东、范阳、平卢节度使，兵力达18万之多，竟掌握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国土的五分之一。 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揭开了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斗争的序幕。天宝15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建立割据政权。接着攻入长安，唐玄宗奔蜀，肃宗在宁夏灵武继位。天宝16年，唐军收复长安。直到公元763年，史朝义自杀，8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这成为唐由强转弱的起点。 （二）第一次割据 安史之乱把唐朝政治打的七零八落，为解困局，唐朝采取以方镇御方镇的方针。当时，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唐政府于763年任命安史降将薛嵩、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等仍为节度使，造成事实上“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的局面。并且，在平叛过程中，设置在关中、江淮的藩镇还在保留。在“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重兵”。因此，“方镇相望于内陆，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形成了复杂的割据局面。势力最大的是河朔三镇：即成德、魏博、卢龙。 这些节度使为了维持割据，大肆扩军，并选精勇组成“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十分骄横，对主子不如意者，他们竟能或杀或逐，另立新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所以，藩镇之乱，除了藩镇与中央的对抗外，还有藩镇内将校之间、将校与牙兵之间的相互厮杀。德宗与宪宗时发生了四镇之乱、淮西之乱，并被相继平息。平定淮西后，卢龙、成德、沧州等归附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中央，但遭失败。从此陷于藩镇六十余年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又归唐朝廷所辖。唐王朝得到暂时的统一，但藩镇的实权并没有多少根本的改变。割据的源头并没有消除，元和15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河朔三镇再叛，藩镇林立的局面此后一直延续到唐亡为止。 （三）、第三次割据 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已是衰弱不堪，名存实亡。一些靠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军阀乘机扩充势力，割地称雄。唐末的皇帝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权的工具。当时“郡将自擅，常赋怠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军阀经过互相厮杀，也只剩十几个了，其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势力最大。他们在军事上互相排挤，政治上又力图操纵中央政权，号令全国。而在中央政府内部，宦官和朝臣又分别勾结藩镇为外援，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十分激烈。公元907年，朱全忠终于篡唐自立，建立后梁，唐以290年而亡。 三、 藩镇割据的特点 割据的藩镇在本境内，召集党徒，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除文武官员，尽量保持独力的权力。“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其职位父子相袭，或为部下所袭。中央政府往往承认既成事实，不能稍作更改。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他们拥兵自重，“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俨然成为一个个独力王国，不但不听命于朝廷，而且挟持朝廷为其所用，唐中央政府成各藩镇玩弄的工具。 在经济上，各藩镇成为地主利益的集中代表，他们“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多时献奉而已”，这直接危及中央的财政收入。尤其是河朔节度使，“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而朝廷又对此毫无办法，于是“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中央的各项支出只有靠这几个地方来维持了。 至唐末藩镇割据的后期，镇帅在全军中的地位日渐势微，部将反抗镇帅的事时有发生，镇帅由部众拥立屡见不鲜。因此镇帅不轻易相信部将，部将们对镇帅缺乏忠心。为收揽人心，镇帅们常把勇敢的部下收为养子，为其效力;或是放纵他们杀戮抢掠，这样，牙兵则“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视百姓稍不如意，则举族被诛”。 四、 藩镇割据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曾经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火烟断绝，千里萧条。以前，唐朝“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直接管辖的土地大为减少。据元和三年（公元807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统计，山东、河北、河南的十五道七十一州之地，长期沦于藩镇，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储谷物，为藩镇所霸占。唐政府每年的财政来源，仅靠浙江、宣州、歙州、淮南、江西、鄂州、岳州、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的赋税，入不敷出。唐末蔡州节度使秦完权每次出兵时不先转粮，而用车载穷人尸体以充军粮，其士兵“所至屠老孺，焚其庐，城府穷为荆棘”，以至西起关中，东至青齐，南及荆、郢，北亘卫、滑，人烟稀少。 这种情况下，兵燹所及，“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中原地区“赤地千里，僵尸蔽地，哀鸿遍野”，就连洛阳周围也是“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洛城之中，悉遭焚毁”，“城邑残破，户不满伯”.江淮地区，有高骈的部下互相厮杀；毕师铎、秦彦、和杨行密等人的连年战争，此时也“鞠为荒榛”，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朱全忠与李克用父子征战时，朱军曾先后三次掘开黄河大堤，损失不可胜数。 此外，为防止士兵逃亡，朱全忠首创对士兵“纹面刺字”，其他军阀群起仿效。幽州的刘仁恭征境内十五至七十岁的人二十万，命“自备兵粮从军”，脸刺“定霸都”三字。藩镇割据造成各种危机，“中原鼎沸，衣冠南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百曹荒废。中间畿内，不满千户。”客观上，这也为南方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就已经超过了北方。 藩镇割据打破了大一统局面，冲击了儒家独尊至上的地位。当时“礼崩乐坏”，封建伦理纲常被重重地摔在地上。以前“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今庶人不但干预朝政，甚至贵为天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准则被摧毁，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成为“天子宁有种耶，当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混乱局面。 总之，藩镇割据是在均田制、府兵制破坏，庄园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节度使为维持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出现的政治态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强盛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