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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善恶天性》是弗洛姆晚期的著作。作品由对人的善恶问题的讨论引出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并超越了道德教义和空泛的理论范畴。书中首先提出了两种假设：如果说人性是纯粹恶的，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善良的人、善良的事?如果说人性是纯粹善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惨案、南京大屠杀? 弗洛姆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自然和社会中、处于自然和社会矛盾中的人。他是从人的自然史来探讨人性之根源的，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人与自然的疏离，人走出了自然，也就脱离了自然原本所具有的和谐，而属于人的新的和谐还远没有被建立起来。此时，人就有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这就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破坏性的根源，同时也是创造性的根源。”正如他所言：“人，是唯一一种尚未完成的物种。” 弗洛姆认为，对这种疏离和孤独的抗争有两条路，一是创造的、向前的、爱生的路;另一条则是破坏的、回归的、恋死的路。这两条路都把人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但无疑，回归的路只是把人引向动物的和谐，引向人尚未脱离自然时的那种原始的和谐，对于个体来说，是引向回归子宫的原始欲望，即放弃生活。而人已不是原始的人，这种回归也不可能是沿着自然的途径，而只能以破坏的方式实现。 这就是人性恶的根源。而纳粹正是各种恋死和回归的集大成者，希特勒被弗洛姆称为典型的“退化综合征”人格倾向。与之相反的另一条路，则是创造的、建设的，即不是以回归到原始状态来解决人所固有的矛盾，而是以人的创造性来建设属于人的新的和谐，这在各种艺术里有着大量的表现。 当然，形成“退化综合征”的人是很少的。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生的方向或死的方向、善的方向或恶的方向。每个人都有善和恶的潜在性，而这正是弗洛姆的“善恶同体论”。 相对于“性恶论”，“善恶同体论”更加温情，给人以希望，唤醒人类心中的善性;相对于“性善论”，“善恶同体论”更加现实，勇于正视自身的罪恶，使人趋避心中的恶性。“性善论”或“性恶论”都是典型的二元论思维，而具体的一个人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的一个事件也往往是善恶不同程度的混合。 而人具有反省之心、忏悔之心，可以走向自我“救赎之路”，从而不断地涤除恶性，增进善性。这一“救赎之路”会是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在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虽然我还是罪恶的，但我毕竟变好了一点点。” 最后，弗洛姆说道：“为了选择善，我们的确必须有相应的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能力，即我们对他人的苦难、对他人友好的关怀、对鸟儿的歌唱，以及对绿色的草原无动于衷，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意识可以帮助我们了。如果人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生命，那么他也就不存在任何选择善的希望了。” 《人心――善恶天性》是弗洛姆对其人性理论的集中阐述。他强调人的本性不是某种特殊的实体，而是一种寻求解决矛盾并创造新矛盾的过程。这种观点较之以往的人性理论来说不仅新颖，而且更少片面性。进一步，他强调人具有自由选择善恶的能力，欣赏以发展的方式解除人固有的矛盾，这对发展人们的能力和人道性具有积极意义。在论述其人性理论时，弗洛姆非常注意每种心理定向的发展层次，使其理论观点显得较完整，成熟。其有关善恶潜能的心理分析较弗洛伊德的有关观点更趋于合理，比如他反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利比多理论的作用，强调人的主动选择，不懈努力。弗洛姆的理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值得我们细细揣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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