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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伊川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蕴蓄，由学而大，而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此学之所以贵读书也。“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乃知贵近者必遗远也。河伯见海若而自失，乃知执多者由见少也。读书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后能尽其大。盖前言往行，古人心德之着见者也，畜之于己，则自心之德与之相应。所以言“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业者，即言行之发也。君子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则，故乱德之言，非礼之行，必无取焉。书者何？前言往行之记录是也。
今语所谓全部人生，总爲言行而已矣。书爲大共名，六艺爲大别名。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爲《尚书》，事爲《春秋》，初无经史之分也。尝以六艺统摄九家，总摄四部，闻者颇以爲异。（《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其实理是如此，并非勉强安排。庄子所谓“道术之裂爲方术，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汉志》以九家之言皆“六艺之支与流裔”，亦世所熟闻也。流略之说，犹寻其源，四部之分，遂丰其蔀。今言专门，则封域愈狭，执其一支，以议其全体，有见于别而无见于通，以是爲博，其实则陋。故曰“井鼃（古同“蛙”）不可以语于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束于教也”。守目录校讐（音“仇”，校订文字）之学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语于蓄德也。清儒自乾嘉以后，小学一变而爲校勘，单辞碎义，犹比窥观。至目录一变而爲版本，则唯考论椠（音欠，书的刻本）刻之久近，行款之异同，纸墨之优劣，岂徒玩物丧志，直类骨董市谈。此又旧习之弊，违于读书之道者也。
以上略明读书所以穷理，亦所以蓄德。料简世俗读书不得其道之弊，大概不出此数端。然则读书之道，毕竟如何始得？约而言之，亦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局与杂爲相违之失，烦与固爲相似之失。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学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郑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向。”是离经爲章句之学，以瞭（了）解文义爲初学入门之事。继以辨志，即严义利之辨，正其趋向，否则何贵于读书也。下文云：“三年视敬业乐羣（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敬业、博习、论学，皆读书渐进功夫。乐羣、亲师、取友，则义理日益明，心量日益大，如是积累，犹衹谓小成。至于“知类通达”，则知至之目，“强立而不反”，郑注云：“强立，临事不惑也。不反，不违失师道。”犹《论语》言“弗畔”。则学成之效。是以深造自得，然后谓之大成。故学必有资于读书，而但言读书，实未足以爲学。今人读书，但欲瞭解文义，但谓能事已毕。是只做得离经一事耳，而况文义有未能尽瞭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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