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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复旦大学“复印”东京大学而不是相反？ 复旦大学“复印”东京大学实际上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出现的一种必然；而东京大学宁劣也不抄袭则是另外一种必然。 本人没有在复旦大学学习、工作过，但因它是中国著名大学，关注它的目光不曾有一分钟离开过，而且自己在学习与工作过程中与这所著名大学也多有交结，还因本人曾在东京大学上过学，时间相当于在中国读了一个学士加硕士，因此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复旦大学以及中国教育说几句。 其实，东京大学也是由凡人组成，绝非纯净的“象牙塔”，人性的弱点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在这所大学里，慵懒混日子的大学教授不计其数，但比工蜂还勤奋，夜以继日不断苦读的教授及学生也大有人在。与中国不同的是，这里抄袭、学术论文造假鲜见。通俗地说，混日子无所谓，抄袭他人，弄虚作假，不单是道德问题，还是犯罪。没有业绩也不见得该教授就是在混，说不定哪天他像火山喷发一般一鸣惊人。 本人曾向日本教授讨教，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教授要求是什么？答曰：就是要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必须能立刻拿出自己的见解为国家服务。除此之外，国家以及学校，对教授再也没有更高、更多的要求。 东京大学并非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政府还是学校，都对自己无法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原因心知肚明，既然自己校园内没有世界级的顶尖人才，那么这所学校也就只能屈居人下。羊只能靠自己吃草、饮水使自己肥壮，水草不如人，种群不如人，那么就不必强求“肥壮过人”。自己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慢慢长，即便瘦，也比注水、催肥好。学校不急功近利，而校长只想如何为搞科研的学子们提供优质服务，其他就“顺其自然”。 先比较一下我所亲身经历的两所学校的图书馆。 东京大学图书馆，我在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开放到夜晚十点。图书以及场馆，都属于国家所有，每个纳税人都可以充分利用。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可以终身到此借阅，其他人员，只要经过图书馆方面的简单审查，确认有充分理由要利用该图书馆，那么通常都会获准在这里借阅图书（因为各种公私立的图书馆众多，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非来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另外一个方便读者的服务项目为：阅览者可以提前电话预约。去图书馆之前给图书馆打一个电话，说明自己要借阅哪一本书，将在什么时间到。完成了预约之后，图书管理员一定会在预约者到达之前，将预约者要求的书籍摆放在他指定的地方。或柜台；或预约者指定的预览室的某个书桌上。除了指定的书籍之外，图书管理员还会再额外准备几本相关的图书，同时还打印一个书单，告知相似内容的其他参考书都有哪些，具体位置等。 回国后，在与复旦大学一路之隔的一所大学工作。附近有上海旅游大巴十号线，它的终点是徐家汇，途径上海图书馆，当时去上海图书馆附近还没有方便的地铁，因此，去上海图书馆时多乘这趟大巴。为了避开早高峰，通常是在早上7点多出门，9点上海图书馆开馆前到达。上海图书馆里有空调，许多座位都被中学生占据，比找座位更困难的是取书。到达后先要进入这里的电脑系统查看自己想要的书籍，填单，递交，等待这里的管理员从书库中将自己所需取出来。这个过程一般需要40分钟左右。10点看到12点，吃顿午饭，再看2个小时，为了避开下午交通堵塞，下午3点左右就得离开返回了。看到在上海图书馆查资料耗时太多，遂转换到复旦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是文科大学，建国之后的杂志、书籍齐全。到这里自报家门说想看书之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同意本人入内。在期刊阅览室，或自己到开放的书架上查找；或请工作人员到书库取来。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没有空调，电扇悬挂在高高的天花板下，缓慢地旋转着，它是这里所有读者的忠诚“伴侣”，只有它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地勤奋地旋转着。天热，这里的工作人员有的将裤管卷起来，还有人在脖子上挂了一条毛巾，不停地擦汗、扇扇子，没有东京大学图书馆那么好的环境，工作人员着装也因此而随意，但他们的工作态度令我终身难忘。上海灰尘大，书库里的图书每次搬运出来时上面都满是灰尘，老旧期刊更甚，每次他们从书库出来时头上都渗出汗水，再用毛巾擦汗时，被书刊上灰尘污染的手上的灰尘，又粘在了自己的毛巾上，很显眼。 图书馆里的读者多是为了考研、考证、准备出国的学生，再也看不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苦读的景象，而当时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与服务好坏、设备的精简全然无关。当时的读书人都感觉自己失去的太多，要用拼命苦读补回来。 复旦大学还有个美国研究中心，这个阅览室有空调。某日再去这里，自报家门，说要进去看看，但无论怎么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让进。最后愤怒地提高了语调：这里的一切都是国有资产，有人来这里借阅图书，国家就应该感谢他，你看看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看书？还不怕辛苦地专门跑到你们复旦来看书？接着，自行进入阅览室。 闯入行为实际上已演变为“抗议”，要用行动“破”这里的陈规陋习，但同时也失去了找书、看书的心情，绕着几个书架走了一圈之后，自行离开。那位阅览室工作人员也什么话都没说。 良好的服务，对读者来说，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压力在于：没有学问无脸见给自己提供服务的所有人。动力在于，周围人提供无微不至的优质服务，精心呵护，就是因为人家把你当“蚕”看，人家给你吃喝，让你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帮你清扫粪便，就是期待你像蚕一样，不断地吞食桑叶之后，到时吐出优质的蚕丝。不吐丝、乱吐丝，是对所有期待者及服务者的背叛，必将遭人唾弃，你将失去一切。 复旦南校区，同时也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所在地。某日进入并找到一个语言学方面的编辑，说自己想在这里出版一本专著。编辑问了一些本人的情况之后说：先把书稿留下让我看看，然后看能否上评稿会，下次将自我简介带来。回家后立刻将简历写好并打印，当天再交给该编辑，他让我回家等消息。 大概两周之后，编辑来电让我去出版社，他将我的书稿退回，说不合复旦出版社的要求，“你学日语出身，现在又是语言学，又涉及中国汉字造字，我们这里暂不考虑出这类书。”委婉地流露出“你的水平还不够”的意思。当时年轻气盛，感觉这里拒绝了我，就接着用抬杠的语气说：你们复旦出版社为了自己学校的“某某”出了那么多语言类的书，在中国没有接触过西方语言学的人以为他很了不起，去国外看了西方人写的语言学、语义学的书后才知道，他就是一个大抄家，真丢你们复旦的人，丢复旦出版社的人。听了我的气话之后，该编辑回应：你知道我们复旦有陈望道、郭绍虞吗？ 大概又过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接到一个自称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的来电，说要专门登门拜访。接到这个电话后想，或许出书事出现了转机，异常激动，在家等待复旦出版社的编辑来访。该编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但他来谈编写日语教课书之事。他自我介绍是负责编写外语课本的编辑，他本人的二外是日语。他说现在市场上日语教科书非常好销，希望我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写日语教科书。我回答说:“编写日语教科书需要积累，上外这方面很强，人家有多年实践，在此之上还有相当积累，人才济济又有自己的出版社，我写不出来，也写不过他们。编辑鼓励说，现在出版社是盯着市场出书，日语教科书有市场、好销，社里才会同意出，快出才能获利。其实编写日语课本不必那么认真，多找些学生做帮手，将日本的教材、中国的日语教材改一改，加上一些翻译、注释就可以出了。 出版社，将赚钱视为第一要务。 从街边小贩到某些挂牌的明星餐饮企业，做菜用地沟油，使用注水肉，这些都是为了获利，对此他们往往还理直气壮：“自己如果不这样，就会被其他这样干的餐饮店挤垮”。 中国的教育界、出版界也同样，不管你胡编滥造还是注水论文、专著，只要有利可图，就蜂拥而上地去追求利益，造假、抄袭，也说成是“被逼无奈”。 大学教授追逐业绩，将其视为名利的敲门砖；大学不断地统计学术成果，要表明自己在世界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多寡，目的在于让自己的大学排名再靠前一点，这样才有利于向国家申请并获得更多的经费。大学教授与大学，在追逐利益上找到了共同点，如此一来剽窃、抄袭、改头换面的注水论文大行其道。大学教授申请科研经费，用经费去购买发表权，而通过发表注水论文增加的业绩，反过来又能圈回来更多的金钱。出版社只要给钱就发，而教授则交钱就可以发，统计者按发表论文数量发放奖金，评价个人能力，学术繁荣建立在“财源滚滚”之上，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各大学都热衷于大搞校庆了。 校庆规模越大，前来祝贺的领导人地位越高，而位高权重者的出现或一句话，就能够决定国库阀门的大小，注入该大学经费的多少。正是因为背后的金钱力量，促成了高校领导乐意将“校庆”搞得轰轰烈烈。教授业绩，博导数量，大学排名等，这些都是涂抹在校长脸上的粉脂，校长需要这张脸进军更高级别，好似讲师想升副教授、教授那样。这次复旦大学的宣传部门因将“假冒伪劣化妆品”涂抹在校长脸上，复旦大学的牌匾上，把校长及百年名校弄成了“花脸”，表面上看是一时一事失误搞砸，可根源却在大学从上到下的急功近利上，在中国教育的评价机制上，经费获得上。 话说回来，复旦大学出版社以陈望道、郭绍虞为荣；但从未听说过复旦大学以校内存在多个“当代砖家”为耻。 中国商务印书馆的陈原，出版的一本书只能算是一个小册子，但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认可及评价；还有前北大教授后又返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的裘锡圭教授，他一辈子也没有出版过几本专著，可他一本却比那位复旦大学的语言学“大家”旳几十本还重厚。 多余的话。出于对裘锡圭先生的敬仰，二十年前打听到老先生的电话之后，就冒然从上海打长途电话到老先生北京的家，裘先生的夫人先接的电话，她听说我要向裘先生求教，夫人叮嘱我说，先生很忙，现在身体也不太好，耳朵也不好，我会请他来接你的电话，但希望你长话短说。我后来终于听到了裘先生的声音，非常激动，兴奋地将自己的事情啰嗦了一大堆，裘先生说，你将你的书稿寄来给我看看，下次有机会来北大找我。我认识的另外一位日本史的著名教授就跟裘老先生住在同一栋楼里，但去北京时没敢去拜见裘老先生，知道他后来去了复旦，但我去上海也从未胆敢去打搅老人家。 在中国，许多像裘锡圭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才是中国学问的脊梁，百年名校的百年招牌，中国各高等院校与其为搞校庆砸钱、烧钱、撒钱，不如“润物细无声”地将经费用在实处，让踏实认真的老教授们有良好的生活以及工作环境，让年轻教师稍安勿躁，生活有起码的尊严，若肥了土之后还没有长出强壮的农作物，那么就坚决地将这个“苗”拔除掉，换一个。 复旦大学，国家教委，人事部乃至国务院，都应该认真反思为何“复旦‘复印’东大而非东大抄袭复旦”，要从顶层设计上解决“如何维护独创”这一制约中国进步、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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