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自然需要详细探讨，深加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人谋”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之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其实，不仅曹袁争霸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如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关羽走麦城、失荆州，刘备夷陵之战全军覆没，诸葛恪倾孙吴全国兵力攻打曹魏新城（今合肥）导致惨败，姜维将主力驻守沓中、弃守汉中外围，最终导致蜀汉灭亡等等，都是不善人谋的结果。大量事例证明，战争不只是军事的角力，而是政治、经济、外交、地利、人和等综合力的较量，而其中的“人谋”则显得尤为重要。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四海归一，虽是大势所趋，但如果不是司马昭、羊祜等人具有战略眼光，深谋远虑，长期经营，并最后夺取交州，从战略上完成对孙吴的四面合围，要想一举荡平割据江东80余年、据长江天险、拥兵数十万、根深蒂固的孙氏政权谈何容易。 如果我们把“人谋”的问题引申开来作思考的话，就会发现，不仅一部三国史与“人谋”紧密相联，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又怎能离开“人谋”的作用与影响？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我们误解为唯“物”史观，而唯“物”又被简化为唯“经济因素”，似乎只有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的、根本的动因。于是，事无巨细，凡事都从经济上来寻找解释，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体现唯物主义的立场和精神，至于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智慧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仅仅充当历史发展的工具。其实，无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活动、“人谋”的作用，历史还能前进吗？这种经济解读的泛用，看似为求其深，实在反失其真。所以，三国军事史上一个个典型的“人谋”发挥至关重要的案例，很值得今人借鉴。 二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三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若干问题。 第一，目前尚无一支专治三国史与《三国志》的专家学者队伍。据张大可先生统计，从1978～2001年的24年中，公开发表的三国史研究论文有2931篇，作者人数共有1719人。但总体而言，广度与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除了老一辈学者陈寅恪、田余庆、唐长孺、高敏、黎虎、方诗铭等先生留下传世的论著外，研究的进展不大，高质量、高水平的论著不多，其原因是有多种情况造成的：一是作者队伍参差不齐，其中有不少人是“散兵游勇”，即本人并非专治秦汉或魏晋史，甚至亦非中古史的研究者，仅是对三国史中的某一、二个问题有兴趣，一时兴起，撰写一、二篇论文，之后再不为之。在张大可所列的作者统计表中，研究三国史的核心作者只有81位，不到作者总数的二十一分之一，按张大可的表述，所谓的核心作者即是发表三国史研究论文在五篇以上者。[3]张大可认为，迄今为止，尚无专治三国史的学者。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笔者以为，这同长期以来，治中国古代史学者以断代史为畛域有关。从严格意义上说，三国史始于曹魏代汉的公元220年，终于西晋灭吴的的公元280年，首尾凡60年。如以当下厘定的断代史来划分，三国这段历史则难以衔接秦汉与魏晋史。因为，治秦汉史学者认为，曹魏建国后的历史已超越秦汉史研究的范畴；治魏晋史学者则认为，曹魏建国前的历史并不在魏晋史的研究范畴之中，如此一来，三国史的研究变得二头（即秦汉与魏晋）都接不起来，似有被腰斩之嫌。其实，在清史的研究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有清一代共267年（1644～1911年），1949年以降，学界通常将中古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定为1840年，这就人为地把清史分成古代史与近代史二个阶段，而要研究完整的清史，则必须兼治古近，否则就把清史腰斩了。 另外，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即三国史的研究从表面上看似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但却很少有人打出堂堂正正之旗号，即宣称自己是专治三国史的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建国以后，研究中古史的学者大都以断代史见长，而三国史既不属秦汉，亦不附魏晋，不能自成断代史的单元，因皮（指三国史）之太窄，故学术之毛难以生根。 另一方面，三国史的研究有其不同于其他断代史研究的特殊性。自罗贯中所撰的《三国演义》问世后，小说《三国演义》就同陈寿的《三国志》胶着在一起，虽然历史学家竭尽全力，欲将二者作泾渭之分，但《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实在太大，其中的著名人物，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的虚构故事妇孺皆知，已成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史实”了。历史工作者欲厘清演义同史志的关系颇为不易，既做不到“户户而说”，③欲著文章予以说明，又有几许人来看，几许人来读。特别是近年来，自易中天讲三国出名之后，有关三国的书多得几乎扎堆，其中不乏如《水煮三国》、《水淘三国》、《烧烤三国》、《麻辣三国》等这样的喷饭之作。也有不少三国文化爱好者，对三国史情有独钟，跃跃欲试，但他们没有受过规范严格的学术训练，在著书立说时，往往将演义、民间传说当作史料，和史志混在一起使用。如200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关羽传》竟将仅有900余字的《三国志·关羽传》演绎成45万余字，皇皇巨著，确实惊人。笔者震撼之余，翻阅了这本书的参考资料，发现作者著述中居然引《关公演义》、《花关索传》、《关羽三小姐》、《关氏家谱》等这样不经的材料，确实令人捧腹发噱。总之，时下的三国文化缤彩粉呈，花团锦簇，但是要使广大民众真正懂得学术上的三国史与文学、民俗上的三国史的区别、泾渭，实在太难。“剪不断，理还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在高校或社科院任职的部分历史学教授、博士虽然亦有人确确实实在研究三国史，但为了避免同民间非科班出身的“草根”文人混淆于一起，戴上所研究的学问，不够学术，不上档次的帽子，故避讳禁忌，干脆不提“三国”二字，而称自己是研究秦汉或魏晋史的学者。 为了加快三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张大可先生曾于上一世纪90年代向史学界提出：建立三国史研究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从现状来看，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一级学会）下设六朝史学会、北朝研究会等二级学会，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六朝史、北朝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学界对小说《三国演义》的研究极为重视，早在1984年就成立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并多次召开大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深入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想，文学界的这一做法，可以为史学界所借鉴，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不能替代三国史。三国史的内容极为丰富，三国文化深入人心，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弘扬三国文化，让喜爱三国文化的广大民众真正了解三国史。同时，也为了使三国史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学术化，史学界有理由，也有必要将三国史独立出来，成立三国史学会，抑或三国史研究会。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创办专门刊物，定期举办全国、甚至是国际性的三国史学术研讨会，可以将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的一批从事三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凝聚起来，发挥团队作用，这是本人，包括学界诸多学人们殷殷期盼的，希望这一美好的愿景能早日实现。 第二，在21世纪前的三国史研究中，重复的内容多，创新的少，对鼎足江南的孙吴史不甚重视。三国时期的政治，易代鼎革，影响深远；三国时期的经济，实行屯田，承先启后；三国时期的军事，金戈铁马，奇谋迭出；三国时期的外交，风云变幻，纵横捭阖；三国时期的人物，英雄辈出，耀眼夺目，总之，有关三国的选题极为丰富，可供学者研究的内容不可胜数。然而，多数学者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从司马朝军统计的半个世纪（1952～2001年）的三国史研究成果来看，在近53种中、小册子中，关于曹操的有11种，关于诸葛亮有15种，两个人物就占了总量的半数。在3314篇学术论文中，写曹操和诸葛亮的有929篇，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4]而魏、吴二国的主要谋臣武将，都鲜有人研究。其实，对三国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颇多，三国后期的重要人物，如王昶、王基、胡遵、胡奋、陈泰、石苞、诸葛诞、羊祜、杜预、王濬、陆抗、朱然、朱桓、吕岱、步骘、全琮、蒋琬、费祎、霍弋、罗宪等很少为人关注。 汉末三国群雄逐鹿，军阀厮杀，军事选题理应在三国史的研究中占有一定比重，但学者关注度过分集中在三大战役，即官渡、赤壁、夷陵之战，以及诸葛亮的北伐。据统计，在1952～2001年的时间段内，有关三国军事史研究的论文有66篇，其中涉及三大战役及蜀汉北伐的有46篇，占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5]毫无疑义，三大战役及蜀汉北伐确在三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他战役，如魏吴的寿春、合肥、石亭、东关之战，魏蜀的汉中之战，司马氏平淮南三叛，魏灭蜀，晋平吴等都是事关三国全局的重大战争，但涉猎者寥若晨星。再之，三国军事史上的战略要地历来受史家关注，但大都将目光视线投向荆州，荆州为魏蜀吴三国的必争之地，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徐州、兖州、凉州、交州也是战略要地，各个割据势力在此反复争夺，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然而，徐、兖、凉、交四州也很少有专文论及，即使提到，亦语焉不详。 在三国史的研究中，有重魏蜀，轻吴史的倾向。小说《三国演义》以曹魏与蜀汉的政治、军事斗争为主线，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等成为头号主角，孙吴一方，孙策、孙权、周瑜等江东政权的开创者都成了陪衬，被严重边缘化。对此状况，学界理应予以矫枉纠偏，力求避免畸轻畸重的失衡状态。但在数千篇三国史研究的学术论文中，专论孙吴史的论文不足百分之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当然，这一状况近年来已有所改观。④从宏观上来看，三国历史实际上是南北朝对峙，蜀汉只是一个配角。孙吴立国江南，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长江以南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开发，江南历经六朝，至唐宋，经济、文化都已超越黄河流域。孙权在位期间，派船队赴辽东、高句骊，遣使节“南宣国化”，同扶南（今泰国）、林邑（今越南）、堂明（今柬埔寨）诸国建立联系，又“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把夷洲（今台湾）纳入吴国的疆域，使其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孙权是一位对历史有大贡献的人物，其历史地位并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故对孙吴史及孙权的研究理应得到史家足够的重视。 第三，对史料的形成过程及辨析不够，忽视海外的研究成果。三国史研究的困境在于史料的单薄，其基干史料只有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的注。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新材料是近年来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这批简牍文书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于孙吴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的认识。近年来，学者对吴简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一批颇有研究深度的论著，但是对于整个三国政治、经济史的研究框架而言，影响并不是太大。应该承认，文献资料较少，是制约三国史研究深化的主要瓶颈。这种史料上局限，迫使研究的展开只能建立在对史料精细解读的基础之上。我以为能在很少的史料中闪转腾挪，发前人之所未发，是考验史家学养功力的主要标尺。 三国时代的文献记载虽然略显单薄，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展现的历史书写背后的丰富内涵，是不能简单地以“史料”二字来涵盖的。由于寿志过于简略，裴注提供了大量的歧异记载，虽然在传统史学观念中多少有芜杂之嫌，却是复原汉魏之际复杂历史现象的重要原料。从某种意义上说，丰富多彩、互相歧异的三国史记载，其实要胜过唐宋以降单调的、程式化的国史叙事，但是要揭示这段复杂与多元的历史，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在援引《三国志》、《华阳国志》、《世说新语》、《晋书》等史籍的相关记载时，必须要详细比勘各种歧异的记载。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排除错误史实，复原历史真相，而且能够通过一些不太精准正确的文本记载（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心态，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洞察风云变幻的三国时代的一个途径。实事求是地讲，时下，注重辨析史料源流，通过探讨史料的形成过程或编纂者的政治立场，来分析汉魏晋时代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研究者并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即不加辨析地引用寿志或裴注，满足于将史料与历史事实之间建立简单的对应联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学术上的浮躁，在一定程度上，丢弃了前辈学者对相关史料考订疏证用力精审细致的严谨学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