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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维新运动，民营出版业迅速成长，逐渐取代此前教科书出版的主要力量──教会出版机构和官办书局。1906年，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商务印书馆、彪蒙书室、时中书局、广智书局等22 家。1906 年， 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共102册，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6 册，其中商务有54 种， 占52．9%， 文明书局有30 种， 占29．4%。19 世纪末， 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次第崛起，它们“在与外资出版社的短兵相接中，很快便完成了性质商业化、管理企业化及经营市场化” 的出版产业化建设，成为晚清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教科书出版的“中坚力量”。
商务印书馆：资本运作、内容取胜
1897 年，夏瑞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及高凤池等人在上海创办成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的起点，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出版的各级中小学课本，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华英初阶》《绘图文学初阶》与《最新教科书》。
商务是清末出版机构中资本运作的佼佼者。成立当初，商务资金不过3750 元，在西学教材的需求大潮中，商务1898 年出版的《华英初阶》为其掘得了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使其能在1901 年添招新股，扩大规模，资本增加为5 万元。它成功采用股份制融资，扩大经营规模。1903 年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吸收日资10万元，成为资本20 万元的合资有限公司，两年后资本额增至100 万元。在1905 年的增资扩股中， 明确将增资10 万中的3万多供“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和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认购，一大批社会名流、学界达人及知名人士如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严复等纷纷成为商务的股东。1907 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80 余亩的总厂，包括4 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到民国元年1911 年，营业额达167．6 万元。
让商务崛起的决定性机遇是“兴学堂”的活动。1904 年，清廷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最低一级称“蒙养学堂”。商务印书馆马上出版了供蒙学堂一年级用的名为《文学初阶》的语文读本，接着又续出第2 至6 册。1905 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即停科举以兴学校。清廷下令，自1906 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并设立学部。新式学校的兴起对新式教科书需求旺盛，商务因为有系统的教科书和较为完整的发行网，1905 年当年营业就比上年翻一倍。从此，商务教科书约占全国教科书销量的80%。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后的“共和国教科书”以及后来国民革命时期出现的“新时代教科书”等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教科书，均为商务印书馆开发编写、出版发行。
文明书局：版权保护先行者
开办之初文明书局即出版《蒙学读本全书》七编，由丁宝书执笔，赵鸿雪绘图， 杜嗣程缮写，有书、画、文三绝之称。1907年～ 1908 年间，该套教科书已印10 余版，各地翻印者不计其数，成为清末新学制颁布之初最为盛行的小学教科书。早年曾供职于文明书局，后来又开创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在1925 年回忆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七编时曾说“这本书写、画都好，文字简洁而有趣，在那时能有此种出品，实在难得”。
文明书局非常注重著作权的归属，是教科书版权保护的先行者。宣统二年(1910 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以前，我国出版事业的版权保护一直沿用宋代形成的老办法，由官府颁布版权保护告示来运作，即出版机构对其出版物的版权需向官府提出保护申请，然后官府以出告示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未经申请者则不予保护。清末，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版权纠纷时有发生，文明书局从自身利益考虑，较早进行了版权保护实践，并且大力呼吁政府版权保护立法，较之商务等其他民营出版机构，其对版权事业的开拓有独步前趋之功。 书局初创时，新学渐兴，而新学教科书出版较少，该局《蒙学读本全书》等教科书以及学术著作遭遇严重盗版翻印。1902年6月2日，江南商务总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司道应文明书局的要求，颁布告示对其版权进行保护，文明书局迈出了保护版权的第一步。
为了确保自己作为著作权所有人的地位，文明书局一般都是由本社“不惜重金延聘通人，编译蒙学教科及专门学各种新书”，书局中聘用的这类“高材”最多时达数十人。这样编出的作品，其著作权无疑是属于书局的。1910 年清政府颁行的《大清著作权律》就明文规定“出资聘人所成之著作，其著作权归出资者有之”，大概算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确认。
文明书局常常通过在报刊上刊登启事、声明以保护版权，或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加印版权保护字样或版权标记。1903年，文明书局以上海总局，北京、天津分局的名义在《大公报》上发表紧要广告:“凡本局编译印行之书……以保版权在案，倘仍有人易名翻版，或抽印汇刻等情，一经查出，定当察官惩办……本局查明察官惩办后，以其书银之半充公，以其半酬告发之人。恐未周知，特此布闻。”这是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悬赏打击盗版的广告，我们不得而知，但其设想之周密，措施之有力，也可算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了。
在翻印盗版猖獗之时，文明书局一方面登报声明版权，威慑盗印者，一方面不惜重金，以自己的力量查究盗版行为。1905 年文明书局就曾在上海将查获的3000 多部盗版本《蒙学中国历史》，公开销毁，并在《时报》上刊布了广告，以儆效尤。文明书局关于版权的广告刊布，客观上为版权观念的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使“版权”这一新概念新事物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文明书局还大力主张版权立法。1903年文明书局创办人之一廉泉在感到无力制止盗版活动的情况下，上书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管学大臣张百熙，直接要求版权立法。在当时版权观念相对淡薄、盗版肆无忌惮的出版环境中，可谓首屈一指。
官府的保护、媒体的介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和氛围，一方面扩大了文明版图书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也帮助文明书局打赢了几场盗版官司。
彪蒙书室：白话文教科书先驱
彪蒙书室是钱塘人施崇恩1903年创办于杭州，1905 年前后迁上海，书室规模并不大，却在中国最早大量编印出版了小学白话教科书。
20世纪初，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部分从日本编译而来，多数以文言文形式出版，不适合幼童教学之用，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以浅近的白话文编写历史课本。彪蒙书室在清末出版的白话文教科书，基本分为两类：一类为《白话讲义蒙学丛书》，目前所见16种72册；一类为《绘图蒙学实在易丛书》，目前所见24种73册，其中包括白话四书和孝经。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
《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时报》(1905年4月20日) 刊登出版广告说：“中史浩繁，编纂非易，新辑历史课本类皆文义稍深，初学未能领会。是书将五千年大事纯用白话演说，略通文义者即可读，此洵小学之佳本也。”
彪蒙书室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对意识形态一直都非常谨慎小心，但却栽在了《四书新体速成读本》上。这种读本以经文白话文相对照，又有插图，曾行销20余版，在各地小学风行一时。可是清政府认为用白话译经书，是传播维新思想，下令禁止流通，彪蒙书室经此打击，不久就停业了。
本文刊登于2014年第3期《出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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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文明书局由无锡名士俞复等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清末，在民营出版业的教科书出版尚未全面兴起之时，文明书局率先涉足这一领域，标举“文明大旗”和“蒙学大旗”，其教科书涵盖了从蒙学到小学和中学的各级学堂用书。文明书局的教科书结合教学实践和学童学习兴趣，注重质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出新式教科书的学科特征，在当时的教科书市场独树一帜。
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如《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绘图蒙学识字实在易》《中国地理实在易》《外国地理实在易》《杭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等，在晚清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1905年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作为小学历史课本，全书大致按照朝代次序，选取重要的历史事件，每课不超过200 字，使主题更为突出；行文简洁，采用白话文，每课又配置插图，适宜蒙童教学。这本书在深浅、取材、用语方面都注意到蒙童实际，便于儿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