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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
“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
”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如陆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共同美。
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古代与茶有关的书法
《苦笋帖》唐怀素
绢本长25.1厘米，宽12厘米
上海博物馆收藏
唐代僧人怀素所书。怀素(725—785)，字藏真，湖南长沙人，他的俗家姓钱，幼年出家做了和尚。怀素是以书法而闻名的，特别是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
《茶录》[北宋]
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茶录》问世后，抄本，拓本很多。见诸记载的有:
“宋蔡襄书《茶录》帖并序……小楷。在沪见孙伯渊藏本，后有吴荣光跋，宋拓本，摹勒甚精，拓墨稍淡。此拓本现或藏上海博物馆”。(《善本碑帖录》)
“宋蔡襄《茶录》一卷。素笺乌丝栏本，楷书，今上下篇，前后俱有自序，款识云:
治平元年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引首有李东阳篆书‘君谟茶录’四大字，……后附文征明隶书《龙茶录考》，有文彭、久震孟二跋”。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也藏有一卷《楷书蔡襄茶录》，规格为高34.5厘米，长128厘米纸本，无款。
其他还有《绢本茶录》。《绢本茶录》原件已轶。在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的《茶录》刻本，就是按绢本茶录刻的，其中或见其端倪。
蔡襄《精茶贴》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帖亦入刻《三希堂法帖》其文曰:
“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
蔡襄《思咏帖》
宋皇祐二年(1050年)11月，蔡襄自福建仙游出发，应朝廷之召，赴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之职。途经杭州，约逗留两个月后，于1051年初夏，继续北上汴京。临行之际，他给邂逅钱塘的好友冯京(当世)留了一封手札，这就是《思咏帖》。
信札全文如下: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
“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信中所载“唐侯”，即唐询(彦猷)，为福建路转运使。“唐侯言:
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一句，是指当时的斗茶活动。蔡襄对此事的评语，虽只有“大可怪也”的寥寥四字，却形象地表现了王白作为一个常胜将军，而今失手于游闰，令一代茶艺权威惊呼“大可怪也”，并郑重其事地与好友通报，足以证明了斗茶一艺在宋代士大夫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思咏帖》尾后两行所书“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其中的“大饼”，当指当时的贡茶大龙团；青瓯，则当是浙江龙泉青瓷茶碗。在这一茶友间的礼尚往来中，我们还能感觉到，在茶具的使用上，除斗茶所必用的兔毫盏外，日常品茶，恐怕还是多取青瓷的。
《思咏帖》书体属草书，共十行，字字独立而笔意暗连，用笔虚灵生动，精妙雅妍。通篇虽不及“茶”、“茗”一字，但其中蕴含的风流倜傥的人物形象，及其游戏茗事的清韵，则真是呼之欲出，袅袅不绝。
《啜茶帖》
北宋苏轼
纸本纵23.4厘米，横18.1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
《啜茶帖》，也称《致道源帖》，是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写给道源的一则便札，22字，纵分4行。《墨缘汇观》、《三希堂法帖》著录。其书用墨丰赡而骨力洞达,所谓“无意于嘉而嘉”于此可见一斑。
《一夜帖》苏轼
纸本，行书纵27.6厘米，横45.2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北宋文人陈慥，字季常，与苏轼友善，两人书信来往甚频，《一夜帖》即为其中之一。
《一夜帖》，又名《季常帖》、《致季常尺牍》。《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其文曰:
“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新岁展庆帖》苏轼
纸本，行书纵34.4厘米，横48.69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该帖亦称《新岁未获展庆帖》，是苏东坡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一通手札。共十九行，247字。《快雪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摹刻，《墨缘汇观》著录，该贴用笔精良，章法上也多过人之处，正如岳珂所评:
“如繁星丽天，照映千古”。据其内容来说，该帖不仅是苏轼书迹中的一件杰作，也是茶文化的一件珍贵资料。
他得知季常家有一副茶臼时，便赶快修书去借来，让工匠依样制造，以饱眼福。《新岁展庆帖》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
“……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出。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
《新岁展庆帖》里，东坡欲请铜匠铸茶臼，大概是因为建州茶臼的形状很好，而仿造以便欣赏的，当然，仿造的毕竟不如真的好，所以，苏东坡在信中又说，假使有人到福建去，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木质的来。
为了借一副茶臼，东坡在大年初二写了这封信，并派专人去取。如此在意，其癖好可见一斑。
书法的发生发展，和其他艺术一样，是沿着一条由实用到艺术的道路前进的。它的初期只是作为一种记事手段，但古代许多信札、碑文、书稿等，现在看来大都是很好的书法作品。我们今天考察茶的起源和发展情况，除了从茶的物种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出发之外，还有一条从文学的道路可以探索。历史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种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它还可作为其他学科资料的一种补充。
一般认为，唐代之前均以“荼”字表示茶，所以对“荼”字，茶叶专家们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去探讨、研究和发展。目前看来，“荼”字字形的较早遗迹，是在古玺印中，如《古籀汇编》中收有的三个古玺文字。应该是先秦时的书迹，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这是一幅信札，上曰:“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全帖虽只有十四个字，但通篇章法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从中可以看出怀素对茶的渴望心情。
说到怀素，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茶文化的杰出贡献者、世称“茶圣”陆羽。《僧怀素传》便是陆羽所作，其中有几段是记述怀素、邬彤和颜真卿讨论书法艺术的言语。怀素与邬彤为表兄弟；常从彤受笔法。彤曰:“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晚年颜真卿问怀素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又问:“师亦有自得之乎?”素曰:“贫道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其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如壁折之路，一一自然。”这段书论中所言的“屋漏痕”、“壁折之路”等比喻，启迪了后来书家对运笔妙法的领悟，至今还为书法家们津津乐道，对书法创作和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陆羽还有一篇《论徐颜二家书》，他认为学书应重神似，而不应为外表形态所囿，持论也颇有见地。史载陆羽从小就刻苦学习，“竟陵西湖无纸，学书以竹画牛背为字”，并与颜真卿过往甚密，他曾挥笔题壁:“天下奇泉”，也曾在庐山与挚友皇甫冉把盏啜茗畅谈书法。纵观陆羽一生中的种种成就，无疑当推《茶经》为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陆羽还是一位有造诣的书论家。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之一的蔡襄(君谟)。蔡襄一生好茶，作书必以茶为伴。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他改进了制茶工艺，采用更为细嫩的原料，制成精美细巧、价值黄金的小龙团(上品龙茶)。宋人熊蕃称:“自小龙团出而龙风遂为次矣。”欧阳修也在《龙茶录后序》中说:“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蔡襄不仅在制茶实践上有独到之处，而且更有一部影响甚大的理论著作《茶录》。
《茶录》是对《茶经》的一个发展。并且，蔡襄的《茶录》书迹本身，便是一幅有名的佳作，历代书家多有妙赞。除此之外，蔡襄还有《北苑十咏》、《精茶贴》等有关茶的书迹传世。宋代《宣和书谱》对蔡襄书法作如是评论:“大字巨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历代书迹中有着茶事，历代茶事中有着书家。“酒壮英雄胆，茶引学士思”，茶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效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起来。
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由疗疾的良药、提神的佳饮、交友的雅物一直上升到事艺的清品，并衍生出一系列的茶艺活动和具备了特定的思想内涵，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嬗变而成的。特别是魏晋以来，诸如“以茶代酒”、“陆纳杖侄”等佳话的出现及茶与佛教结合而逐渐显现出朴素、廉洁、宁静、清雅、淡泊、去欲、和睦、互敬……一系列象征意义。因此，茶艺的精神及给人的审美愉悦总是离不开这些内容。它最终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中国书法的创作心态和艺术特性与此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
”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如陆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共同美。
书法的发生发展，和其他艺术一样，是沿着一条由实用到艺术的道路前进的。它的初期只是作为一种记事手段，但古代许多信札、碑文、书稿等，现在看来大都是很好的书法作品。我们今天考察茶的起源和发展情况，除了从茶的物种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出发之外，还有一条从文学的道路可以探索。历史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种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它还可作为其他学科资料的一种补充。
一般认为，唐代之前均以“荼”字表示茶，所以对“荼”字，茶叶专家们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去探讨、研究和发展。目前看来，“荼”字字形的较早遗迹，是在古玺印中，如《古籀汇编》中收有的三个古玺文字。应该是先秦时的书迹，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这是一幅信札，上曰:“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全帖虽只有十四个字，但通篇章法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从中可以看出怀素对茶的渴望心情。
说到怀素，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茶文化的杰出贡献者、世称“茶圣”陆羽。《僧怀素传》便是陆羽所作，其中有几段是记述怀素、邬彤和颜真卿讨论书法艺术的言语。怀素与邬彤为表兄弟；常从彤受笔法。彤曰:“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晚年颜真卿问怀素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又问:“师亦有自得之乎?”素曰:“贫道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其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如壁折之路，一一自然。”这段书论中所言的“屋漏痕”、“壁折之路”等比喻，启迪了后来书家对运笔妙法的领悟，至今还为书法家们津津乐道，对书法创作和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陆羽还有一篇《论徐颜二家书》，他认为学书应重神似，而不应为外表形态所囿，持论也颇有见地。史载陆羽从小就刻苦学习，“竟陵西湖无纸，学书以竹画牛背为字”，并与颜真卿过往甚密，他曾挥笔题壁:“天下奇泉”，也曾在庐山与挚友皇甫冉把盏啜茗畅谈书法。纵观陆羽一生中的种种成就，无疑当推《茶经》为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陆羽还是一位有造诣的书论家。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之一的蔡襄(君谟)。蔡襄一生好茶，作书必以茶为伴。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他改进了制茶工艺，采用更为细嫩的原料，制成精美细巧、价值黄金的小龙团(上品龙茶)。宋人熊蕃称:“自小龙团出而龙风遂为次矣。”欧阳修也在《龙茶录后序》中说:“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蔡襄不仅在制茶实践上有独到之处，而且更有一部影响甚大的理论著作《茶录》。
《茶录》是对《茶经》的一个发展。并且，蔡襄的《茶录》书迹本身，便是一幅有名的佳作，历代书家多有妙赞。除此之外，蔡襄还有《北苑十咏》、《精茶贴》等有关茶的书迹传世。宋代《宣和书谱》对蔡襄书法作如是评论:“大字巨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历代书迹中有着茶事，历代茶事中有着书家。“酒壮英雄胆，茶引学士思”，茶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效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起来。
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由疗疾的良药、提神的佳饮、交友的雅物一直上升到事艺的清品，并衍生出一系列的茶艺活动和具备了特定的思想内涵，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嬗变而成的。特别是魏晋以来，诸如“以茶代酒”、“陆纳杖侄”等佳话的出现及茶与佛教结合而逐渐显现出朴素、廉洁、宁静、清雅、淡泊、去欲、和睦、互敬……一系列象征意义。因此，茶艺的精神及给人的审美愉悦总是离不开这些内容。它最终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中国书法的创作心态和艺术特性与此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 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 ”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 如陆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共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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