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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戈大只 彭小瓜子 主要观点 从按人口征税到按资产征税，是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 1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田制、税制和兵制是立国之本，是最核心的三大制度。
唐朝体制沿袭北周、隋的体制，以田制“均田制”、税制“租庸调制”、兵制“府兵制”为根基。 但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由于国内承平日久，人口增殖已接近上限，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已经越演越烈。 现有国家基本制度，已经无法维系。
均田制首先宣告破产，依托于均田制的租庸调制、府兵制，也无法再持续下去。 所以唐玄宗朝开始设立节度使，自行负责地方开支。 节度使逐渐演变为称霸一方的军政首长，增加了独立性和离心力。 逐渐形成外重内轻局面，藩镇边兵对比中央军队，已占据绝对优势。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安禄山、史思明才起兵造反，酿成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结束，并没有将叛军全部消灭。 安史叛军田承嗣、李宝臣等，继续在河北驻扎，被唐代宗任命为节度使，成为新的藩镇。 所以安史之乱最终是以官军与叛军妥协而结束。 魏博、成德、幽州三镇，称为“河朔三镇”，一直到唐帝国灭亡，都处于实际割据的状态。 唐代宗好不容易平定安史之乱，但马上又遭遇吐蕃进逼长安。 再加上朝中持续不断的剪除权宦，内忧外患都很严峻。 所以唐代宗对于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藩镇割据，一直采取优容迁就的态度。 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年轻气盛，一上来就想削除强藩，改变藩镇割据态势。 但举措失当，引起“四镇之乱”和“泾原兵变”，唐德宗又一次弃长安逃亡奉天，史称“奉天之难”。
勉强平定了兵变，唐德宗不得不下“罪己诏”，承认削藩是个错误，藩镇割据形态更为坚固了。 关于“奉天之难”，本篇最后我们会详细介绍。 经历代宗、德宗两朝，藩镇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 2 根据张国刚先生《唐代藩镇研究》所著，由此形成的藩镇，共计约四十五个左右，可以分为四类：河北藩镇、中原藩镇、西北藩镇、江南藩镇。 四类藩镇中，河北藩镇割据性最强，呈半独立状态。 中原藩镇也有重兵，主要任务是防备河北藩镇的叛乱。 西北藩镇主要任务是防守西、北方向的异族进犯。 江南藩镇则兵力很弱，是中央政府主要的财税来源地。 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划归藩镇地盘，所以中央军力量一直比较薄弱，仅限于京师附近地区。 北方三类藩镇都据有很强的兵力。 实际唐帝国形成以藩镇制衡藩镇的形态。 这种很特殊的政治形态和军事力量分布，中央集权程度低于其他的大一统王朝，也低于初唐、盛唐时期，反而形成新的平衡，又使唐帝国稳定延续了一百多年才告解体。 但唐帝国最终的解体，是在农民起义与藩镇割据双重打击之下，以藩镇纷纷独立而告终。 继唐之后的五代，本质上都是藩镇的余绪。 3 唐帝国税制也是沿袭了北周、隋的税制，租庸调制。 这种税制是依托于“均田制”，其基本思路是每个男丁分到同样多的田地，然后按丁计税。 这种田制与税制，再加上府兵制，正是北周崛起、隋唐强盛的秘诀。 唐朝前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执行得很好。 但随着帝国人口增殖和土地兼并，均田制首先濒临破产。 国家无力再给每个男丁分配足额的“口授田”，并且豪强逐渐吞并更多的土地，而失去土地的流民迅速增加。 依托于均田制的租庸调制，也自然成为无根之木。 很多男丁都失去土地，或者只分得很少的土地，再按原来规定的税制征税，肯定是征不上来了，官府催逼之下，编户人口必然加剧逃亡。 藩镇的应运而生，正是因为吸纳了大量失地流民，才使得藩镇势力迅速膨胀的。 在唐玄宗时期，已经开始对租庸调制进行修补和改良。 安史之乱，打乱了唐帝国的正常统治秩序，造成八年战乱。 安史之乱后，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形态，所以在唐代宗、德宗两朝，开始了彻底的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是由“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 税制改革的核心思想，第一是不再以“人口”作为计税基础，而以“资产”为计税基础。 这是均田制已破产，贫富不均情况下，务实的计税原则。 从古至今，税收制度调节的思路，没有太大变化。 第二是中央不再统收统支，各藩镇自行收税，地方独立负责税收。 地方上缴中央一部分，其他自收自支。 当然，由于各类藩镇情况不同，税收上缴的情况也不同。 比如割据状态明显的河北藩镇，基本不上缴税款。 西北藩镇处于穷苦之地，还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也不上缴。 只有江南藩镇不需要养兵，是上缴中央财税的主要支撑。 两税法奠定了中唐之后，两宋一直到明清的税制基础。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摊丁入亩”，其实都是两税法的进一步改良。 但税制改革也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可能根本扭转官府横征暴敛，百姓贫富分化的进程，对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看似公平的按“资产”征税，可以富人多征，穷人少征，实际豪强阶层永远有办法官商勾结、逃避义务，最终沉重的负担还是会压到穷苦百姓的头上。 历史周而复始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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