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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本文从标志设计的本土化入手,探讨了传统图徽的形与意对现代标志设计的借鉴与影响,以及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渗透,并阐述了设计师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同构的设计理念问题。
[关键词]传统图徽/本土化/标志设计/设计理念
标志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含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标志的设计集中了各种文化的特性,浓缩了不同图形的精华,尤其在标志的本土设计理念中,更是在继承传统图徽文化内涵基础上,赋予传统图徽以新的生命。
一、传统图徽形的借鉴与重构|||
中国传统图徽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民间的土壤之中的,所谓“形”一般指图徽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它们注重的是实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如敦煌飞天藻井图案中心装饰纹样“三兔共耳”图,三只追逐奔跑的兔子,本应有六只耳朵,艺术家运用共用形使耳朵只有三只,兔子围绕着适合空间奔跑跳跃,妙趣横生。最巧妙的要数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即神人兽面像,其最上端为一弓形冠,冠下为一倒梯形人脸,冠顶饰放射状羽毛纹,兽面眉脊与鼻下为血盆大口,人的腿呈盘膝状置于兽嘴下,兽耳同时是人臂,人足同时是兽须,人面与兽面又是人体与兽头的搭配,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是远古图徽共用形的绝妙实例。
所谓传统图徽“形”的重构,是指对传统图徽进行的转化和意象的构想设计活动,具体表现在图形设计与形式表现的多样性上,充分显示出传统图徽的艺术魅力。这种富于情趣、悖异常理的图形,是从与主题相关的另类新奇视觉中发挥创造的。诸如幻想、真实、虚幻的有机结合,从而创造出变异矛盾的视觉形象和画面,调动观者在作品中的情感参与和交流。
传统图徽与现代图形设计相结合,关键是要从传统图徽中寻找现代图形设计的可能性。其创意是以传统图徽的造型元素为基础,运用创意性思维规律及图形构成的形式规律变化,重新整合而成新图形,构成一种传统图徽与现代生活的默契关系。
要将传统图徽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应从传统图徽中提取其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元素进行新的设计重构,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传统图案中“方胜”是由两个菱形压角相叠,组成的图案或纹样。“胜”原为古代神话中“西王母”所戴的发饰。《山海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胜之形象,可见出土的汉代“玉胜”,古时作为“祥瑞”之物(图1-1)。香港“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图标,以“方胜”这一传统图徽作为其基本框架,设计者敏锐的视觉感受力及其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充分表达了“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内涵,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理念(图1-2)。陈汉民先生在评价该图标时说 :“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 ;其二,图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喜相逢”是民间花纹格式,指回旋式的对称结构,如两只鸟或两枝花,一倒一正,回旋交错,在对称中求得变化,具有较大的动感。“喜相逢”的形式在近代民间美术中长盛不衰。双凤太极图是凤的装饰纹样,一对凤凰飞舞,表达出人们所希求的圆满、团聚等充满生机与欢乐的情感。纹样以单独纹样适合于圆形,两只凤凰呈S形,舒展自然,代表着成双成对、生生不息的美好形象(图2-1)。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标,就是以“喜相逢”构图模式,把传统图徽形象巧妙地加以解构创新,强调了传统的个性化倾向,突出了图形结合、简洁含蓄的艺术特征,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效果,使图形具有了美感和趣味性,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魅力(图2-2)。这类标志的创作,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重构成分,充分说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理念精神。
重构吉祥图形不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也不是相互拼凑,而是在理性和智慧的层面上对现代视觉设计的精心把握与营造,是在追求视觉语言的联想性、象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吉祥图形往往只是一个启示点,是创想的元素,经过对原形的转化和嫁接,使原形转换为新形。中华民族的传统图徽,经过漫长的岁月,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寓意方式,它那特有的“借物言志,以物喻情”的手法,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住。传统图徽的艺术特色就像一棵大树的根脉,从未间断给新生的嫩叶输送养分。作为一种营养、一种资源,无疑对于中国现代平面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二、传统图徽“意”的承接与延伸|||
中国的传统图徽纹饰,是中国各民族观念意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各民族精神追求的体现。传统图徽从产生、发展到现在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那特有的表现形式,寄寓着民众普遍而持久的“求吉”心理、强韧永恒的生存需求及祈福灾的意愿,在艺术形态上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内涵。这种丰富的艺术形态表现在形式多样、文化底蕴深厚、题材内容广泛等方面,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象征性。
多少年来,人们把这些具象的、抽象的形态作为沟通现实生活和幸福理想之间的非物质手段,从而使这些图徽具有了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继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原始图腾是族群的象征,是原始人崇拜的偶像。这时的自然图腾崇拜物,是区别不同人类群体的标志,在与之共处的过程中,原始人就把它们当成了保护神。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酋长和奴隶社会的贵族,利用图腾在民众中的崇高地位,把自己说成祖先神在世间的代表,于是出现了祖先象征,即人与动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如在青铜艺术达到鼎盛时期的商周时代,代表奴隶制君权神授的饕餮纹就成了统治者的保护神,它庄严、神秘、凶恶、恐怖,大多刻于青铜礼器上。如商代“疋鬼方鼎”上的对夔立肩饕餮纹,乍一看是一个狰狞恐怖的兽面,再看是左右两只夔龙相对而行,龙角与兽眉共用,龙尾与兽耳共用,中间由凸起的鼻脊相隔,既运用了共用形,又是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远古图徽。
将传统图徽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相结合,这不仅要求设计者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同时还要探求和挖掘蕴涵在它们背后的“意”,因为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一样心存向往,传统图徽背后的吉祥意味在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常常出现。其表现形式和象征隐喻,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元素。中国许多企业形象讲究吉祥的内在含义,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企业形象普遍采用圆的形状,代表着圆满、永续、生生不息。直接采用传统图徽加以重构的标志形象,如中国传统图形“盘长”是佛教供奉的八种法物之一,由模拟绳线编结而来,象征贯通天地万物的本质以达到心物合一、无始无终和永恒不灭的至高境界。“盘长”图案在民间应用极广,纹饰通常为一条线的盘曲编结,无头无尾,象征连绵不断(图3-1)。中国联通的标志正是源于“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日久天长的寓意,通过标志的文化气息与亲和力传达了出来。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 ;六个圆形有路路相同、处处顺畅之意;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的吉祥之气。中国联通标志的“盘长”造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图3-2)。[2]
所以,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共识的传统图徽之“意” ,沿用到现代标志特有的内涵之中,完全可以延伸出更新、更深层的符合时代潮流的理念精神。
三、传统图徽在“全球化”现代标志设计中的意义|||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标志作为信息与观念交流的载体,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成功的标志设计应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共通性意念,通过图形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强调图形语言直观、生动的特性,帮助人们理解文意和弥补文字的不足,以求人们跨越文化、地域、语言、种族等的交流阻碍,而通过视觉图形来达到心灵之间的直接沟通。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传统图形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已明显地成为人们之间的交际媒介。
在设计领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我们的文化艺术也必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狼共舞”并不可怕,相反,每一次异质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交融,都将会带来民族文化质的飞跃。面对设计全球化的浪潮,思想的贫瘠和信念的缺失将成为每一位设计师共同的敌人,而在这片拥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土地上,传统图徽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一种表达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构想源泉和想象空间。真正理想的现代标志设计,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融汇古今、关怀人性的思考方式,是多种文化并存、人与自然协调的“现代化”的体现,是庄子所畅想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当然,对传统的珍视,并不是一味沉溺于审美的情感体验中,我们所希冀的中国标志设计是在理性秩序下中西结合,以中为主,取中西文化之长;源流结合,以源为主,在继承和创新中与时代同步,并形成民族个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让中国标志穿上民族的盛装,在本土化的土壤里大放异彩,让它在世界上各种文化的撞击中汲取营养,接受挑战![3]
近20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平面设计更加注重图形的视觉表达,如果我们能够从现代图形设计的角度研究我国传统吉祥图徽,这显然是一个新的挑战。科学的进步给艺术设计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也因此产生了新的设计思想和要求。人们在热衷于电子技术、数字技术和电脑的同时,必然会在传统造型艺术中吸取大量的养分,利用现代构成表现手法,创造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由炎黄子孙们一代一代流传的,不论传统的、民间的还是现代的,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承接与延伸。传统文化无限的审美内涵,提供给当代标志艺术设计以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使它具有了跨时代、跨国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柳林、赵全宜:《吉祥图形新视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廖军:《视觉艺术思维》,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2001。
易心朱吉虹 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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