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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98岁的季羡林老人在人瑞之年安详而逝，可谓寿终正寝。值得庆幸的是，老人不仅在生前的最后十多年里，享受到至尊的荣光，而且去世后也获得极高的哀荣。这既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文化的尊重与景仰，也是党和国家对这位名至实归的文化大师的肯定与褒扬。 斯人去矣，怀念无限。这几天，忽然想起在老人仙逝之际曾经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感慨良多。那时节，一些网友不知何故，围绕老人是否称得上“国学大师”在网上七嘴八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但比较理智的关注。其实，这位真正称得上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人，他以生前的“三个请辞”（即不愿意被称为“国学大师”、不答应“国宝”之雅号、不同意“学界泰斗”之评价），足以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谦虚、清醒与明智。人淡如菊的老人曾有言在先：“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记得老人说过，我读书时害怕作文，古诗词也只能背几百首，古文也只能背几十篇，比我强的大有人在，不是什么“国学大师”，至多只能算“国学小师”；他又说，要说“国学大师”，鲁迅便是；他还说，“学界泰斗”不敢当，只是我幸运的活得长了些（均为大意，取自网上各种回忆录）。由此可见，他是何等的清醒与明智！他一句“我是土包子”，也足以让如今一些所谓的“大师”们无地自容！ 一个学贯中西的翘楚，何以有如此的清醒与明智？后来我明白，他这是实事求是。他留德11年，主攻的是印度梵文、吐火罗文等等，按他的话说，国学几近疏离。以至于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提出“大国学”的观点，即56个民族的文化融通以及世界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才有了丰厚的国学。这不仅仅是谦虚，而是一种尊重国学、张扬国学的理性之思。我无法揣度老人当时的心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人在正视自己成就的同时，深悉国学的缺憾以及它今天所面临的困窘；正因了这种缺憾，老人希望以“大国学”的概念来重新认识国学；也正因为他看到了当今国学传承的艰难，才提出以“大国学”的概念来促其走向世界。他所秉持的是一种良心与良知：不夸张、不虚浮、不孤芳自赏、不倚老卖老。 本博这里还有一种臆断：当下的一些后学者们，如串场的角儿，打着弘扬国学的旗号，东出书，西讲坛，甚至娱乐明星似的招摇过市的等等现象，引起老人的警醒甚至反感：这也能称得上什么“国学大师”吗？于是老人唯恐玷污这一神圣之称而主动敬而远之，不与为伍。想来汗颜哪，有多少后学们在糟践国学，在利用国学为己贴金，以图功利！所以，他必须提出“大国学”以甄别：别看你们作秀似的吆五喝六，唾沫四溅，你等通晓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吗？更不屑说你等了解整个东方的文化了。 老人无疑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在现当代谁人能与争锋？但老人无疑又是睿智而清醒的。他永远记得德国哥廷根的两位恩师，永远记得鲁迅先生，永远记得吴宓雯与陈寅恪两位泰斗，同样他永远记得自己的国学不及印度语言比较文学的成就，这在他看来，永远是种缺憾。假如天假其于年，老人注定会予以弥补。更重要的是，他明白自己之所以引人注目，最大的动因得益于他的众多后期不乏思辨与启迪意义的散文。此前，有多少人知道他啊？再说印度梵文，吐火罗文之类，又有多少人能知晓和搞得懂呢？ 因而当老人仙逝有年的今天，我们更多思考的不是他是否称得上“国学大师”，而是学习他淡定豁达的胸怀，勤勉治学的精神，为人师表的风范。舍此，我们所有的言说都将是虚言妄语，实乃口水之论而已！有一条我们应该记得，他晚年虽然处在风口浪尖，褒贬不一，但始终清醒地保持一个知识份子的本色，难能可贵啊！
随着一个个国宝级文化巨匠的离世，本博心头泛涌起一股怅然若失之情：功利与浮躁甚嚣尘上的当下，有多少人在崇拜我们民族的一个个大师，又有多少后来人能够成为可供我们钦佩的真正的现代大师？值此之际，愿天国里不再有尘世的纷扰与假汝之名的无谓之争；愿季羡林老留给我们的那一尊清醒与明智的无形路碑能够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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