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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陆忠伟 位于欧陆西北的英国，国中有联邦，国外傍联盟。英帝国垮台以来，英国与全球战略核心事务渐行渐远。对此，1962年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揶揄说，“不列颠失去了帝国地位，却没找到自己角色。”究竟是“没找到”，还是“不好找”？确难概论，但可以肯定，艾氏此言50多年后，唐宁街依旧在找。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及深化。英国外交欲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寻找最佳角色，必然紧抓国家利益毫不松手，并使之服务于国内政局。遗憾的是，在组成大不列颠综合国力的支柱中，除外交力和情报力之外，已无足以长袖善舞的软、硬、巧实力。换言之，今天的“没找到”实乃实力使然；这个老牌帝国绝不会“闭眼看世界，塞耳听歌声。” 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赢得了5月7日的议会选举，并闯过苏格兰的“退英”难关。同时，却因欲延揽反欧盟小党搞联合政府而舞动“退欧”宝刀。老卡承诺，2017年末之前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搞公投，从而卷入了与欧盟的“婚姻”官司；再加上先于美国加入“亚投行”，一连串外交落子所传送的急弦繁鼓，令战略思想界沉浸于对英美欧中关系聚散离合的思索之中。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英国凭借对全球权利变化及地缘政治现实的政治敏锐性，抓住了欧亚关系、欧中关系、英中关系这一关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发展战略纵深的锁钥，毅然从“向东看”转为“向东干”，率先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致使观望徘徊的西方富国塌方式地接踵跟进。此举说明，英国抓住了战后70年来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转折机遇，它明白“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此乃利益联姻，亦是世界金融主导权之争。此举显示了老牌金融帝国多方下注的看家本领。 唐宁街的决策思维还算清晰：加入“亚投”与“退欧”并非此长彼消的零和关系；保护英国利益的最佳方式不是冷落北京，而是应该塑造，“共利之谓悦”。在经济领域积极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加固、拧紧英中经济纽带，扩大伦敦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交易。这一立场与欧盟基本上是吻合的。“大享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面对欧元难以单独抗衡美元的囧境，选择利用人民币。这对于英国甚或欧洲而言不失为上策。 在维系对美关系上，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美国被“越顶”，指责其“迁就中国”，干扰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历史联系。确实，英美一衣带水，两国号称“特殊关系”，源远流长。战后初期，美国的国际地位及美元的枢纽货币作用，受惠于美英的战略合作，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共同构建了国际经济体系。前花落子后花开，直至上世纪60年代，英国才被德国取代，屈居欧洲的“老二”。 总体上看，半个多世纪以来，英美关系风风雨雨、磕磕碰碰，外交龃龉、经济算计，无非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英国在对美关系上，使使“小性子”，闹点“独立性”，以前如此，往后照旧。如美国牵头对“伊斯兰国”发动空袭，英国推迟几周才加入，作为欧洲第二大军事力量，只实施了6%的空袭。此次在涉“亚投行”问题上英美鼓点不一，也“并非欲断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亦不致对“多面性”的英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可用唐人李冶的《八至》诗比喻：“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伉俪情深固然羡慕，但同床异梦者大有人在。关于“退欧”的前景，前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认为“退欧”概率有50%；英国外交部前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大臣丹尼斯·麦克沙恩则悲观地认为“可能性极大”。抚今思昔，英国与欧盟很功利地“结婚”，现又想很张扬地闹“离婚”。漫长的“离婚”路，卡氏打官司，无疑会加剧国家政治经济风险。 外交上，英寄居欧盟屋檐下，应该是“小鸟落在房梁上———架子大”。2000年以来，英镑与英国股市“随欧”共舞，曲线上扬，成为无形战略资产，“一旦退欧，英国面对美中，不再具有影响力。”此外，2017年公投之前，卡梅伦政府忙于“婚姻”官司，意味着英欧外交势将成为英国外交重中之重，诸如英美、英中、英俄关系或将“排队摇号”。 英国的GDP达2.5万亿欧元，仅次于名列第一的德国而居欧盟第二。英国“退欧”，将严重冲击欧洲经济；欧洲一体化运动恐将失去动力，愈发难以驾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贸易关系上的“飞去来器”效应恐难避免。一是欧盟市场占英国外贸的半壁江山，“退欧”势将使英国直面欧洲市场的准入问题。二是欧元金融交易的很大部分在伦敦商业区完成。伦敦扮演着全球贸易金融与欧盟的桥梁，一旦“退欧”，伦敦或将沦为空城、死城。 “顶美”与“退欧”，“东向”与“西靠”，“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游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英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吗？ [责任编辑:蒋正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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