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教科书出版活动前后分为教会教科书和国人自编教科书两个阶段。前者开启了教科书出版的近代化进程，后者使这一进程趋于完善。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不仅推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促使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在短期内迅速崛起。
科举时代，我国并没有“教科书”的名目。书院、私塾学生所阅读的课本，或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书籍；或为《四书》、《五经》等科举考试用书。晚清西学东渐，新式教科书率先在教会学校中使用，我国始有“教科书”之名。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新式教科书主要是由教会出版机构编辑出版。90年代中后期，国人开始参与新式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很快成为这一工作的主导力量。晚清新式教科书出版活动大致以1897年国人自编第一部新式教科书《蒙学读本》的出版为界，之前属于教会教科书时期，之后是国人自编教科书时期。
一 益智书会与新式教科书的出版
创办教会学校是晚清传教士进行宣教活动的主要手段，而兴办教育则需要配备与之相应的教科书，“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1]在19世纪70年代前期，教会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主要是由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西学著作。这些著作虽无教科书之名，但因其内容浅显易懂，属于西学知识的普及性读物，很适合充作教会学校的西学启蒙教科书。出版与教育的初次结合，推动了传教士宣教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其触角轻而易举地伸向晚清社会的各阶层，客观上也加速了西学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晚清传统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因此，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产物——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历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发展轨迹及其社会影响。
1877年，教会学校有了专业化的教科书出版机构，这就是益智书会。是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并成立“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丁韪良任主席，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丁韪良、黎力基和傅兰雅任委员。这是一个专门负责编辑出版和选用教科书的教会出版机构，它所出版或选用的教科书包括算学、博物、天文、地理、化学、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学科，除了供教会学校的教学所用外，也向各地传教区的私塾赠书。
在益智书会选用的教科书中，主要是书会自己编辑出版的，也有一部分是其他出版机构已经出版的西学著作。选用作教科书的要求是内容简明易懂，编排体例由浅入深，适用于学校教育。一批倍受时人推崇的西学名著，如狄考文译《笔算数学》和《形学备旨》、求德生译《圆锥曲线》、卜舫济译编《地理初桄》、美国海文著《心灵学》、英国斯宾塞著《肄业要览》、潘雅丽译编《动物学新编》、慕维廉译编《大英国志》等，都曾被益智书会选作教会学校的教科书。而花华圣经书房所出的《地球图说》和《天文问答》、美华书馆所出的《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地理略说》、《心算启蒙》和墨海书馆所出的《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重学浅说》等著作也因为是西学普及性读物，适合于学校的科学启蒙教育，经益智书会审定后被选用作教科书。在益智书会自己编辑出版的教科书中，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是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和《格物图说》两套丛书。《格致须知》原计划编写10集，每集8种，共计80种。第一、二、三集是自然科学；第四、五、六集是工艺技术和社会科学；第七集是医药须知；第八、九集是国志须知和国史须知；第十集是教务须知。1890年，前三集编成出版；其他各集编成出版的有《西礼须知》、《戒礼须知》和《富国须知》等。这套丛书的前三集影响很大，不仅是教会学校的基本科学教科书，而且在1902年晚清政府颁行新学制后，成为各地学校普遍采用的新式教科书。《格物图说》是教学挂图的配套读物，1890年之前共编译出版29种，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图、人体图、百鸟图、百兽图、百鱼图、百虫图、光学图、电学图、化学图、矿石图、水学图等。[2]
到1890年，益智书会选用或出版的教科书已达98种，另有几十种教学挂图和图说。是年，机构改组，其西文名称改为“中华教育会”，中文仍称“益智书会”。1902年，又改称“中国学塾会”，190年改称“中国教育会”，1916年再改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它的机构虽几经变迁，但1890年后出版的教科书仍然达10余种。在1897年国人开始自编教科书前，晚清时期各类新式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绝大多数为教会出版机构所出版，而其中主要是通过益智书会选用或出版的。虽然官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同文馆也编译了一些自用的新式教科书，如《格致入门》、《格致须知》、《代数学》、《化学鉴原》等，也主要是丁韪良、傅兰雅、林乐知等传教士参与其事。益智书会的教科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惠及各类学校的学生，而且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也从中接受西学启蒙教育，王韬、梁启超、洪仁玕等人的西学知识基本上就是从这些教科书中获得。此外，19世纪90年代后期，国人自编的教科书也从中汲取了有益成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生动有趣等优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物理学教科书》甚至注明是由教会学校的同类教科书改编而成，并在图书广告中特地加以声明，以示本版教科书的良好质量。[3]由此足见教会出版的教科书对晚清教育界的影响和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
尽管如此，教会教科书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内容上，教会教科书重自然科学而轻社会科学，出版体系并不完整。另外，教会教科书毕竟是外国人所编，与华人的文化传统和知识结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无法认同的层面。因此，教会教科书虽然开始了我国教科书出版的近代化历程，但这一历程的完成，则应归功于晚清国人自营出版业，尤其是民营出版业。
二 国人自编新式教科书的兴起
1897年，南洋公学设立相当于小学的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合编《蒙学读本》，“共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4]其体裁“略仿外国课本”，但内容仍然偏深，不能适应儿童的教学使用，印刷采用铅印，也不附图画。1898年，上海三等学堂的创办者钟天纬自编《字义教科书》计12册，是为识字教科书，其特点是用白话文解释词义，并进行组词。同年，在无锡创办三等学堂的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吴稚晖等人也自编《蒙学读本》凡7编，并借出版教科书之际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了文明书局。该教科书内容生动活泼，编排科学，适于小学教学，影响颇大。该书经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先由文澜书局石印，后由文明书局出版，成为盛行一时的小学教科书。1902年，上海澄衷蒙学堂教员刘树屏编写《字课图说》计8册。该书注重结合儿童的特点，无论从选词到注音释义，还是分类编排，都围绕其要旨而不出其左右。[5]
作为早期国人自行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代表性著作，上述4种教科书突破了教会出版机构一统天下的局面。它们继承了教会教科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生动有趣的特点，较之传统的蒙学读物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标志着我国近代教科书出版业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是，由于是初创阶段，国人自编教科书也暴露出很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出版体系，从而使知识的传授处于零散和被割裂的状态。此后，国人自编教科书出版活动迅速发展起来，教科书的内容与形式也趋于成熟，出版体系更为完善。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汲取了前期教科书的优点，并不断创新，
建立完整的教科书出版体系，以满足各层次和各学科的学校教育需要，一举占领晚清教科书出版市场的主导地位，数量远远超过教会教科书和官办教科书。比如商务印书馆，自出版《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始，依靠《最新教科书》等一系列优秀教科书的出版，在短期内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民营出版机构。文明书局在成功出版《蒙学读本》后，又陆续出版了《蒙学修身教科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蒙学动物教科书》、《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等，广泛为当时各类学校所采用。1906年，在晚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公布的通行教科书名单中，蒙学教科书主要是由文明书局出版的。据李泽彰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介绍，学部此次审定的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册，其中由民营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计85册，主要是由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出版的，分别为54册和30册，占总数的82%，数量远远超过了官办出版机构的教科书。[6]
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内容与形式得以完善，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无关系。除了上述的商务印书馆与文明书局，一批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则发挥各自的专长，在教科书出版的市场细分上做文章。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图书公司，沈恩孚任编辑所长。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除小学各门课程外，还包括《心理学》、《教育史》、《最新化学理论解说》、《卫生新论》等。它虽然起步较晚，影响不如商务印馆和文明书局，但教科书门类齐全，内容新颖，而且填补了当时教科书出版中的一些空白点，在晚清教科书出版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普通学报社、上海藻文局、上海蒙学书报局、上海会文学社、杭州彪蒙书室等民营出版机构也积极参与教科书出版市场的竞争。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成立并出版《图书月报》。当时入会的民营出版机构有22家，未入会的尚有作新社、蒙学书局、藻文堂等10余家，“绝大多数都是以出版教科用书为专业的”。[7]
三 商务印书馆与新式教科书出版体系的完善
商务印书馆是晚清时期最主要的民营教科书出版机构，国人自编教科书之走向成熟，教科书出版体系之建立与完善，与商务印书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其前期的发展历程，更是说明了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对于当时民营出版业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性。
1897年2月，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等人集资4000元，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两种教科书。在初获成功后，商务印书馆看到教科书出版业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托人购买日本教科书译稿数十种付印。但由于国情各异，译笔欠佳，结果因销路不畅而损失万元。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并于次年聘请张元济为编译所所长。在蒋维乔、庄俞、徐隽、高凤谦等人的协助下，张元济立意创新，着手编辑一套依据发展普通教育为本、教以常用文化知识为原则的教科书，“教科书之形式方备”。[8]这套总书名定为《最新教科书》的教科书，面向初小、高小和中学教育界。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修身、笔算、珠算入门和地理6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算术、珠算、修身、农业和商业共9种；中学教科书则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代数、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等11种。按照学制，每学期1册，并配套教授法10种，详解3种。这样，商务印书馆所出的系列教科书可谓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学制完备。
《最新教科书》的出版，说明国人自编的教科书已走向成熟。它不仅具有教会教科书循序渐进和生动有趣的特点，而且其系统性与完备性在当时以及之前出版的教科书中无出其右者。特别是其中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分册，在内容上摈弃封建的纲常礼教，从居家处世治事等方面取材，注重农业、工业和商业等实用知识的传授，同时也不偏废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教育；在编写体例上，既强调知识传授的内在逻辑，又兼顾儿童的生理特点，图文并茂。它代表着当时教科书出版的最高水平。[9]
《最新教科书》的出版，也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业的领先和权威地位，“此书一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10]之后，商务印书馆又乘势出版了数十种教科书，大多为当时全国各类学校所采用。无怪乎后来何炳松在列举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的四大贡献时，把“教材之供给”列于首位。[11]
四 结语
晚清新式教科书出版活动不仅推进了教育的近代化和本土化进程，而且也促成了民营出版业的迅速崛起，使之在短期内取代教会出版机构和官办出版机构，成为清末出版业的主导力量。商务印书馆如果不借助于教科书的出版，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也自然不可能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同时，新式教科书出版主体的本土化进程和国人自编教科书的迅速完善，也离不开民营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
这种互动关系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清末特定时期的出版环境。自维新运动后，晚清政府公开承认民营出版业的合法性。而民营出版机构的主体地位得到法律上的确认，是较为公平和自由的出版环境得以形成的基础，由此而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了作用。同时，这种互动关系的形成，也离不开晚清政府主观上对教科书出版业持相对开明的政策。清末10年并非没有官方出版的教科书。1906年，学部设立“图书局”编辑教科书，并先后出版《国文教科书》、《修身教科书》、《教授书》等多种教科书。但因其质量不佳，耗资甚巨，一出即为教育界所诟病，各报纷纷著论攻之。所幸的是“学部亦自知其然，二年冬，改定小学课程不复列之矣”，[12]并未凭借官方力量强制推行部编教科书，而是将其主要职能归位于教科书的审定上，在出版竞争中充当裁判员的身份。这也是晚清教科书出版的近代化得以实现和民营出版业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小海亚特.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A].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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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韩文宁.清末民国初教科书出版述论[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2)：48-51.
[6]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 [Z].北京：中华书局，1959：384.
[7][8]陆费伯鸿.论中国教科书史书[A].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Z].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214，213.
[11]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J].东方杂志，1932，29，(4).
[12]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状况[A].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Z].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210.
（《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