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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昨天的池塘|

 和风谐雨里 2015-06-08
 
重返昨天的池塘
——三作家眼中“一战”前后的世道变迁

    “一想到钓鱼,就想到不属于现代社会的一些东西。想着能在柳树下,在宁静的池塘边坐上一天——而且能找到那种可以坐在其旁边的宁静池塘——这想法本身是属于战前,有收音机前,有飞机以前,有希特勒之前的。甚至那些英格兰淡水鱼的名字也有种平和的味道:斜齿鳊,红眼鱼,鲮鱼,鲌鱼,鲃鱼,鲷鱼,鮈鱼,尖嘴梭鱼,白鲑,鲤鱼,丁鱥等等。这些都是实有所指的名字。想出这些名字的人没听说过机关枪,没有生活在害怕被炒鱿鱼的恐惧里,或是把时间都花在吞阿司匹灵上,或是去看电影,想着怎样才能躲开集中营。”

    ——奥威尔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宣称,他读完一本书后,留在脑子里的只有作者本人的形象。这话有些玄妙。但回味一下,不难理解,雷达电波发射于作家的个性大脑,而世界的回波也收摄于作家眼底。只是人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作品背后的瞳孔而已。
    一本普遍意义上的书尚且如此,自传更是一面透视镜,通过作者的瞳仁,读者可以从两个方向张望,向外看大千世界,向内看作者的灵魂世界。
    本期读书会介绍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另一本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
    将三本书放在一起,并没有必然的理由,或许是因为从内容上看他们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一战前“黄金时代”的悠长挽歌颇能引发当下面临又一个世道巨变的人们的内心共鸣。
    苏联时代红场阅兵的主旋律《牢不可破的联盟》所歌颂的联盟已经灰飞烟灭;本市几家洋超市不再所向披靡,还没有开张就黯然退场;媒体人还没有充分咀嚼新兴行业的风光,新媒体风生水起。无论你处在这个社会的哪一个角落,都无法回避潮涨潮落的巨大现实影响。世界转瞬面目全非,和一战前后的世界相比,只有形式的差异。希望与危机,激动与惶惑,悲观与乐观,焦虑与逃避等等,这绝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独自畅饮的烈酒。看看这三本书吧,刚好相差了一百年。
    斯蒂芬·茨威格生于188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生于1890年,乔治·奥威尔生于1903年,大致成等差数列。当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时候,茨威格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发表《致外国友人的信》,表明自己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
    萨拉热窝的枪声则促成了阿加莎在1914年圣诞节前一天完婚,新郎是一位中尉军官,随即他奔赴法国战场。
    奥威尔寄宿在二流私立学校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他对极权主义社会的理性反省,要到几年后进入伊顿公学才会逐步成型,但当时还是《上来透口气》中沉溺钓鱼的顽劣的野孩子。
    茨威格“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看他的小说真得有钢缆一样粗壮的神经才能支撑得住,一个没有经历疯癫的人能写出《象棋的故事》吗? 
    茨威格的传记《昨天的世界》有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茨威格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欧洲人,他眼中一战前的奥地利几乎就是欧洲的缩影,贵族风范,文艺风雅,安宁和谐,君主万岁,一切都美好到了乏味与无趣,也都疏懒到散发出腐败的气息却谁也懒得去改变。时光到此停顿,地老天荒。
    阿加莎给熟悉女性作家最大的惊愕莫过于——非苦难,不变态,无阴影,原来安宁温暖,美好芬芳的童年居然也能成就一位伟大的女性作家——这不符合我们惯常的经验啊。我想她父亲在天堂读到这本书也一定欣慰地说,还是那个小女孩,幸福了一辈子。
    阿加莎家境富裕,父亲过世后家道中落。面对无力支付女儿进行社交活动费用的窘境,她母亲的办法是搬到海外去,去法国,去埃及。依靠房租的差价,一系列经济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没有丰富的海外游历经验,像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无处谈起了。这也很容易能让人联想起大英帝国高昂的消费水平背后的强盛国力。
    乔治·奥威尔一生短暂,但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作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他的代表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一九八四》读来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
    评论家多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奥威尔,其实奥威尔带着黑色幽默的精致文笔无人能及,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自己子弹穿喉而过的描述令人口舌发干,他赞赏敌人枪法一流! 
    推荐《上来透口气》,是因为这本书写于二战前夕,在书中奥威尔表现出了对往昔岁月的留恋,通过主人公探寻童年旧地时的发现,抨击了现代社会之“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揭示了现代人类生活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困境。
    “一想到钓鱼,就想到不属于现代社会的一些东西。想着能在柳树下,在宁静的池塘边坐上一天——而且能找到那种可以坐在其旁边的宁静池塘——这想法本身是属于战前,有收音机前,有飞机以前,有希特勒之前的。甚至那些英格兰淡水鱼的名字也有种平和的味道:斜齿鳊,红眼鱼,鲮鱼,鲌鱼,鲃鱼,鲷鱼,鮈鱼,尖嘴梭鱼,白鲑,鲤鱼,丁鱥等等。这些都是实有所指的名字。想出这些名字的人没听说过机关枪,没有生活在害怕被炒鱿鱼的恐惧里,或是把时间都花在吞阿司匹灵上,或是去看电影,想着怎样才能躲开集中营。”奥威尔谈起钓鱼的时候,像一位淡水鱼类专家,如同麦尔维尔谈及鲸鱼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位博学的海洋生物学家。
    这三本书我尤其要推荐给那些热衷阴谋论,热衷于价值分析和趋势分析,以试图从未卜先知,获得发财先机或是人生捷径的朋友们看看。
    谁是一战的策划者?奥匈帝国皇帝?显然不是,他也只是上帝的棋子,无论是奥匈帝国皇帝,英国首相,还是身在闺中的阿加莎,池塘边的奥威尔,维也纳的文化圈,萨尔茨堡的普通居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什么时候打,也不知道战争的爆发会对自己和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自然有话要说,不过是自说自话,尽量说得逻辑通顺而已。
    庆幸的是,100年前的欧洲似乎又回来了。
    奥威尔曾经哀叹,“可是谁还能在磨坊外的水道里,或是护城河,或是饮牛池塘里钓到鱼?英格兰的淡水鱼都哪儿去了?我还是小孩儿时,每个池塘、每条溪流里都有鱼。如今,所有池塘都没了水,小溪不是被工厂里排出的化学品毒化,就是里面扔满了锈铁罐和摩托车胎。”
    实际上,经过污染治理,“黄金时代”似乎又回来了。伦敦不仅甩掉了雾都的诨名,泰晤士河也波光粼粼,锦鳞游泳了。欧洲转了一个弯儿,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深陷其中的历史一团迷雾,回望的历史似乎在冥冥中又有神秘力量在引导,那么,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呢?这样力量引领我们脱下保险公司业务员一本正经的西装革履回到儿时的池塘,是否也能引领我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三本风格风景与风情迥异的书隐约昭示了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基因化的个体力量,弱小而又不可抗拒。还是让茨威格说吧:“我今天真的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我留下了也许是今天唯一可靠的财富: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自由。”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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