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百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寿终正寝，在“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耀眼的光环映衬下，各界的追思活动显得异常隆重，人们的反应速度超乎寻常，全国媒体毫不吝啬笔墨和版面资源，对他的生平、事迹、图片、轶事等连篇累牍，出版界和影视界同时也发布消息，称《季羡林全集》及相关纪录片将出版发行。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季羡林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具有高山仰止的地位。
中国固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在盖棺定论之时饱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等等称谓都加在季羡林头上，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只是如“思想家”那样的头衔过于离谱，不但没有产生庄严感，反而徒增了许多滑稽色彩。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死后有人将之冠以“世界天王”名号，让其家人觉得极端不爽，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吹捧似乎不是在对逝者怀念，更像一种嘲笑。
生于“辛亥革命”期间的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屈指可数的长寿学者，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战时期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专攻印度学，主修梵文、巴利文。他一生勤奋好学，对英语、斯拉夫语、吐火罗文都有所涉猎，精通12国语言，相关撰述颇丰。然而，丰厚的阅历和学识并未成全季羡林，活到古稀之年仍然默默无闻。直到生命承载着他进入了一个需要树立文化大师的时代，他的名声才如日中天，在“国学”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
人说“寿则多辱”，季羡林却是“寿则多荣”，他年事越高得到的殊荣越多。不但有不胜枚举的虚名，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每一个职务掂起来都有足够的分量。不知道长期卧床的季先生是怎么履行职责的，但他却俨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并因此被央视列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不过，和大部分人对他的“感动中国”不加认同一样，中国学界对季羡林的“国学大师”称号也存有极大争议。人们不明白，一辈子研究外语的季羡林怎么成了国学大师，更不明白，他那么坚决拒绝“大师”桂冠，为什么却遭到许多人的抵制。有人曾说，季羡林在垂暮之年提出了个“大国学”概念，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域外文化也定义在了“国学”范畴，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有人为“国学大师”打圆场。季羡林既没有“国学”专著，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如果这样的人也能被尊为“国学大师”，只能说明当下的国学已没有了大师。
实事求是地说，在“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中，季羡林可以勉强戴上的也只有“学界泰斗”，因为与他同代的许多学者均已作古，论资排辈也非他莫属。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拥有了“学界泰斗”头衔也不意味着他就是“国宝”级的学者，就知识的原创性和对文化的贡献大小而言，中国可与季羡林比肩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等等称号，更像是晚辈对老年人的尊称，不管他涉及哪个学术领域都能成“家”，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他的德高望重。
记得在书法家启功先生离世之后，有很多人曾怅然于中国进入了“无大师时代”，他们例数中国的戏剧、教育、曲艺、美术、文学、书法等人文学科，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表示出了强烈的质疑。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文化大师”却如雨后春笋，余秋雨、于丹等人的“大师”做派不足一论，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作家、书画家、经济学者一概皆作“大师”状，以致使“大师”称谓在中国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与“专家”、“博导”一样饱受社会舆论诟病。
当然，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也不全是当事人的过错，更主要的还有些人需要用“大师门徒”包装自己，他们迫切希望利用大师的旗帜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似乎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加上有些人也亟需炮制文化权威，借以彰显自己的政治成就，由此导致了“假大师“的泛滥成灾。不幸的是，与世无争的季羡林在有生之年沦为了这种世俗的牺牲品，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这难说不是他对残酷现实的莫大失望。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描写过三国后期蜀国人才匮乏的情形，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意指蜀军名将相继死亡，无奈选择廖化充当三军统领，以示没有杰出人才，平庸者也可侥幸成名。季羡林固然不是平庸者，但与“国学大师”、“思想家”的内涵相比怕是还有一定距离。当然，值得反思的不单是季羡林能不能担当“国学大师”，而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蜀中无大将”的局面。站在这个角度说，与其悼念季羡林，还不如悼念渐行渐远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