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的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调整状态,全家出动当保镖护送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狭窄、机会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 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现在这么紧张。 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视野之内隔好几年才会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要是从小跟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就会觉得有压力了,坐不住了。 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各种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 这情形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低,平民们反倒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工业革命后,各种新职业新阶层迅猛崛起,新贵大量涌现,原有等级结构再难维系,此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焦虑。旧贵族要标榜他们的古老荣耀,新贵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刚刚挤进去的那个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努力成为合格的绅士淑女,这一集体焦虑最终推动形成了严谨、刻板、还时常有些虚荣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的社会规范,这在当时的文学(比如狄更斯的作品)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无论你喜不喜欢,身份焦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并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交往规范;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立足,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身份,人们努力工作挣钱,拼命储蓄,使劲消费,正因为他们对子女未来身份要求更高,也因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才大喊养不起孩子了,尽管收入已比老一辈增加了好多倍,而且越是高收入者喊的越响。 理解这种焦虑,进而观察它如何驱动人们作出反应,有助于我们看清他们的经济行为,为何一方面拼命储蓄,而在某些消费项目上却毫不迟疑的一掷千金?为何拥有一套房产如此重要?为何女性择偶如此看重物质?为何供养能力显著提高却不肯生孩子了?简单一句“虚荣心”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东西,任何虚荣,仅当有关文化 价值尚未确立时才是虚荣的,价值一旦确立,它就是风格、品位和传统了。 社会流动性大门打开时所出现的焦虑和冲突,(用一个稍显夸张的比喻)有点像皇帝病危而太子未立时所出现的宫廷骚动,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也有资格,不赶紧动手就晚了,同时却又不知该如何下手,眼看形势一天天发展,害怕自己一着错失成千古恨。 这一局面抬高了每个人的预期,但最终成功晋身者只能是少数(尽管经济增长可以让所有人受益,但心理感受更多取决于相对地位而非绝对水平),那些受阻于门外的人,因为找不出令其信服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别人成功了自己却失败了,于是先前的焦虑转变为挫败感和被剥夺感,这种感觉可能汇聚为社会不满和骚动,也是一些国家在经历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只有当这一过程持续多年,新社会结构下的游戏规则逐渐浮现,关于如何才能在新条件下获得成功,需要哪些禀赋和资源,竞争所遵循的是哪些规范,新结构下各生态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留给我的可能性是哪些,是否值得我去拼争,等等问题的答案逐渐明朗,这时候,人们的心态才又平复下来,开始找到并适应属于自己的生态位,新的社会均衡便达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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