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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本主义”？“本”的原义是草木之根，引申为根基、基础。“民本主义”就是把民众当作国家兴亡的根本，借用晋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里的“民”指的是新兴地主阶级与争取解放的奴隶或已从奴隶地位解放了的独立小农、独立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种民本主义，一般地说是从春秋开始的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把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剥削制）过程中的产物——在反对奴隶制和奴隶主统治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是有一定的共同利益的；特殊的说，它是在齐国新兴地主革命过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学说（关于中国奴隶制的特殊性与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是一个大题目，在这里不可能说清楚，只能在有关地方略为涉及。我参与写作的《老子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法和法学发生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中国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有较多的论述）。这是因为（1）齐国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它的意识形态比较薄弱；（2）齐国实行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最早；（3）革除奴隶制的上层建筑最为彻底。所以，可以说民本主义是齐国的产物，是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它的影响又是广泛的、全面的。
一 民本主义的开端
民本主义是由管仲开其端的。
管仲被齐桓公任用为相，在他执政期间，齐国基本上实现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从经济制度的变革方面说，管仲实行的变革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 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向土地私有者征税
《国语·齐语》记载：“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韦昭注：“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即分别土地质量的好坏，按亩征税。《管子·大匡》：“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尹知章注“案田而税”说：“案知其壤?而税之。”这与韦昭所说的“视土地之美恶及所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的原则是相同的，只是《大匡》的记载规定了征税的具体办法。“相地而衰征”，一方面是废除了西周以来的贡纳制，一方面是承认了土地私有权，总之是破坏了奴隶制的“井田制”。
在中国奴隶制下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国有亦即王有，那时没有个体土地私有者。大约从西周末开始有了私人开荒的私田，春秋以来随着铁器用于耕作，私人开垦的土地日益增多。原来这是不合法的，对私田实行征税，也就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郭老说：“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才‘初税亩’，是在东迁后一七六年。‘初税亩’的意思是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合法地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而一律取税。这就是地主阶级的正式成立。经过这一合法承认，土地私有权是被确定了，但私田却不能免税了……”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较鲁国“初税亩”大约早八十多年，而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左传》是鲁国的国史，它说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是说鲁国于这一年开始税亩）。
（二） 实行“与民分货”的封建地租制
“相地而衰征”是承认私有田地的合法性，“与民分货”，则是实行封建地租制。《管子·乘马》说：
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这显然是废除奴隶制，实行封建地租制。
管仲所说的“不均”的、要废除的旧制度，乃是典型的奴隶制，这种制度之恶，正是奴隶制暴露出来的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奴隶是在奴隶主或其管家的直接指挥、监督之下在奴隶主的田地上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劳动，生产的好坏，收获的多少，跟奴隶无关，奴隶的最低衣食由奴隶主供给。在这种制度下，奴隶对于劳动当然无积极性、主动性。所以“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即不指挥驱使奴隶，奴隶就不干活。在这种制度下，“民不知饥寒之至于身”，就是由于奴隶主供给奴隶仅仅维持生命的衣食。这样田地就不可能被充分利用，劳动者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发挥。“与民分货”，就是把田地的收获按一定的比例，一部分归生产者（民）本人，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也就是田地的生产，由生产劳动者自己负责，除去按照规定交给土地所有者一定量的谷物以外，其余的统归自己，收获多了可以多得，他们的生活费用当然也由他们自己负责了。这样，他们知道不尽力劳动就要挨饿受冻（“知饥寒之至于身”）；所以知时日之早晚，起早贪黑，父子兄弟相互勉励，干起活来不知疲倦，不怕劳苦，想想可以分到多少就尽力干了（“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显然“均地分力”、“与民分货”制度就是封建地租制。“与民分货”的比例即地租剥削率是多少，没有记载，很可能就是后来晏婴所说的“民三其力，二入于公” （《左传》昭公三年）。即把三分之二的收获物拿来交租，约为十分之六点六六的剥削率。剥削是够重的，但较之奴隶制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因而“与之分货”也就有了劳动积极性了，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与之分货”的“民”当然已经不是奴隶，至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未见明确记载，很可能还有依附性，尚未成为完全独立的小农。
与经济改革相一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管仲创立了与宗教神学相对立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它在政治上的主要体现就是民本主义。
《管子·牧民》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按：即佚乐、富贵、存安、生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按：指忧劳、贫贱、危坠、灭绝）则近者叛之。
“政”之兴废，即国家的安危存亡在于“顺民心”，还是“逆民心”，“从其四欲”，还是“行其四恶”，“顺民心”，“从其四欲”，国家则兴盛，否则国家就要灭亡。显然，管仲在这里以“民”为国家的安危存亡的根本。
管仲的民本主义是贯穿到了他的治国政策的各个方面中去的。如他说：“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量民力，则无不成”；“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管子·牧民》）。“下令于流水之源”，“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行不可复”是管仲施政的四条指导原则，而这四条原则都是以“民”是否欢迎或是否可以接受为准。
管仲还强调“取于民有度”。他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权修》）这就是说：取于民过度，横征暴敛，失掉民心，就是大国，也会灭亡；反之取于民有度，即减少政府的征收和对劳动者的剥削，取得了民心，就是小国也能安定昌盛。
管仲还主张使民知，而不主张愚民政策。管仲在《乘马》篇中说：“民之生也，辟则惠（慧），闭则戾。” （据郭沫若《管子集校》）他主张把政策、法令告诉民众———当然包括原来的奴隶，因为只有他们明白了“与民分货”的办法，他们才能“审其分，……知尽力矣”。他还说：“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 （“夫人”，即“人人”，参阅《左传》襄公八年杜预注）可见，管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力量，这个大多数人中即包括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并且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开发民智。前面所引的三段话中的“民”也是包括劳动人民的。这是因为管仲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过程中与争取解放的奴隶及由奴隶地位解放为农民、小手工商业者有着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新兴地主阶级在争取掌握政权、实行政治经济变革的过程中，要联合要求解放的奴隶这个社会力量，就是在掌权之后，面对尚有传统的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的原奴隶主阶层的相当雄厚的守旧力量，以求自己站稳，得到发展和巩固，也非照顾劳动人民的利益不可。而从劳动人民方面说，奴隶要求解放不用说了，就是他们成了私有者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之后仍然会拥护开明的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政策，因为当时（到战国末为止），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还没有提到劳动人民的历史任务中来。这就是当时能够产生
民本主义的社会根源。
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所以首先在齐国开始，民本主义所以由齐国的管仲开其端，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以临淄为中心的齐国，自然条件不差，生产力并不落后于鲁卫晋等国，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齐国的奴隶制上层建筑的力量比较薄弱。《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至）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齐太公世家》也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之地本为东夷人所居之地，夏商两朝对其地的统治比较宽松，那里保有着较多的原始社会的习俗。齐太公姜尚封国于此，又因地制宜“从其俗，简其礼”，亦即对周公的“制礼作乐”所订的一套制度没有认真贯彻。而鲁国则不然。鲁国是殷商根据地，其统治当然比较严密；而周公东征之后，鲁国成了西周在东方的政治重镇、军事重镇，它的稳定与否影响到燕、晋、卫、宋、徐、唐、蔡诸国的稳定，实是西周王朝对东方统治之所系，所以伯禽不能不极力地全面地贯彻周礼。季札说：“周礼尽在鲁矣。”这是不错的。所以，鲁国奴隶主统治的上层建筑———包括它的意识形态，比齐国强盛得多。从当时的一个方面看，可以说这是齐国在文化上落后于鲁国的表现；但是在新时代，在由奴隶制到封建制变革的时期，它却成了有利条件。这也是历史发展中的辩证法。
在管仲之前，齐国就有了铸铁，私人开荒的土地已有相当数量。国有“井田”的生产，已经荒废得难以维持。《诗经·齐风·甫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即齐国公室使用奴隶劳动进行耕作的“公田”。这几句诗的意思是：不要耕种那甫田，莠草长得又高又密，不要耕种那甫田，莠草长得像木桩一样。这同西周农事诗，如《丰年》、《载芟》、《良耜》所形容的“公田”的丰收景象相比，已是两个时代。《甫田》是齐襄公时的齐国民歌，就是说在管仲执政之前，齐国的“井田制”就难以维持了。管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实行“与民分货”制度的。“与民分货”也不可能是管仲凭空想出来的，很可能早在这种制度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个别奴隶主已经改用这种方法），正如慎到所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慎子·逸文》）
总之，齐国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它的意识形态比较薄弱，所以当生产力发展到可以实行封建地租制时，便首先在齐国实行了。大约过了一百年之后，鲁国也废除了奴隶制，实行封建地租剥削制（郭沫若论之甚详），但是在鲁国，却没有类似管仲提出的那种民本主义的思想。这是同鲁国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强大，尤其是与它的核心周礼非常巩固是分不开的。因此齐国成了民本主义的发源地，而素称文化发达的鲁国却没有产生民本主义，却是合规律的；而且这也是此后数百年间鲁文化衰落，齐文化兴盛的一个根本原因。
管子的民本主义有很大的弱点。他是齐国的首相，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虽然他认为“民”是国家安危存亡的根本，但他却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这里把“民”比作牛羊而进行放牧。显然，他认为历史的创造者、决定者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这是个别人物决定历史的英雄史观；并且还用了奴隶制时代奴隶主的概念来称呼“民”（但这也可证管仲所说的“民”是包括劳动人民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者慎到把管仲开其端的民本主义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二 慎子的民本主义
慎子名到，著名的齐国稷下学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稷下学者时写道：“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故慎到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把慎子归入法家，谓：《慎子》“四十二篇”，并自注曰：慎子“先申、韩，申、韩称之”。慎子的著作大部分亡佚。现在《慎子》有七篇，是唐代魏征《群书治要》从《慎子》书中摘录的。另外还有钱熙祚辑录的一些佚文。当然，现有的少量文字难以了解慎子思想的全貌，但可以看出它的民本主义及其趋向于唯物史观的明显倾向。
《慎子·威德》篇说：“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弩弱而銲高者，乘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腾蛇游雾”、“飞龙乘云”是用譬喻说人类社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统治别人不是因为他们“贤”，被统治者之所以被人统治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肖”。之所以如此，在于“势”。“势”，这个概念是慎子的发明创造，是慎子的历史观的概念。就这段话来看，“势”的产生在于“得助于众”即造成“势”的是众人之力。这是以众人即“民”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慎子还有反对个人决定历史的观点。他说：“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慎子·佚文》）慎子又说：“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尧有不胜之善，而桀有运非之名，则得人与失人也。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慎子·知忠》）显然，慎子反对英雄史观，认为国家的治乱安危“非一人之力”，而是众人即“民”之力。是不是说慎子已经有了唯物史观呢？不能这样说。没有生产方式的理论，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不可能建立唯物史观的。慎子如果不是说到上面所引述的为止，而要深入探讨，那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我们不能见到慎子全书，就很难判断慎子是否深入探讨，而在这个环节或那个环节上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了。但是，从韩非那里可以了解从慎到的“势”出发转化为历史唯心主义的逻辑。韩非有《难势》篇，他继承了慎子关于“势”的议论，而后展开深入探讨，终于转化成国家权力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法和法学发生学》的《韩非的法学思想》一章略有陈述）。
上述慎子的历史观是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较之管仲的思想进步多了。慎子对民本主义还有更深刻、更明确的表达。他说：
古者立天下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长（原“长”上衍“官”字）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慎子·威德》）
“官”的本意即管理。立天子、立国君、立长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国家，是为了对社会进行管理，而不是“立天下”为了“天子”一人一家，不是“立国家”为了“国君”一人一家，……显然这是说国君、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根本而国君、政府则是从属于人民的。虽然慎子所说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但是他的民本主义较之管仲不仅增加了新内容，即：不仅认为“民”是国家治乱兴亡的根本，而且是以人民为本位了——郭老说，前期法家的商鞅是以国家富强为本位，后期法家韩非则是以国君为本位（见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之《前期法家的批判》和《韩非子的批判》），我们所用“本位”这个概念与郭老相同，与商鞅、韩非相区别，标示慎到的民本主义的深刻本质，而用“以人民为本位”称之。而且与管仲不同的是，慎到是以学者的身份站在“民”的立场（准确地说是在野的小地主阶层的立场）批评当时的地主阶级政府的，在上面引述的“古者立天子”一段之前，就是：“今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缪。……道理匮则慕贤智，慕贤智，则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显然这是批评当时地主阶级的各级政府的；反对“在一人之心”，实际上是反对国君个人专权。当然慎子还不知道多数人统治的民主主义，但他主张限制君权，君主必须依法出令，不能“舍法而以身治”，他主张“国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 （《慎子·君人》），君要“据法依数以观得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而法则是“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佚文》），君主个人的意志是不应随便立法的。
慎子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民本主义在战国时期影响是很大的。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伪托姜太公之名所作的《六韬》，其《文韬·文师第一》就这样写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如果这不是节引自《慎子》的佚文，也是对慎子思想的发挥。赵国商人作了秦国宰相的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其《贵公篇》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显然它不是秦国的产物，而是来源于齐国稷下，甚至是来源于慎子，而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之后不久就被秦始皇除掉，跟他公开
宣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是分不开的。慎子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民本主义在齐国稷下也不是孤立的，例如田骈就有与慎到之民本主义近似的思想。
“以人民为本位”，“天下人之天下”这种思想，从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以来成了非圣无法、大逆不道的东西，然而它却是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时期的产物。战国前期和中期封建的大土地制度、封建的等级制度以及农奴制度还没有形成，这时小地主众多，独立的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众多，所以在包括政治观点的百家争鸣中就有人代表他们的要求，继承管仲的民本主义，并把它发展为以人民为本位的民本主义。这是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精华。但它不是产生于别的国家，而是产生于齐国，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其条件，除了春秋齐国的管仲开了民本主义之端外，就是由于陈姓政权代替姜姓政权所造成的各种条件了。陈氏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笼络人心，而夺取了姜姓政权——当然需要借贷的而又能够借贷的，只能是小生产者，这也表明春秋末期齐国已是小生产者众多，成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不然陈氏也就不可能以大斗贷出、小斗收入的办法笼络人心而至于夺取了姜姓政权。姜姓政权从西周初起到春秋末统治齐国已四百余年，陈氏要巩固从姜姓夺取的政权，就不能不实现一系列开明政策。如晏婴指出的，在齐景公时已造成社会危机的“民三其力，二入于公”的地租制，就不能不加以改变，汉代董仲舒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即对半分租），很可能是渊于陈氏齐国。对私营工商业进一步的放开政策，如“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如改变“官山海”的传统政策，把矿山租给私人，由私人经营冶铁，国家征收租税（见《管子·轻重乙》）。在文化上亦实行比较自由的政策。陈氏夺取姜齐政权，但不排斥而是重视姜齐的传统文化，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国就建立了国家社会科学院——稷下学宫，招来各国学者到稷下学宫研究学习，予以优待，“不治而议”，对不同的学派兼收并蓄，实行自由争鸣，政治上不加干涉，并允许甚至提倡对政府的各种批评。所谓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发源于齐国，繁盛于齐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了全国知名学者荟萃之地。战国时期的学术发展，齐国稷下学者贡献最大。——以上这些条件是齐国学术特别繁荣的原因，也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本主义成熟于齐国的原因。本为东方文化繁荣的国家——鲁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和发展民本主义，并且文化也日益衰落。而相对比，更易了解这个历史的秘密。
三 孟子的民本主义
另一个民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与慎子同时。他曾两次到过齐国游学。一是齐威王时，一是齐宣王时。齐威王之前，齐国即建立了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齐宣王时，稷下学宫复盛，“不治而议”的学者云集于此。于是孟子又来到齐国，并得到齐宣王的信任，做了齐国的卿。宣王五年齐伐燕，孟子提出过建议，因宣王没有采纳故辞职去齐，与弟子万章等回到故国著书立说。
孟子在齐国前后两次约有七年，受到了稷下学者尤其是慎到的影响。孟子的民本主义就是在慎到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当然孟子的民本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集中表达了他的民本主义。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社稷”原是土神和谷神，但早以演变为政权的代名词。“丘”训“大”，《汉书·楚元王传》“丘嫂”，张晏注：“丘，大也，长嫂称也。”王念孙《广雅疏证》：“丘，众也，《孟子·尽心篇》：‘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庄子·则阳篇》云：‘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为风俗也’，《释名》云：‘四邑为丘，丘，聚也’，皆众之义也。”“丘民”的“丘”字训“大”，训“众”皆通，总之是大多数人民。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民，是指没有官职的地主，但也包括劳动人民。孟子说：民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即国家政权，君主则是次要而又次要的。“得乎丘民则为天子”，是说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则为天子，而不是由人民大众选举的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想。不过“得乎丘民则为天子”也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特别是“诸侯危社稷则变置”，更是了不起的进步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君如果危害了国家政权，就要换掉他。《说文》：“变，更也”，《吕氏春秋·当务》：“而不可置妾之子”，高诱注：“置，立也”，据此，“变置”就是更立，换一个人来做国君。天子如果失掉了人心，危害了国家，怎么办？孟子没有说，按照他的逻辑也应是可以“变置”的，但他没有把这个结论推出来，而“天子”也属于“君轻”的范围，则是明确的。如果同他关于“汤放桀”，“武王伐纣”的议论联系起来看，孟子当然也是认为天子危害国家，人民也是可以更换的。“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抛却语言外壳不论，实际上孟子认为“残贼”仁义的“天子”，如夏桀、殷纣者，是可以“放”，可以“诛”的。
可见孟子的民本主义是很明确的，也是以人民为本位。
孟子的民本主义在《孟子》书中并不是孤立的，可以说民本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归结为“制民恒产”，也就是所谓“仁政”。关于“制民恒产”，《孟子》书论述过多次，其中有一段这样说道：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孟子·滕文公上》第三章）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把意识、道德观念看作第二性的。这种观点是合乎唯物主义的（尽管孟子思想中有若干唯心主义糟粕，这里不论）。显然孟子的这种观点是同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牧民》），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来源于孔子或子思。这也是孟子受过齐文化陶冶的一个证据。孟子的仁政，就是主张“制民恒产”，否则天下就不能治理。他认为，如果当国君眼看着民众破产不管，等到他们犯了罪而去惩罚他们，这就等于蓄意陷害。孟子此说，也是千古名言。孟子设想的“制民恒产”就是所谓恢复三代“井田制”，说三代“井田制”都是征十分之一的力役。这不是复古，而是借古说今。他的本意是要稳定有百亩之田的小农经济，要政府只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孟子的“制民恒产”实质上就是巩固小农经济，当时独立小农众多，如果小农经济不稳定，地主阶级的天下就要乱。而且这也是小地主的要求。当时小地主约有二百亩或稍多的良田，他们出租二百亩良田，如果对半分租，他们的收入与百亩之田的小农差不多，威胁农村居民破产的因素对于小地主和独立小农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当时的小地主和独立的小农在利害上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认为孟子这位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代表小地主的。这是他的民本主义、“制民恒产”的仁政论的阶级根源。当然他的民本主义是不可能被君主采纳加以实行的，“制民恒产”也是空想的，但这种思想还是可贵的（参阅后文）。
孟子是儒家大师，他的民本主义、“制民恒产”的仁政论，是否是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学说发展而来的呢？不是，肯定不是。
固然，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若干学说思想，但是他的民本主义，“制民恒产”却是和孔子相反的。这里简略言之，如“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站在孔子的立场看来，这是非圣无法，应对之口诛笔伐，看看《论语》记述孔子的言论就可了然，这是不必论证的。又如孟子肯定地引用孔子的政敌阳虎（即阳货）“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言论，如果认定孟子继承孔子学说的基本精神，这就成了不可理解的。再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就是畏大人之言（《论语·季氏》），而孟子则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孟子·尽心下》第三十四章）再如大家熟知的孔子关于“仁”的三个定义（“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一句也没有引，而把自己主张的“仁政”归结为“制民恒产”，这岂不是抛弃了孔子学说中的主要东西。孟子是振兴儒家的第一人，战国中期已是“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儒家已奄奄一息，孟子学说出儒家才开始振兴。但他的学说却抛弃了孔子思想中的主要的东西，而从现实中汲取思想营养，从齐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本主义和“制民恒产”的学说，这才合乎时代潮流，使儒家振兴起来。孔孟比较，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在这里能够论证清楚的。这里只是说明一点：孟子的民本主义绝不是来源于孔子，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受了齐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汲取慎子的民本主义的思想内容，又结合他自己对实际政治、经济的研究而形成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民本主义的故乡是齐国。
四 民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中国奴隶制社会“田里不鬻”，“工贾食官”，所以终奴隶制之末没有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工商业阶层，所以不可能产生如希腊那样的梭伦变法，没有奴隶主的民主制和民主思想，只是君主个人专政和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神学世界观的绝对统治。而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中却产生了民本主义，以民为本位的政治思想。这又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西欧的封建制是在蛮族日耳曼人侵入，在罗马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当然不可能产生民本主义。古希腊、古罗马产生了奴隶主的民主制和民主思想，而在罗马帝国转化为封建社会时却没有产生民本主义；中国奴隶社会根本没有奴隶主民主制和民主思想，在新兴地主阶级革命中却产生了民本主义。这都是合乎规律的，都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总规律的作用。上述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思想的重大不同，都是由各自特殊的社会存在——奴隶制的特殊性及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特殊路径决定的。
由春秋管仲开其端，由战国慎子、孟子等人发扬光大的民本主义，丰富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在当时对于推动百家争鸣，奠定中国文化基础都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当然，他们的这种思想不可能变成现实，而且在统一的封建王朝建立以后，民本主义就终断了，甚至遭到了禁止。
秦汉以后，封建的统一集权国家建立，封建的等级制度建立，地主阶级便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从此这个阶级失去了革命性。因此，民本主义就终断了，更不可能有什么发展。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更是人不敢言，言之有罪。管仲的民本主义和慎到的民本主义是被忽视的。《孟子》在列入十三经之后，他的民本主义也仍然是被忽视的。明洪武初年，朱元璋还从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立场出发命刘三吾编辑了《孟子节文》，将《孟子》的有关民本主义思想的章节全部删掉。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在新兴地主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地主阶级思想范畴的民本主义，对于封建王朝的巩固是极其有害的。
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时期产生的属于地主阶级思想范畴的民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市民阶层反对封建主义的时期，又在现实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早期的启蒙思想家都从古代的民本主义汲取营养。
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张岱对《孟子·丘民章》说道：“此等议论超越千古，非孟子不能发。对‘君轻’而言，宜曰‘民为重’，而乃曰‘贵’，予夺之权，自民主之，非‘贵’而何？知此，然后敢定汤武之案。‘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自然失乎丘民而为一夫，故曰：‘闻诛一夫纣矣’。” （张岱：《四书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62页。引文标点与该版本的标点略有不同）孟子的意识里当然没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他的议论的逻辑却包含着不自觉的民主思想，在新的时代就有人把它揭示出来。也可说：民本主义，特别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本主义，是包含着向近代民主主义转化的契机的。
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乃至清朝的戴震，都继承和发扬了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时期产生的民本主义。如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写道：“有生之物，人各自私也，人个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又写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显然这是继承了慎到的民本主义，而带上了资产阶级色彩。他还写道：“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故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之天地之间。”这显然是受了孟子的民本主义的影响。又如王夫之在其《黄书》中写道：“不以天下私一人”，他以“孤秦、陋宋”为典型激烈地抨击以天下当作一姓私产，实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他主张“公天下”，“保其族类之长”；如果君主只图一人一家之荣华富贵，那么完全“可禅，可继，可革”。显然这是继承了慎到和孟子的民本主义。……固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关系，清末民主革命家的民主思想还是来自西方，而不是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属于地主阶级思想范畴的民本主义，对于他们建立民主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古代民本主义的思想精华，对于今人仍然是有益的，应该批判地汲取。后代的进步阶级、进步思想家用其特定的方式继承前代进步阶级、进步思想家的精华，是合乎历史的规律的。
（本文是为1992年在淄博召开的国际管子与齐文化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收入《齐文化纵论》一书时，因篇幅所限有所删节，该书由华龄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收入拙作《古代社会文化探究》，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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