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古代疫病文献资料研究

专业：中医医史文献  
　　研究生：宿佩勇  
　　导师：林楠教授  
　　前言  
　　疫病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伤亡严重，是中国古代对人民健康与生命摧残甚为严重的一类疾病。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疫病杀人如麻的气焰虽然已经遭受挫折，但距离彻底消灭还有漫长的路程。因此，对中国古代的疫病流行情况进行调查，对当时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作一些较为客观的分析，从中寻求某些规律性的启示，对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与疫病作斗争，减少进而杜绝疫病的流行，无疑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本课题以流行病学为指导，以地方文献整理为基础，对福州地区782年到1911年的疫病文献资料作系统全面的调查与分析，从疫病种类、数量及其时空分布、疫病烈度、相关的自然因素与社会背景，探讨福州地区古代疫病的特点和规律。并通过辑录文献，考察分析古代疫病发生的背景和相关因素，对福州地区古代疫病发生和流行的特点规律，作出宏观评述，为现代防疫工作提供科研数据和历史借鉴。  
　　我国1911年以前疫病流行的记录比较零散、粗糙简略，加上前人认识的局限和表达的含糊，不仅查检辑录工作艰巨，而且界定、考证、统计方面也存在许多困难，医学界和史学界的学者们虽然作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层面上还有待深化。至今较少见有深入到市县一级地区系统收集古代疫病及其背景资料和相应防治措施的专论。尤其没有见到国内外有关福州地区古代疫病方面的文献调查与分析研究。本课题将填补福州地区古代疫病文献研究方面的空白，并通过探讨福州地区古代疫病的特点规律，对前人小范围的古代疫病调查分析方法做一定的补充和完善。  
　　一、福州地区疫病概说  
　　（一）福州地区自然条件及历史沿革  
　　福州地区位于福建的东南沿海，福建素有“东南山国”之称。西、中两列大山带构成福建地形的骨架。两列大山带均呈东北-西南走向，与海岸平行。蜿蜒于闽赣边界附近的西列大山带，由武夷山脉、杉岭山脉等组成，长约530多公里，平均海拔1000多米，是闽赣两省水系的分水岭。有不少1500米以上的山峰。斜贯福建省中部的闽中大山带，被闽江、九龙江截为三部分。以两大山带的主要山脉为脊干，分别向各个方向延伸出许多支脉，形成纵横交错的峰岭。古代福建境内外陆地交通十分艰难，有“蜀道难，闽道更难”之叹。福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丘陵山地的海拔大多在250～1000米之间。山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45。78%，丘陵与盆谷地占43。33%，两者合计为89。11%，其余为台地、平原和水域。山地外侧与沿海地带，则广泛分布着丘陵。它们或森列于河谷两侧，或环峙于盆地四周，或屹立于海岸岬角、滨海平原，或错落于巍峨群山之间。在沿海地区，形成冲积、海积平原。如著名的福州平原、莆田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福建处于北纬23？1′～28？8′之间，靠近北回归线，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特点是气温较高，气候干燥。同时福建背山面海，山清水秀，森林茂密，横亘西北的武夷山脉，像屏障般挡住北方寒冷空气入侵，海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源源不断输向陆地，这就使得福建大部地区冬无严寒，夏少酷暑，雨量充沛，形成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其主要特征：一是季风环流强盛，季风气候显著。气候的回暖和转凉，四季的开始和结束，都随季风环流活动而转移。二是冬短夏长，热量资源丰富。1月平均气温自北而南大部地方在6～13℃，7月平均气温在27～29℃。全省无霜期在250～336天之间，多数地区接近或超过300天。三是冬暖，南北温差大；夏凉，南北温差小。四是雨、干季分明，水分资源充沛全省年平均降水量大部地方在1000～1800毫米，降水在一年中分布很不均匀，3～9月占全年总雨量的80％以上，而10～2月仅有20％。五是地形复杂致使气候多样。六是灾害天气频繁。水、旱、风、寒历年可见，气候偏离常态是经常的。水灾主要是霉雨型洪涝和台风型洪涝。福建各地常年暴雨（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日数2.5～7.5天。风灾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台风、大风、冷空气活动造成的沿海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下的大风，登陆福建的台风平均每年有1.6个，最多的年景可达5个。影响本省的台风平均每年有2.95个，最多的年景可达9个。旱有春旱、夏旱和秋冬旱之别。寒有倒春寒、五月寒、秋寒和隆冬寒四种［1］。唐宋以来海上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福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福建的这些自然条件特征在福州地区也得以集中突出地体现。  
　　福州地区的历史沿革，《三山志》有这样的记述：“福州，自晋太康元年（公元前282年）五月始置晋安郡；南朝陈升郡为州，先后称闽州、丰州、泉州，再复称闽州，又改名建安郡。唐初置丰州都督府，又改泉州、闽州。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开始定名为福州，一直沿用至今。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福州升为帅府，辖十二县：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永福、闽清、古田、长溪、宁德、罗源、连江。”［2］  
　　福州是一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名城。《禹贡》扬州之域，周为七闽地。春秋后为越地。秦置闽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闽越王无诸都此，称东冶，武帝后为冶县，属会稽郡。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属建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分建安郡立晋安郡，为郡治，属扬州，元康元年（291）属江州。南朝宋初领侯官、原丰、晋安、罗江、温麻5县，泰始四年（465）改晋平郡，齐建元二年（480）复称晋安郡，梁天监（502－519）中分设南安郡，普通六年（525）属东扬州，陈永定元年（557）属闽州，为州治。隋开皇九年（589）改为泉州，大业三年（607）州废，改为建安郡，领闽、建安、南安、龙溪4县，闽县为治所。唐武德元年（618）改郡为建州，六年（623）复称泉州，八年（625）又改名丰州，置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又称泉州，属岭南道，景云二年（711）改为闽州，唐开元十三年（725）始称福州，治福州，天宝元年（742）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 （758）复称福州，领闽、侯官、长乐、福唐、连江、长溪、古田、尤溪8县。唐末，地为闽王氏所有。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王审知为闽王。闽长兴四年（933）闽王王延钧称帝，改福州为长乐府，领14县，闽天德二年（944）号为东都，析出顺昌，三年（945）闽亡，属南唐，五代汉乾佑元年（948），地为吴越所有，称福州威武军，分出尤溪、德化2县，五代周广顺元年（951）改彰武军。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复称福州威武军，属两浙西南路，六年（981）由闽县分立怀安县，雍熙二年（985）属福建路，为治所。景炎元年（1276）端宗即位于此，改福安府。元称福州路，领闽、侯官、怀安、古田、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9县及福清、福宁2州，属福建行中书省。明洪武元年（1368）改福州路为福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领闽、侯官、怀安、古田、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福清10县，万历八年（1580）怀安县并入侯官县。清顺治三年（1646）仍为福州府，属福建行省，领县仍旧，雍正十二年（1734）析古田县增置屏南县。因为疫病资料所限，本文可见资料从唐建中年间开始。本文所论述的福州地区依时代的不同在地理辖区上有所变化，但是府治都是在现在的福州，并且历代福州所辖县份沿革时亦有所出入，包括现在福州巿所辖的鼓楼、台江、仓山、马尾、晋安5区，福清、长乐二巿，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6县（具体时代分布情况可以参见附表一）。  
　　（二）疫病概说  
　　早在殷商时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己有疟疾的记载［3］。中医学对疫病的认识更是源远流长。《内经》对岁气与疫病的关系、五方之民体质疾病的差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的论述，奠定了中医时空正邪统一观。  
　　历代医学通过事实观察和医疗实践、逐步发展成以岁气、地气、戾气、正气为因素的中医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指出了季节与疫病的关系。《内经》认识到某些温病具有传染性：“民乃厉，温病乃作”，“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提出预防疫病的关键在于“正气存内”和“避其毒气”，并载有用于防疫的“小金丹”。《素问？疟篇》认为病因病机为：“夫痎疟皆生于风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并在该篇作出症状诊断“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素问？刺疟篇》按疟疾的不同类型，处有针灸方三十余个，如：“刺足太阳疟，取委中，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壮，使出血”。  
　　隋代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提出“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这种观点到明清发展成为“戾气学说”。  
　　晋唐时期葛洪《肘后救卒方》提出的“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  
　　北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对“时行温病”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以为时行温病的病因是“感异气”，可发为“青筋牵”、“赤脉拂”、“黄肉随”、“白色狸”、“黑骨温”五大病证，提出“感异气复变四种温病，温病若作伤寒汗下必死。”在治疗方面，除引用千金要方萎蕤汤、外台秘要三黄石膏汤等名方之外，该书还创制了大量治温病的寒凉之剂。  
　　金刘完素对于“疫疠”的看法，则以为“凡伤寒疫疠之病，何以别之？盖脉不浮者，传染也。设若以热药解表，不惟不解其病，反甚而危殆矣”。  
　　明末吴又可著有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传染病学专著《温疫论》，该书认为：温疫的病因非风寒暑湿燥火，而是天地之间别有某种“异气”所致。“异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有九传之变。在治疗上主张逐邪为第一要义，提出宣透膜原、攻下逐邪、战汗而解等治法。  
　　清初喻昌在《尚论篇？瘟疫论篇》指出：“本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这种芳香逐秽、分三焦论治的方法在寒温条辨与温病条辨中都得到进一步发挥，成为温病学的重要辨治方法，并从疫死尸骸暴露、秽气播散中领悟到卫生条件在疫病传播中的作用。  
　　余师愚在《疫疹一得》中认为岁时气运与疫疹的发生流行密切相关，致病原因为热毒，主张清解，即以清热凉血、泻火解毒为治疗大法，再三强调不可表、下，并创设“清瘟败毒散”一方。  
　　自吴有性《温疫论》、叶天士《温热论》问世后，温病学开始脱颖而出，逐渐形成了与伤寒六经辨证相鼎立的、以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为核心的独立学科。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从1623年张凤逵的《伤暑全书》起至20世纪40年代，包括四时温病，以及疟痢、痧胀、霍乱、鼠疫、白喉、喉痧、疫痉等各种温疫在内的温病学专著多达580余种［4］。  
　　按现在最一般的解释，疫病是指“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5］。《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解释疫病为：“具有温热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性的一类疾病”［6］。这两种解释虽然在详略与准确程度上有出入，但是在指称疾病为急性传染病上则基本一致。这也是本文所说的疫病内涵所在。那什么是传染病呢？现代医学给了明确概念：“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有36种，分为：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乙类传染病：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炭疽、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肺结核、新生儿破伤风、SARS。丙类传染病：血吸虫病、丝虫病、包虫病、麻风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以上定义表明寄生虫病也包括在传染病范围之内。福州温湿的自然环境十分有利于寄生虫的生长和传播，事实上，从有关文献资料来看，一些重要的寄生虫病，比如日本血吸虫、恙虫病曾经在包括福州地区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广泛肆虐，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8］。  
　　大致说来，明末以前，疫病的诊断和治疗属于伤寒的范畴，而自吴有性的《温疫论》发表以后，疫病的诊疗则多归入温病的门下［9］。疫病与瘟疫，这在现代人观念中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在当时的医学著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和芝田在《医学心传？温疫原考》中说：  
　　“又考疫症多端，有葡萄瘟、捻颈瘟、瓜瓤瘟、杨梅瘟、疙瘩瘟、软脚瘟、绞肠瘟、鸬鸶瘟、龙须瘟、蟹爪瘟、版肠瘟、结肠瘟、蟊刺瘟、地葡瘟、扣颈瘟、哑瘴瘟、手足麻瘟等病名，共二十种，而又可所论瘟疫，特其一耳。至霍乱、泻痢、喉痹、丹毒、眼疾、咳嗽、风温、暑温、湿温、秋温、冬温、俱能传染，故谓之杂疫。”［10］  
　　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疫病在古代中医学上只是众多杂疫症中的一类，除了瘟疫，刘松峰等人认为疫病还包括杂疫和寒疫：  
　　“余于疫症，既分三种，曰瘟疫，曰寒疫，曰杂疫，三者具而疫症全矣。”［11］  
　　而乾隆时期杨璇更明确地指出：  
　　“古人并无“瘟”字、“疫”字、“证”字、“症”字，皆后人之变易耳。不可因变易其文，遂以温病瘟疫为两病……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故夏曰热病，而春曰温病也。因其恶厉，故名为疫疠……俗名为瘟疫者，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非两病也。”［12］  
　　由于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因此无论是疫病还是温病，与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之间的对应关系都只是相对的、近似的。为了研究方便，虽然“疫病”与“传染病”不是完全对等的，但是本文仍将标题中的“疫病”一词，按现代观念明确定义为“传染病”。  
　　二、福州地区古代疫病文献资料调查与统计结果分析  
　　（一）疫病资料调查  
　　这种地方课题，关注的学者少，所以资料特别零散。本课题调查了正史、福建通志、府志、福州历代所辖县区以及部分外周县份的县志、笔记、文集、医书、期刊、资料汇编等。所辑福州地区古代疫病记录汇录如下：  
　　《八闽通志》并《福州府志》：“（782年），建中三年六月，福建大旱，井泉竭，人暍且疫死者甚众。”［13］［14］  
　　《新修罗源县志》：“（782年），建中三年，二月大旱，井泉竭，人疫死甚众。”［15］  
　　《长乐县志》：“（782年），唐建中三年，六月井泉竭，人渴且疫。”［16］  
　　《旧唐书？德宗纪》：“（789年），唐贞元五年，已巳年，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17］  
　　《新唐书？五行志》：“（790年），唐贞元六年，庚午年，夏，淮南、浙西、福建道疫。”［18］  
　　《八闽通志》：“（790年），贞元六年，夏，大疫。”［19］  
　　《连江县志》：“（837年），开成二年，夏，福建蝗疫。”［20］  
　　《八闽通志》：“（838年），开成三年，夏，蝗，疫。”［21］  
　　《连江县志》并《新唐书？五行志》：“（840年），唐开成五年，庚申年，夏，福建台明四州疫。”［22］［23］  
　　《福州府志》：“（1240年），端平七年，大旱，诏州县：军旅之后，遗骸弃道路，感伤和气，有司收瘗之。”［24］  
　　《长乐县志》：“（1344年），至正四年，不雨至于八月，夏秋大疫。”［25］  
　　《八闽通志》：“（1344年），至正四年，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八月，是年夏秋大疫。”［26］  
　　《福安县志》：“（1353年），至正十三年，九月，大疫。（崇祯志作“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月大疫，死者过半。）”［27］  
　　《福安县志》：“（1355年），至正十五年，正月，大疫。是年，州、县大饥，人相食。”［28］  
　　《明史？五行志》：“（1475年），成化十一年，乙末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29］  
　　《长乐县志》并《福州府志》：“（1477年），成化十三年，福建长乐县平地起一山，度之，高二丈余，横广八尺。山旁一池，忽生大蚬，民取食之，味甚美，乃争取食，不数日，患痢死者千余人。”［30］［31］  
　　《长乐县志》并《福州府志》并《八闽通志》：“（1480年），成化十六年，庚子十八都昆、由里平地突起小埠高三四尺，人畜践之辄陷，乡人聚观以为异，明年复于左涌起一山广袤五丈余，是年傍近居民大疫。”［32］［33］［34］  
　　《连江县志》并《八闽通志》：“（1485年）， 成化二十一年，自三月十雨至闰四月终不止，溪水泛溢，涌入城市。闽侯官、怀安、古田、连江、罗源、闽清、永福八县，漂流官私庐舍，浸没仓粮、文牍，淹溺人畜、伤害田稼不可胜计。继复大疫，死者相枕籍。”［35］［36］  
　　《闽清县志》：“（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三月，雨不止，至闰四月。闽县、侯官、怀安、闽清、连江、罗源、永福八县俱大水，民多溺死。继复大疫，死者无算。”［37］  
　　《福州府志》并《连江县志》并《八闽通志》：“（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春旱，五月以后大时旱，禾稼薄收，连江、古田二县疫，十无一二宁者。是年六月已卯夜地震，九月丙寅夜又震。”［38］［39］［40］  
　　《宁德县志》：“（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霪雨，山坑水涨，泻如建领，山田尽陷。六月已卯地震，九月又震，八月以后大疫。”［41］  
　　《新修罗源县志》：“，成化十九年，六月，大风雨拨木，发屋，覆舟，官民田庐尽坏，民众溺死。二十一年，自三月雨至闰四月，溪水入城市，漂庐舍，仓廒，簿牍，民畜，田稼尽淹。十月地震自西北，有声。二十二年（1486年），春早，五月大旱，禾稼不收。继复大疫。”［42］  
　　《古田县志》并《八闽通志》：“（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春旱，五月以后大旱，禾稼薄收。宁德县疫，十无一二宁者。是年夏六月已民卯地震，秋九月又震。”［43］［44］  
　　《长乐县志》：“（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春旱无麦；秋旱无禾，民大疫。”［45］  
　　《古田县志》：“（1498年），宏治十一年，县大水，民多溺死，继复大疫，死者无算。”［46］  
　　《宁德县志》：“（1508年），正德三年，五月旱至七月不雨，田禾皆槁。七月七夕，凤池境官井兜，杨家火延烧庙学、县治，余焰飞越城外，延烧民居，计城内外毁者，六百余家。先是，儒学榕树上，巢鸟数百飞绕树旁，如是者四日，至是夕，火焚树，鸟巢尽毁。八月大疫，至次年正月始宁。”［47］  
　　《古田县志》：“（1509年），宏治二十二年，邑旱，又大疫。”［48］  
　　《福安县志》：“（1510年），正德五年，冬，（崇祯志有“秋，冬月” ）大疫，十室九仆。”［49］  
　　《长乐县志》：“（1512年），正德七年，九月甲戌春夏大疫。”［50］  
　　《福安县志》：“（1522年），嘉靖元年二月，痘疹大作，瘗坎相望。”［51］  
　　《长乐县志》：“（1542年），嘉靖二十年，辛丑独长乐春雨至四月十五日止，是月十六日旱至次年癸卯四月二十八日，乃雨连年，饥馑疫疾间作。”［52］  
　　《长乐县志》：“（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疫，旱，田多旷耕麦秕，五月十六日乃雨至中旬，磁澳海水翻鱼虾皆毙，飓风继作，复大疫，十一月二十五日雷震，十二月初二日，地震。”［53］  
　　《长乐县志》：“（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乙巳，自旧年十月不雨至是年三月，民疫，无麦，谷价腾涌，民刨草根，屑木皮食之，道殣相属，巡按何维柏檄官分赈。”［53］  
　　《宁德县志》：“（1545年），正德四十年，辛酉十二月，倭贼复来县，焚烧余屋，署印，照磨，屠大贞被执，院道以五百金赎之，并其印信。邑人多以金赎子女。是年大疫。”［54］  
　　《福安县志》：“（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倭陷县城，教谕程箕，训导谢君锡死之，知县李尚德逃出城。是年旱，大荒，大疫，死者二千人。（崇祯志作“倭后尸骸枕籍，积瘴疟死者几二千人）”［55］  
　　《长乐县志》：“（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已未三月至六月，倭夷先后由福宁度鼓岭焚刧福城外，浮马江而下，复从闽安镇瀛前入三乂巷，又循福清出，邦岭，抵三溪等处，布满南北，乡自竲钦，遂谷以至遐陬，僻巷悉搜剔无遗，又淫雨滃雾，兵火逾三月，骼胔相望，四月二十六日，迄二十九日，日夜攻城，先赣州守备来熙帅兵入守，用鸟枪击伤百余，贼解去。城上被伤者十余人，自守备至解严七十余日，闾落居民既闽县、福清、连江附近居民避贼入城者众，蒸染成疫，每日四门出百余尸。”［56］  
　　《连江县志》：“（1561年），嘉靖四十年，春、夏，海滨大疫。”［57］  
　　《连江县志》：“（1642年），崇祯十五年，冬十月，大疫，至次年夏，人民多死。”［58］  
　　《长乐县志》：“（1690年），顺治四十七年，戊子疫。”［59］  
　　《连江县志》：“（1727年），雍正五年，大疫。”［60］  
　　《福建通志》：“（1750年），自乾隆十三年冬至十六年夏，小儿多患痘殇，（陈）师镐（侯官人）凡一百九十余日，日治百数人，痊活无数。”［61］  
　　《长乐县志》：“（1753年），乾隆十八年，癸酉疫”［62］  
　　《宁德县志》：“（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南山鸣，移时乃止。民多死于痘疹者。”［63］  
　　《长乐县志》：“（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秋七月，吐泻盛行，起西门渐移东门，人死极众，至九月遍南北乡，十月始息。”［64］  
　　《长乐县志》：“（1821年），道光元年，辛巳秋，吐泻又作。”［64］  
　　《新修罗源县志采访余》：“（1821年），道光元年，大疫，自夏至冬。”［65］  
　　《连江县志》：“（1821年），道光元年，秋，大旱。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兼采《通志》）”［66］  
　　《福安县志》：“（1824年），道光四年，春，痘疹大作，死者不可胜数，至冬渐息。”［67］  
　　《长乐县志》：“（1830年），道光十年，庚寅秋，疫盛行。”［68］  
　　《福建通志》：“（1834年），道光甲午，郡多疫，犯吐泻者暴死，得涛（陈定涛）之疗百不失一。”［69］  
　　《长乐县志》：“（1836年），道光十六年，丙申春夏大旱，秋吐泻大作。”［70］  
　　《长乐县志》：“（1837年），道光十七年丁酉春夏瘟疫盛行。”［70］  
　　《长乐县志》：“（1838年），道光十八年，戊戍瘟疫大作。”［70］  
　　《连江县志》：“（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夏，大疫。”［71］  
　　《连江县志》：“（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自春至夏，疫痘盛，男女多殇。”［71］  
　　《长乐县志》：“（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冬疠盛行。”［72］  
　　《长乐县志》：“（1851年），咸丰元年，辛亥正月朔日有食之，秋冬之交吐泻大作。”［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