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红】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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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就开始
使用玛瑙、水晶制作简单的工具和人体 装饰品，品种、数量比较少,远不如玉器制作发达,但都处于古人治玉的初始阶段。玉、水晶、玛瑙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制作工艺也基本相同

我国北方距今5500～5000年前辽宁
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五地点灰层中出土了玛瑙、玉髓制作的细石器，其 中三角形镞最具代表性。内蒙翁牛特旗也曾出土用玛瑙、燧石做骨柄齿刀的齿刃。

青海同德县巴沟乡宗日遗址出土的距今4300余年马家窑文化水晶坠，贝状，半透明，绿色和橙黄色，保留初始状态的治玉特征。

进入夏代，内蒙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出土玛瑙4件，完成了由简单的小型生产工具、武器向成型的装饰品的过渡。

南方江浙地区距今6500～6000年
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玛 瑙、玉髓(耳饰)和少量的玛瑙镯(腕饰)。

继之，距今6200～5700年前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出土294件玉石制品，其中有代表性的玉髓、玛瑙制品20余件，器形有环形和条形璜(项饰)。

浙江良渚文化遗址也曾少量出土玉髓管。

湖南澧县城头山678号墓曾出土玛瑙璜。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5300年,曾出土比较原始形态的圆雕作品一一玛瑙豕(野猪)和玛瑙钺,说明制作品种已扩展到神灵崇拜物和礼仪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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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肇始的组玉，除了玉
璜、牌形饰为主体外，串联其间的珠、管以玛瑙材质为首选。 周代组玉佩是周礼载体之一，是贵
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大型组玉佩从西
周肇始，经春秋战国，传承至西汉，不同时期组件都有所变化。

商周时期除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
代晚期墓和广东博罗县横岭山西周中晚期墓，继续出土水晶环、玛瑙环外，这两种 材质制作的象生动物佩和礼仪用器更少。此一时期玛瑙材质的礼仪用具，不 见考古发掘报导。

西周时以青、白玉璜和牌形饰为主体，其间
用管珠等串连，管珠的材质首选红、黄玛瑙。如陕西扶风强家1号墓、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所出，它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组合关系，没有被盗扰，从遗存中可以清楚看到玛瑙与玉石、绿松石、琉璃等材质搭配使用。

除了大型组玉佩之外，凡是以珠管串连的
项饰、胸饰、手玉握都离不开玛瑙材质。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出土的项饰，其中玛瑙珠管110颗。

河南平顶山西周墓出土的胸饰，主体是刻有龙首纹的梯形玉牌，但下面四组珠管，仍以玛瑙材质为主，玛瑙珠与玉珠间隔串连，整体设计新颖别致。

芮国国君夫人椁室侧板和挡板，悬挂大量串饰，其中玛瑙珠多达3001颗，足见芮国贵族对玛瑙娇媚姿色的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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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及其周边地区
风行水晶、玉髓制品。

山东临淄郎家庄春秋墓出土水晶、玛瑙(玉
髓)串饰四组,每组由水晶环为领首和尾饰,中间串连水晶、紫水晶、玛瑙珠管，色彩绚丽。各地春秋战国墓所出，无论造型、大小尺寸、打磨抛光方法都很接近。

山西太原春秋晚期晋卿赵氏墓所出玉髓龙形饰与曲阜鲁故城、临淄郎家庄所出基本相同。

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单一的玛瑙、水晶珠串
饰在河南淅川下寺1号春秋墓、河南叶县旧城战国早期墓、河北平山战国中期墓均有出土，玛瑙珠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水晶珠除白色外，紫水晶、茶晶珠也时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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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晶、玛瑙制品范

围扩大，创新增多。

剑 饰

玛瑙制品装饰在剑鞘上，古人视作“红玉”。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徵汉墓出土了玛瑙剑璏。

厌胜饰

两汉流行四大厌胜佩饰：翁仲，刚
卯、严卯，司南佩，胜形饰未见水晶、玛瑙质地。 近些年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东汉晚期墓中发现 一组完整5件透明状半宝石司南佩，看来不排除 用水晶、玛瑙制作司南佩。

微型禽兽

西汉时期,用玉石、玛瑙、水晶、绿松石、煤精、琥珀、琉璃制作微型禽和特定物品(壶形、方胜、辟邪等)，组成项链和腕饰，成了一时风尚。陕西咸阳市西郊西汉晚期墓出土玉、水晶、玛瑙、琥珀串饰,其中有微型的扁壶形、壶形、矛头形玉佩、巧色玛瑙管、蚀花玛瑙管、玛瑙珠、菱形玛瑙管、半球形玛瑙饰、水晶珠管、琉璃饰、绿松石饰，色彩斑斓。江苏扬州邗江西湖胡场14号墓出土的玉串饰，由金、玉、玛瑙、琥珀、玳瑁等材质制成珠、管、坠、壶、辟邪、鸡、鸭等小饰品，形象极为生动,每件也都有细小穿孔，可以拴挂佩戴。以上这些串饰均可作为饰使用。

令人窒息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