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 重在得人
人才治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儒家治国理念的重大实践。为政之要，重在得人；得人才者得天下，如同得人心者得天下一样重要。一般来说，在儒家治国思想确定为治国安邦核心理念之后，不管是外儒内法，还是儒法兼通，或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所谓“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如何选拔与合理配置治理之才，如何发挥人才的最大功用，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始终是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的政治课题。
从先秦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到盛行于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直至明清相延达1300余年的科举制，并辅之以征辟制、恩荫制、捐纳制等，古代王朝人才选拔的制度设计，一直是力求朝着有效治理的方向行进。求才若渴，选贤任能（孟子提倡“尊贤使能”，屈原称颂“举贤授能”），以达致天下大治，始终是历代开明有为政治家的共同愿景。
文学是“人学”，塑造各类独特而典型的人物形象，借以反映纷繁复杂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审美追求，也是最大亮点所在。四大名著对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人才治理经验教训方面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形象地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出人才成长、配置并发挥巨大功用的过程，同时也以其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人才遭厄或堕落毁灭的种种主客观原因。
人才聚散 价值相系
《三国演义》所展示的，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政治军事大舞台上各类人才盛大演出的活报剧。清代赵翼关于三国人才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廿二史札记》卷七）点出了曹操、刘备、孙权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
魏蜀吴各统治集团皆网罗了一批干才。曹操发布《求贤令》，求才若渴，“唯才是举”，以权术网罗和驾驭人才。比如设计赚徐庶，诈收张辽；因爱才惜才而宽容关羽，即使被其“过五关斩六将”也在所不惜。东吴孙氏集团对人才的荐拔与相互提携，诸如孙策荐周瑜，周瑜荐鲁肃，鲁肃荐吕蒙，吕蒙荐陆逊，传为佳话，也是成就江南霸业的关键。
西蜀刘备集团更以人才立国，主明臣贤将强。有军师诸葛亮，又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团队配置合理，各展其才。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报国之志、兄弟之义筑成最初基石；刘备“三顾茅庐”，以光复汉室的宏愿和实践“仁政德治”的理想期盼，隆中求对，成就千古求才之典范，大大弥补了后起之不足。诸葛亮由一“卧龙”（隐居士子）腾起而大展宏图，成为《三国演义》中最具智慧光彩和传奇神韵的人物。尽管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讥，但因其智慧，而又忠贞，故而受到民间和统治集团的普遍认可。
关于西蜀人才布局，“征士傅幹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可以看出，人才的聚集，关键还要靠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所谓“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其中“事业”是要害。
然而，换种角度，从人才治理之教训上看，《水浒传》又不愧为一部人才传记之大成、人才治理教训案例之渊薮。
千流归大海，梁山泊聚集起各类人才一百零八将，各有其身世遭际。刀笔小吏宋江，以其独特品格和经历，网罗和统驭人才，逐步做上梁山主政。他改“聚义堂”为“忠义厅”，高举“替天行道，保国安民”大旗，设计出未来“招安”前景，使得梁山事业红红火火。这个过程映射出朝野政治风云变幻，引人思考。林冲是一个奇才，本来是忠于朝廷，一心报国，却受奸佞陷害（明代李开先传奇剧《宝剑记》，干脆将林冲遭难原因改为忠谏不纳，而将林娘子被高衙内调戏放到林冲发配之后，借以加强林冲形象的思想深度），最后逼上梁山，并且影响了鲁智深等一批反叛人才。这对当时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本营垒人才队伍的重大损失，不啻是在主动培养自己的反对者而自毁长城；而梁山，则多了一位忠心耿耿的干将和新事业的开拓者。这个教训发人深省。
再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此“猴”无疑是一个本领通天的奇才。他之所以大闹天宫，据书中描写，是因为“玉帝轻贤”，“不会用人”（第四回），只封他弼马温敷衍了事，且蟠桃会又不受邀请，人才不能够各安其位、各使其能。先贤有论：“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新编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佚文》）“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各得其任，则无职不举”（程颐、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
功过得失 信念攸关
当然，对人才课题的广泛深入剖析，对各类人才血肉丰满的形象展示，莫过如《红楼梦》。
蕴含丰富人才思想的《红楼梦》，一是揭示贾府所代表的四大家族，历经创业、守成、拆墙、垮掉、烂掉而后继无人，绘出“水、代、文、玉、草”五代人如何自毁江山的没落面相，阐发“一代不如一代”之忧患意识。二是分类上演人才活报剧：以大观园“承包制”改革的艰辛而传奇的历程，表现贾探春之“正才”；以“协理宁国府”施行“责任制”的生动场景，展示王熙凤之“干才”；以“乱判葫芦案”揭示一个官僚士大夫“痛苦蜕变”的心路历程，凸显贾雨村之“邪才”。
“才自精明志自高”的贾探春，身正而出以公心，为家族未来担忧，然而遭遇重重阻力，事与愿违，改革最终失败，所谓“生于末世运偏消”也！但她所具有的超前之思和改革精神，对家族未来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弥足珍贵，非一般人物所及。王熙凤是个清醒的损公肥私者，对家族的命运不无明智的认识，有卓越的治理干才，但却只打个人小算盘。她既是家族的顶梁柱，又是家族大厦的蛀虫，最后走上不归之路。所谓“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不叹哉！贾雨村由一介士子一变而为一个颇有理政才华的官僚，其升迁之路多么艰辛！起初不无报国为民之心，却受不住官场潜规则诱惑，在“护官符”面前为自己“解扣”，选择了放弃原则底线，一步一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至于贾宝玉的“先进之才”，薛宝钗的“世故之才”，林黛玉的“文人之才”，乃至丫鬟小红的远见奇思与卓越“口才”，在传统社会的强势管控与精神压抑之下，最后也只能是一场人生与人才的大悲剧。
多重案例说明，修身守正，担当公心，方为“正才”，虽败犹荣；而高尚信念缺失，知变而不知常，致使人生失据，那么虽有过人之才，也终归自我毁灭。
家国一体，由四大家族透射出王朝政治，由个人命运遭际揭示出国家人才治理的症结，以期引起执政者思考而有所改变。这正是《红楼梦》作者的旨归所在。“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第一回），石兄（贾宝玉与曹雪芹）之叹，发人深省，个中奥秘堪可探究与回味。
（文：梅敬忠 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