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情事 作者：葛 芳 葛芳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文学硕士。曾在《钟山》《上海小说》《红豆》《延安文学》《美文》《散文》《海燕》《文化月刊》《雨花》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 泾水汤汤 汤汤一词，出自《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后来又被范仲淹引用，“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我很喜欢这种气魄，排山倒海似的，让人不可抗拒感受到自然的伟力。 我是站在泾河边一幢木楼上发出感慨的。木楼名为廉珉轩，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楼内藏着几千册图书，我的视线，在书与书的篇名中跳跃。孤独的木楼，一有人走动，就听得到咯吱咯吱的响声。夏日的午后，很让人慵懒，那个工作人员靠在藤椅上，歪着脑袋，的确良衬衫的领子上已淌有口水。 我的头钻在逸满灰尘的书架中，一不小心，喘口气，灰尘便调皮地高高扬起。我的背心，被汗水浸湿。还有，大腿内侧，因为长时间的骑车姿势，可能已经碾破，正发出隐隐的痛。那时候，我一心想着赶路，哪顾得上毒辣辣的太阳，和肉身的疼痛呢？表哥隆在长泾图书馆等我 。 我不知道这样性急如焚，是因为表哥？还是因为那几千册的图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到的时候，表哥隆坐在靠背椅上，翻看着一本《官场现形记》，他驾着二郎腿，电风扇在头顶上有气无力晃动着，偌大的一个图书馆，只他一人，很投入地看书。他看见我来了，拍拍我的肩，示意我坐下，一起看书。 表哥隆，半年前，刚从西北的城市转送到江阴长泾老家中学读书。这样做，是为了让他高考的时候，能有一定的把握。他坐在我对面向我言笑时，我常常被一种莫名的情绪迷恋，那是一种熟稔的陌生。 很快，来了个女生。隆说，是他的女朋友。女孩的牙齿并不好看，龅牙。女孩很奇怪很敌意地扫视我，当隆介绍说我是他表妹时，她才放松了警惕。不一会儿，他俩手挽手出去了。 我有丝沮丧。我继续在书架上折腾。我翻阅了林语堂《红牡丹》。那个大胆的女子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惊跳不止，却又心甘情愿受她牵引。她说：“真正的爱情是一个不可见的鸟所唱出来的稀奇的无形无迹飘动而来的歌声，但一旦碰到泥土，便立刻死去。情人一旦成了眷属，那歌声便会消失，变了颜色，变了调子。唯一能保持爱情色彩与美丽的方法，便是死亡的别离，就是以爱情永远是悲伤的缘故了。” 我在悲伤的爱情里游荡。回过头，木楼的窗口正对着泾河。泾河汤汤，就是那样的感觉，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交错相驶。河的尽头无限延伸着，望不到边。河岸边，有两三个人，赤膊挑着黄沙，他们的目光没有困苦，却掠过河面，悠远着。我突然打了个喷嚏，声音响极了，我惶恐地张望着那个躺在藤椅上的工作人员，他只是欠身换了个姿势，继续睡去。 那年我十五岁，读初三。我能清晰地回忆出我走近木楼的每一个细节。我的嘴微微张着，看见三毛、萧红、沈从文等人的小说，我的内心跳出低低的呻吟，仿佛陷落到爱人怀抱里一样沉醉。我一点也不后悔在酷热的太阳底下，整整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并且还要返程。我经常拿起这本，放下那本，犹豫不觉，取舍不定。我很讨厌那里一次只能借两本书的规章制度。 木楼像只蒸笼，每一处，都淌着水汽，手指轻轻一撩，如泉涌。木楼梯漆的是暗红色，沉静得很，我小心翼翼地上台阶，怕惊醒了熟睡中的人。我卧趴在窗口，我想到曾经住在这个古镇上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她穿着旗袍，头发乌黑，笑容像一朵漾开的睡莲，她走进《早春二月》，走进《一江春水向东流》，走进千万老百姓的心中。后来，她怎么从楼上纵身一跃，让凄绝的美丽成为永远的伤痛呢？ 我揉揉酸痛的肩，我看见那个身影由远及近，一点一点向我走来。是表哥隆！我差点忘了我还在等他！我“咚”地从窗口跳下来，跑到院子里等他。他问我借的什么书，我把书扬了一下，台湾作家於梨华的《梦回青河》，隆的嘴巴撇了一下，他或许已经看过。一个久远的时代里，一份少女成长的心情。他是看不惯女孩黏黏糊糊、凄凄怨怨情愫的。 表哥出去做了什么？他没告诉我，我只是从窗户口看见，他大胆地搂着她的腰。那时候，男女生拉个手也是偷偷摸摸，隔着桌肚子，飞速捏一下就神色仓惶分开了，他却十分招摇过市。他说在他们大西北，哪个人没有女朋友就是糗蛋。 隆吹起牛来不打草稿的。他告诉我，在兰州，他们一帮人穿着黄军裤，拎着双卡录音机，在漆黑的夜里，在街灯下，开足音量放崔健的歌，他们唱的最拿手的就是《一无所有》！其实，他一点都不想到江南来，江南有什么好？什么都小模小样，让人提不起精神。不能使足了劲开口骂人，不能捧个姑娘的嘴亲个够，不能哗啦啦一路亮开嗓子唱他的信天游！ 我不认为他是在吹牛。那种生活，像涂了层橄榄油，在天底的另一端，十分鲜活有致地存在着。像红牡丹这个女人一样，敢爱敢恨着。那个人物也在我心里扎着根，像受孕的小孩，踢踏着，我莫名地惊觉，脸上的汗珠涔涔而下。 木楼门口挂着一副槛联：无锡锡山山无雪，长泾泾水水长经。隆说，对的不错，锡山真的没有雪吗？我偏要在冬天的时候去看看。隆较真起来说话的口气很可爱。我笑了。 我喜欢后面半句，水长经，多么浩浩汤汤！隆很惊讶地看我，他不相信，我会说出那样大气的词语。我下意识里将眉毛高扬，哼！不敢小看人了吧！我还知道长泾古名东舜城，至今五千年的文明史！ 隆笑得很有风骨。仿佛他手指向前一戳，就是历史的长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终于醒了，他听见我们的对话，不置可否也平添了一丝笑容，搞不懂是讥讽还是赞许。我把书从窗口递给他，他简单作了下记录还给我，并补充了一句：延期一星期罚款一角。 我们沿着泾河走。一侧是供销社，柜台里摆放着毛巾、牙刷，还有红红绿绿的塑料花。墙角摞着一袋袋化肥。营业员涂着风油精，很熏人，大概她是把它当香水来享用的。隆问，有冷饮吗？营业员扭了扭肥硕的腰肢，从木箱厚厚的棉絮里掏出两根赤豆棒冰。 我舔了一口，凉爽极了！凉水像欢腾的鱼，噌的一下子游到心底。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潮水，一如泾水，不舍昼夜地向前推涌着。我想我活在世上只为两天，一日出生，一日死亡，为什么我要这样多愁善感？我含糊地转身，甚至没有跟隆道别，我匆匆忙忙骑上自行车，使劲踩踏，隆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终究没有回头，那时，我的眼眶已蓄满了泪水！ 后来，每个星期天，我都去长泾图书馆还书借书，我没有约上表哥隆。他忙得很，似乎也不尽是学业，鸡零狗碎，也不知道折腾些什么。 直到有一天，校方突然传话来，要求家属火速去学校一次，说隆隐约出了点什么事，人在派出所呆着。火车呼啸着，从兰州城市没日没夜地向无锡赶。暮色沉重，我的舅舅舅母神色紧张，捏着“儿病重速归”的假电报，一路忧心忡忡。 我赶到长泾时，表哥已带着一颗少年的叛逆之心，随父母回兰州了。我们没见上面，更没说告别的话。泾河的水，磅礴、辽远，在夕阳的辉映下释放着大美。不知怎么，我竟然看见了隆嘴角那丝快意、隐秘的笑容，在泾河的水波里，一层层荡漾开来。 唱晚 站在夜风里，抬头张望，我总能看见，隔壁云叔吹着长笛。从孔穴中飘忽出来的音乐，染着月色的忧愁，一不小心，撞在我少年多虑的心上。曲子多半是《彩云追月》《月儿弯弯照九州》之类。 云叔，长得还挺俊朗，颀长的身材，院子里桂花树下一站，味道十足。其实他不认识乐谱，但只要听过一遍，他认为他所喜欢的，便能十分准确捕捉出音符。他是有音乐天赋的，可惜那时吃饭都成问题，在农村，没人会想到培养一个音乐家。那根长笛，是他向一个货郎讨得的。 云叔的女人，很精瘦，眼睛大大的。同村人。我一直搞不清楚，我该称呼她为婶还是姑？所以总是模棱两可地喊。但我听说，一村的人通婚，尤其是他们之间可能有血缘关系的话，生的小孩会长两个脑袋。但那时云姑认准了云叔，到了非他不嫁的地步，那就成婚吧。生下的雨儿，白净，手脚乱画，和怪胎这些字眼根本沾不上边。 雨儿小我两岁。吃饭时，他喜欢捧着个饭碗，到我家，弯着头，让我猜他碗里香喷喷的一团饭，是放了酱油还有荤油？他说话口齿不清，把我的“芳”字老发成“慌”，还口吃。我常常笑个不停。 有一次，夏日中午，我们才七八岁，躺在他家的桌子上午睡。天气热得让人根本无法入睡。雨儿挠我的耳朵，又在胳肢窝抓痒，揿我的肚皮，接着又去拉我的裤衩。我想我们在玩着一种很神秘的游戏，我们甚至笑得乐不可支。笑声惊醒了云姑，她走出来，拉长了脸，重重扇了我一巴掌。 雨儿先哭的，他的哭声像晴天里的霹雳，响彻云霄，巴掌落在我身上，他却哭得呼天抢地，于是，我也开始哭，尽最大可能将嗓门扯开。我们的哭泣像密集的雨点，子弹一般射在云姑身上。云姑显然手足无措了，一扭头，一跺脚，又进了屋。 后来，我一直不喜欢云姑。那时候，我已经懂得评价一个人，她很假，假心假意！说话拿腔拿调，做事斤斤计较。她用雪花膏将自己的脸搽得像戏台上的人，头发尖亮亮的，抹着生发油，搅浑着周围的空气。 云叔呢？云叔去哪儿了？云叔的长笛沾染了一层灰。拗不过我的请求，他洗漱干净，清风拂面，嘴轻轻凑上去，一气灌入，于是，哀婉的音乐，从心底里升腾起来，仿佛要揉碎花蕊一般伤感。我看月下的云叔，竟流淌着几分读书人的清气，我想云叔心底里的爱情，定是和笛声相依为命的。 云叔出船了。很远。 晚风摇曳，我们各自在场上摆放饭桌，边纳凉边吃晚饭。我们发现云姑的笑声特别欢腾，一直辐射到我们的砖场。我抬头一看，她的身边多了个男人，她跟我们介绍，说是他们厂从无锡请来的工程师，现暂住在她家。云姑说得堂堂正正，男人很有礼貌地冲我们点头微笑。 男人身体很宽，像一堵墙，遮住了身后的雨儿。我蹿过去，我说，雨儿，你这两天怎么不上我家玩？雨儿像一只窝在灶脚跟前睡觉的瘟猫，含含糊糊，说不清什么。我趁机瞥到了男人的双手，白得耀眼，白得很不正常！没有一丝皱褶，细腻得如女人的乳房。我往后退了一步，我看云姑，她的生发油多得要往下淌了，她张嘴仍吟吟笑着，嘴巴里霍霍落落跳着无数个小妖精，五彩缤纷，妖形怪状，一起涌入她的喉咙、五脏，和六腑。 我远望，天边有丝奇谲的云，映衬着即将成黑的天空。我想到了云叔。我想，他在开船，机动船的响声很吵，他有没有把长笛带上。倘若带了，一路旖旎地吹着，风呀，水呀，笛声呀，月色呀，倒也不会寂寞了。 云叔在我的盼望中回家了。可男人没走，光明正大继续住，住了两个星期。他们一起在砖场上吃晚饭，桌上还多了一瓶泗洪特酿，男人嗓门很大，说话一股官腔，一笑就声如洪钟，盖住了云叔的声音。云叔低垂着头，匆匆，扒完饭，进后院洗澡。 我知道，他不想最后一个洗澡。那一锅的水，从她和他的毛发、趾缝里流淌过，已成混浊、乌黑的一团水了，真难想象它还要再在云叔的皮肤上来回。他是断然接受不了的。 老师说雨儿的智商太低，他总是考不及格。我不相信，我看雨儿的脸，很清秀，怎么可能像老师说的绣花枕头一包草呢？雨儿沉默着，雨儿小学毕业时已经十三了。雨儿把书包扔了，到大队的厂子里当了名车工学徒。 我去外地读书，好久未见云叔了。我听说，云叔兼职做了厨子，每逢村里村外红白喜事，他就被人请去，立在灶头前，火苗恣肆舔舐着锅底，云叔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围兜，操着大铁铲刀，油、盐、酱、醋，拿捏得很准，飞洒进一锅锅沸腾着的菜肴里。外面号啕的哭声、浮华的笑声都与他无关，只他是寂寞的，他的汗水滴在各色菜盘中，他心无旁骛，精心搭配着，每一次都像在竭尽全力完成一样艺术品。 他要在厨房整整站上一天，曲终人散时，才吃上饭菜，主人用红纸包了工钱，外加几包香烟，塞给他。他殷实了一些。平日里云姑太抠，他已好久没闻到烟味了。 云姑说，要省，雨儿要娶媳妇了。雨儿是看中了一个女孩子，白白嫩嫩，但婚检时，发现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认为如果生小孩的话，大人小孩都会很危险。云姑跟雨儿说，算了吧！雨儿怒目圆睁，雨儿用不成熟的话发狠道：“我死也要和她在一起！’ 云姑一悚，这样的话语太熟悉了！云姑的云鬓照在镜子里，渗出许多白发，云姑看着，呜咽着想哭。 云叔又多了个挣钱的本事。他有一把尖刀，能直接捅入猪后身的要害处。一刀下去，热血喷洒，往往会溅到云叔身上。肥壮的猪猡扑腾两下，便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旁边看热闹的人围一圈，都说云叔好本事。云叔神情不多变，他洗手，揩干净尖刀上的血渍，接过主人付的工钱，也不多话，走了。 只有我，依旧怀念着云叔的长笛。但我即使遇到他，也不再多问。我走遍江岸，寻找着晚风中已逝去的笛声。黄昏的雨，撒在豆荚上，纯纯的黑中藏着紫。豆荚的紫，又宛若两瞳明眸，深浅有致地看着我的行走。风声隐约，我走，它唱。 房间 有关我少女时所住房间的记忆，像江南的雨，清晰、缓慢、轻盈而遥远。房间的正中央，是深红色片子床，我姨夫亲手做的，刀刻成的梅兰竹菊生动传神，流淌着清雅之气。厚沓沓一本《红楼梦》，是我向姐姐师范里的男生借的，临睡前翻着看着，直到那字变成一只只蚂蚁爬进我混沌的梦里。最看不懂的要算是妙玉了。心思那么重，看宝玉的眼神是说不清的清幽、飘忽。 梦里下起了滂沱大雨，隔壁人家的狗叫得很响，莫非又有陌生人乘着夜色去偷鱼？一网撒下去，可捕获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朦胧间我睁开眼睛，窗帘被风吹得高高飘扬，而雨，从窗户的碎玻璃缝隙里跃入。只好找来硬纸板，塞上去，勉强应付。雨声于是不安分地纠缠着我，翻来覆去，想姐师范里的男生，还有那个漂亮的女同学，嘴边有颗极美的痣，据说，他们在谈恋爱。恋爱！嘴里含着糖一样的滋味。那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甜蜜忧伤感。 后窗，我一般不敢去看，已没有了平常人家温暖的灯火，仅是竹林、河、农田，漆黑一团。稻田里的水汽、寒露一丝丝渗透出来，仿佛所有森严的故事都埋藏在里头，一遇到机会，就会风生水起。索性，将窗户关得死死的、严严的。不望。不动。不念。但在滂沱大雨敲击夜晚时，就开始拼命地想黑暗里的故事，如同大观园里的热闹藏着它的绵密一样扣人心弦。 床前，是一张四仙台。桌面的红漆有些许剥落。我的书，实际上没多少，缠着姐姐买的。《苔丝》《包法利夫人》《人与孤独》《小艾》，初中的女孩，心智基本成熟，对文学上暧昧的描述与表达，尤其会盯住不放。夏天的蚊帐雪白一团，电风扇微微摇着头，篾席凉爽，我穿着圆领无袖衫，盘腿钻在蚊帐里，读张爱玲的《小艾》，上海的味道，男人女人期期艾艾的细枝末节，都像樟脑丸一样散到房间里。还有西瓜吃，母亲端上来的，一粒粒黑色西瓜籽，吐在一只备好的瓷盘里。 房间很大，黄昏的时候，一团光晕连同少女的怅惘一起飘入。淡淡的暖意，让睁不开眼皮的双眼更加倦怠，翻书，听唱针里传出的越剧，把头发拆开来编辫子，再拆，再编，梳十二条，像新疆人一样，一转，全身都在飞扬，连同每根辫子。看得见自己的影子，在日光下，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孤独而充沛着快活。把脚尖绷直，下腰，感觉得到骨骼里的柔软度，如同美少年那喀索斯在河边的顾影自怜，而成为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笔下的性倒错者。时光不觉转移。于是，大把的月色，毫不悭吝地从前阳台一排窗户里挥洒进来。夜吟应觉月光寒。这是李商隐的相思。躺在竹编的藤椅上，看柳眉似的月亮在南方乡村夜空的沉寂。水杉、榉树的影子落进来，水墨画般地泼。 如果个人的叙述，能还原那种场景，就连阳光里那种碎碎的味道，也一同跳跃出来，那该有多好啊！可惜，永远找不回了。我住了二十多年的房间，已一切为二，拦腰截断，分别租给了几户外来工。墙上，黄渍渍、滑腻腻，被油烟熏得面目全非。空气里混浊着大蒜、洋葱的味道。他们大都来自湖南、四川，吃辣自然是家常便饭。脚底，黏糊糊的，到处到能体验生活的粘稠感。因为楼梯属于公用地方，难于计算电费，父亲索性将灯泡都拧了下来。我跟着姐姐只能在漆黑一团中摸上楼去。 我曾经放片子床的地方，现住着两个十八岁模样的女孩。我只见到其中一个，大脸盘，脸上有冻疮，红色毛衣，健壮的小腿被牛仔裤绷得结结实实。两张单人床上下安置着，一张床上凌乱地放着毛绒狗熊、梳子、镜子、丝巾、卫生巾。还有一张的铺盖已经卷起，那女孩已回湖南老家过年，至于年后会不会再来，要看厂里的待遇。墙上贴着流行歌手的大头照，花花绿绿，我叫不出名字。大脸盘女孩耳朵里插着随身听，听得很入神，嘴巴里还哼着走调的曲子，看见我们，有点窘。她让我们坐。姐坐在她的床沿，拉了会儿家常。我站着，有种锥心的疼痛在穿透我的皮肤。 我的前半间，昏暗拥挤里杂糅出生活全部的内容。湖北来的小两口，吃喝拉撒都在这十个平方。烧糊了的粥用稍稍变形的铝锅装着，底下用硬纸板垫着。简易桌上凌乱不堪，辣酱、花生米、打火机、劣质香烟、毛线团。大大小小的纸盒尽可能往高处堆上去。床上，暗红色的被子蜷曲着，另一侧，一块木板很巧妙地半中央架起，上面放着二十一英寸彩电。彩电让小两口的生活丰富，熨帖了白天的沉重，互相抱着对方搂着摸着看着电视并狠狠做一回爱，就可得到彻底的放松。哪管得了隔壁住着两个尚未真正成年的女孩。（中间隔离墙用的材料是三夹板，几乎没有隔音效果）房租费是一个月八十元，父亲去收时，男人尽可能往后拖，说等到厂里发了工资立马就给，有时讨价还价，希望再便宜十元。父亲应允了。 母亲的遗像，挂在楼下的正厅，她定然感到奇怪而寂寞，家里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却都是陌生人。 春节，我回家看望老父亲，老远就望着家门口站着一大群人，摩托车电动车横七竖八，像大宴宾客一样。走近了，没有一个我熟识的，楼上楼下的门大开着，却如同一座空城，城墙上稗草飞舞，苍凉而寂寞。父亲不在。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异乡人和不速之客。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厨房喝了口凉水，小时候的习惯。回到正厅，向慈眉善目微笑着的母亲静静看了几分钟，嘀嗒，嘀嗒，挂钟没坏掉，依然在走，听得见心脏被钟摆振动的声响。很诡异的反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话，人生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 院前的青菜碧绿发亮，趁着春天即将来临的时机疯长。我最后看一眼，然后，满心荒凉地上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