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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化思维方式的劣势在于它的散乱而又粗糙——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必须依赖于具体实物的存在，这就必然造成人在思维领域的繁琐性和低效率。一种文明，越接近于原始的思维方式，就会越接近于原始文明。因而，越是接近于具象化思维方式，就越是接近于原始状态的文明模式。因此，一切走向进步的文明，就必须打破古埃及式的低层次具象化思维模式。
无论是中国之“道”，还是印度之“梵”，实际上都没有能够将人们引入真正的理性与科学的殿堂。也许是由于搭建文明模式的困难所在，人类很难在“一次抽象”、“二次抽象” 之后再来“三次抽象”甚至更多次的“抽象”。从人类原生态的几大古老文明体中，实在看不出哪个古老文明能够从其自身衍生出理性与科学的萌芽。这一切必须等到古希腊人对于古埃及文明的“二级抽象”之后，从而在以人学逻辑替代相当大的一部分神学逻辑之后，才会使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发生质的变化。
煦风从你鼻孔中吹来，
圣水从你嘴里流出。
你让子民种植稼穑，
你让神灵可以尽情享受，
牛神姆胡特在田野中显灵。
你闭眼，黑暗降临；
你睁目，光明普照……
（选自《献给普塔—塔特恩的赞美诗》，《埃及亡灵书》，[美]E·A·华理士·布奇著，京华出版社，2006年1月版，198页）
在人类文明起源期，人是通过神学逻辑范式来认识世界的。古埃及的众神世界向人们所展示的是一种在思维层次上属于简单抽象的较低层次的神学逻辑范式，其特征是，在众神的传说中大量保留着万物有灵化的倾向，众神的出身、神力及其活动与自然万物、各种动物和人的身体及其活动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神的形象及其能力，是通过具象化的物物联结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就如同堆积木一样搭建而成的。从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种以具体实物为对象经过简单抽象的形象思维，亦即具象思维。
除了神学领域之外，古埃及人在文字、艺术及工程技术等领域也让我们见证了各种从实物本身演化而来的具象化符号。古埃及文明中最辉煌的一面在于，他们将具象化的象形符号演变为文字、艺术、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伟大创造。埃及人创造的象形文字，其符号化的图形成为日后拼音文字的基础；宏伟的金字塔、神庙建筑及各种雕像、纪念碑、宝石等制造与加工不仅涉及到工程技术，而且涉及到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进步。
在人类文明起源期，具象化思维方式的优势在于它把一切可见的形象作为思维领域的“原材料”，从而让人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创造出通用化的文明成果。比如在文字方面，没有哪个民族可以越过象形文字的阶段而直接达到拼音文字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具象化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领域不可逾越的的基础，或者说是一切更高级思维方式借以进步的台阶。
有人认为，古埃及具象化艺术风格的形成可能与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很有道理的。埃及常年干燥少雨，广大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雨水稍多，多集中在冬季，由北往南降雨量急剧减少。现代气象资料表明，亚历山大港年降雨量约190毫米，而开罗年降雨量约33毫米，且地面蒸发量极大，高达1020毫米。开罗以南地区甚至全年无雨。这样的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保存神庙建筑和各类雕像，这一点完全不像古巴比伦人那样不得不反复修建因雨水较多而被毁坏的神庙建筑。
古埃及高大的植被稀少，无法用树木建筑神庙或墓穴，因而多用石头和泥土建筑宗教建筑。由于石质建筑更易于长久保存下去，人们对于神的虔诚信仰又促使人们建设更加高大而又精致的宗教建筑；而那些高耸入云的华美建筑建成后又从另一面带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灵震撼与愉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操。这样，就造成了古埃及人不断放大了的基于具象艺术风格的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的兴盛推动了祭司和书吏阶层的崛起，从而使古埃及文明在模式化的神学逻辑范式上有了稳定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古埃及文明趋于兴盛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在于其安定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环境。混乱无序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数千年之久的稳定发展对于古埃及文明的意义正在于此。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具象化思维方式的劣势在于它的散乱而又粗糙——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必须依赖于具体实物的存在，这就必然造成人在思维领域的繁琐性和低效率。一种文明，越接近于原始的思维方式，就会越接近于原始文明。因而，越是接近于具象化思维方式，就越是接近于原始状态的文明模式。因此，一切走向进步的文明，就必须打破古埃及式的低层次具象化思维模式。
能否在逻辑范式上实现升级换代对于古代文明来说，同样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古埃及具象化风格的文明模式虽然能够让外部族群的人容易“看得懂”，但是却未必能更容易地让外部族群的人接受。新王国（公元前1550年—前700年）时期，埃及人在喜欢侵略的法老带领下，试图让东面几个邻国服从埃及的生活方式和统治理论，但是这些实验并未见效。很明显，没有哪个族群愿意让外族的文化强加于自己，更何况由那些看起来更为低级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作品”，比如甲壳虫、圆盘形所代表的象形意义。
如果将人类文明起源期的几大文明作一对比，就会看出其中的端倪。古巴比伦由于地处多族群冲突的中心地区，历史上难以建立一体化的逻辑范式，可以不必过多地探讨。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在构建各自文明的过程中都通过“二次抽象”的方式达到了概念化、逻辑化的阶段。而古希腊在继承古埃及神学逻辑范式过程中，进行了诸多合理性的改造和创新。这些文明都与古埃及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它们都比古埃及文明在思维层次上高出了一个量级。
所谓“二次抽象”，是指在万物万事的符号系统中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意向符号作为构建新的符号体系的基础——如果把人们从万事万物的符号系统中的初级层次的符号集视为“一次抽象”的话，那么，从这一符号系统的集合中再抽取若干符号作为构建新的符号体系的基础，这就属于在“一次抽象”基础上的“二次抽象”。古埃及文明的符号系统很像是“一次抽象”，因为古埃及人还没有以某个神的符号经过抽象的变化而成为所有其他的事物，没有形成体系性的变易之“道”，其符号系统是散乱无章的。
在古代中国，人们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性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性符号包括：自然界的变化之“道”——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社会变化之“道”——仁、义、礼、法等；人本身变化之“道”——性、善、恶、中庸、忠恕等。这些概念性符号非物非神也非灵，它们摆脱了芜杂而又繁琐的万物万事的“原象”，但又概括、代表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古代印度。早在奥义书之前，印度就已出现“梵天”的概念。在梵书中，梵天作为一个宇宙大神，创造了世界万物并掌管着天、地、空三界。继之而来的森林书又进一步发展了梵天的概念，宣称“万物皆从梵天而来，依梵天而存在，在毁灭时又复归于梵天”。尽管如此，此时的梵天仍然是一个有形象的人格化的神，没有超出“一次抽象”的范畴。到了奥义书时期，婆罗门学者把梵天进一步抽象化（即“二次抽象”），去掉了它的人格形象，使它转化为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梵”。梵是宇宙最高本体，万物的的本源和始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来源于梵，依靠梵而存在，并且最终还原于梵。但是，梵本身是纯粹的精神实体，不具有任何形式和属性，亦无法用人的语言来描述。为了突出梵的至高性，他们还采用遮诠法，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称它为“不是这，不是那。”印度人还把人的本质概括为“阿特曼“（Atman，意为“我”）。“我”，又称“灵魂”，也是纯粹的精神实体，位于人体之中。人的灵魂或本质“我”，只是宇宙的灵魂或本质“梵”在人世间的显现，两者同源同体，在本性上同一不二。这种理论从奥义书的时代起，几千年来一直支配着印度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印度各种宗教伦理观的核心。后来的佛教和耆那教虽然反对婆罗门教，但也继承和吸收了奥义书的“业报轮回”学说，使之成为自身的基本教义。
在这种脱离物象的抽象思维中，越是趋近于“一次抽象”，就越是趋近于神学思维占据的空间。因为，人类在“一次抽象”的思维过程中，其世界观是在万物有灵论、原始宗教和巫术等神创世界的神学思维主导下形成的。这也许正是中国之“道”与印度之“梵”二者间的根本区别。印度的梵是梵天大神演化而来的，带着人格神的影子，因而兼具“上帝”与“道”的双重属性，较多地滑向了宗教神学的一面；中国之“道”相对来说更加偏重于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性，较多地倾向于理性与科学的一面。
在极其有限的认识能力束缚下，由于没有真正的理性与科学的判断作为基础，古代文明在逻辑范式形成过程中的“二次抽象”又必然走入歧途。如中国的象数之学，它是以极有限符号的集合，对万事万物进行看上去更像是歪曲的抽象，进而以特定符号的变化对应部分、特殊事物的物象，由此替代全部事物的规律性运动，其推演过程非常接近于巫术，却离理性与科学很远。
无论是中国之“道”，还是印度之“梵”，实际上都没有将人们引入真正的理性与科学的殿堂。也许是由于搭建文明模式的困难所在，人类很难在“一次抽象”、“二次抽象” 之后再来“三次抽象”甚至更多次的“抽象”。从人类原生态的几大古老文明体中，实在看不出哪个古老文明能够从其自身衍生出理性与科学的萌芽。这一切必须等到古希腊人对于古埃及文明的“二级抽象”之后，从而在以人学逻辑替代相当大的一部分神学逻辑之后，才会使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发生质的变化。
参考书目：
《古埃及》[英]海伦·斯特拉德威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8年4月版
《埃及亡灵书》，[美]E·A·华理士·布奇著，京华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帝国衰亡史》[美]科马克·奥·勃里恩，现代出版社，201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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