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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建私人藏书

 率我真 2013-05-15
 

清代福建私人藏书

    

清代福建私人藏书

                  方  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摘  要  清代福建私人藏书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达到
了一个鼎盛时期。本文阐述清代福建私人藏书概况,分析其鼎盛原因及私人藏书特色。
    关键词  清代  福建  藏书家
 
    一、清代福建私人藏书概略
    清代福建私人藏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超过了宋、元、明任何一个时代,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清代福
建私人藏书不仅表现在藏书家空前增多,藏书楼与藏书室、斋林立(笔者根据史籍及地方志的不完全统计,
仅清代福建藏书家达150多人,藏书楼或藏书室、斋有百余座),而且藏书数量多,质量高,善本多,有特色。
    清代福建私人藏书可分为清初、清中叶、清末(含民国早期)3个阶段。
    清初福建私人藏书虽有清初战争的曲折顿挫,但清初藏书承明代之余绪,迅速恢复元气,特别是清雍乾
以来,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私人藏书迅速发展起来。此时藏书家主要集中在福州的侯官、闽县、
长乐及莆田与闽南泉州的晋江等地。先说闽南地区,其著名藏书家不下30余家,各家藏书动辄上万卷。首推
晋江黄虞稷“千顷斋”, 黄虞稷承家传,锐意藏书,其藏书达八万余卷;安溪的李光地好聚古书,藏书极其
丰富,其中多藏宋元刻本,名于一时;晋江的黄仕舢、张星徽等藏书甚富。闽中福州的侯官、闽县则是当时
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因此藏书家更多,如清初侯官林佶的“朴学斋”和萧梦松的“名山草堂”的藏书
就誉满榕城,还有陈梦雷的“松鹤山房”等,闽县谢道承的“春草堂”、叶观国的“绿筠书屋”等。闽中与
闽南的藏书出现了交相辉映的繁荣局面,其藏书重心在福州的侯官与闽县,这是清初福建藏书概貌。
    清中叶,福建私人藏书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征访天下遗书,福建就进呈205种
图书。此时藏书家激增,书楼林立,虽然此时闽北、闽西也出现了个别零星的大藏书家,如闽北浦城祝凤喈
的“与古斋”积书至万卷,政和宋捷登的藏书万卷;闽西建宁朱霞的“曲庐”藏书至万卷,宁化伊秉绶的“留
春草堂”藏书甚富,但闽中和闽南地区仍是藏书家集中的中心,而藏书重心仍在福州的侯官与闽县,这个格
局没有改变。闽南地区如 “南归以数万卷压装”的黄宗汉,“异书高比屋头山”的张祥云、“籀经堂”藏书
万卷的陈庆镛、“积书三万余卷”的龚显曾等。而闽中则更多,当时闽县的陈寿祺和长乐的梁章钜藏书齐名
闽中,名士施鸿宝在其所著的《闽杂记·闽中藏书家》中写道:“闽中藏书最著称者……近时梁茝林(章钜)
中丞,陈恭甫(寿祺)太史……所藏皆十余万卷,真可羡也。”除此之外,还有侯官的郑杰、陈征芝、李彦
章和李彦彬兄弟,闽县的孟超然、刘家镇、叶大庄、萨玉衡、何蔚然等,长乐的林琼蕤、郑敷亨、陈崧生等,
莆田的陈云章、陈学田、林文豹、陈椿龄、郑王臣等也称盛一时,称雄里闾。
    清末民国初,福建的藏书事业处于衰落时期,但藏书名家仍不绝史书。闽南地区有晋江杨浚的“青玉斋”,
收善本,藏书达十万卷;闽中地区有闽县林寿图的“欧斋”和长乐谢章铤的“赌棋山庄”此时福州的藏书旧
家所剩无几,但有北后街龚易图的“大通楼”和位于南郊螺州镇陈宝琛的“沧趣楼”。这两座著名藏书楼交
相辉映,有“南陈北龚”之称,在清末福建私人藏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清代福建私人藏书有地域性相对集中的特点,以闽中福州地区的侯官、闽县、长乐和莆田为主,
闽南地区以泉州的晋江为主的格局一直未变,而藏书重心在福州的侯官与闽县。在时间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福建私人藏书经历了从清初的勃兴到清中期的鼎盛再到清末的衰落,但福建私人藏书却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
终止而戛然而止。巨大的历史惯性使福建私人藏书在民国初年又滑行了一段路程,出现了回光返照的短暂的
繁荣。
    二、清代福建私人藏书兴盛的原因
    清代福建私人藏书兴盛超过了宋、元、明任何一代,达到福建古代私人藏书业的巅峰时期。这是由诸多
历史因素促成的。
    虽然清初的战争造成福建私人藏书的顿挫,但是清王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王朝
调整了文化政策,一方面加强了思想的钳制,对于不利其统治的言论进行残酷镇压,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
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文化学术的措施,例如宣扬文治,开科取士,诱使知识分子读书求学,提倡程蛛理学,
组织知识分子大力研究、编写和刊印图书等等,笼络文人为自己服务。编书是清王朝控制文化思想的方式之
一。清修《四库全书》征访天下遗书,乾隆对呈献大家进行物质与精神的奖励,激起文人学士的藏书热情,
刺激了福建乃至全国范围内私人藏书的发展。《四库全书》修成后,七阁的建立,特别是江南三阁允许士人
借阅,长期以来为周围的读书人提供了丰富的书源,也惠及福建私人藏书家。如闽县刘家镇收集的韵书,就
包括京师吴门秘本及杭州文渊阁抄录者近百七十余种。清朝廷的提倡与民间的共同推动,使福建私人藏书迅
速发展起来。
    清初以来,学风的转变也促进了福建私人藏书的发展。清王朝大兴文字狱,使许多文人不敢做诗,发表
议论,只得埋首于旧书堆里。此时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考据学等迅速兴起,藏书、版本、目录之学蔚
然成风气。乾隆时期藏书风气中重宋元旧刻、明代精刻及名家手抄、题跋,讲求藏书特色的藏书家十分普遍。
如侯官萧梦松的“名山草堂”积书八万卷,其中多藏宋元版珍本;侯官陈征芝的“带经堂”藏书八万余券,
多藏宋元刊本、影宋本。讲求校勘、精抄、精刻的风气,有力地提高了藏书家的藏书质量,并形成自己的特
色。
    福建藏书事业有着悠久历史,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和沉淀,到清代已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经验,形成了浓
厚的藏书风气,涌现出许多藏书世家,形成了清代藏书业的稳固基础。从梁陈年间到唐代再到五代福建不乏
藏书家,特别到了宋代,福建成为刻书中心之一,刻书业的兴盛和文化学术的繁荣,使私人藏书得到更大的
发展,“南宋之世,藏书家越、闽最为盛”,在明代立国近300年,福建仍为刻书中心。胡应麟说:“凡刻书
之地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
之。”可见当时福建刻书之兴盛,数量之多。私人藏书事业到了明代又有了重大发展,藏书家也有六十余人,
这些都为清代福建的藏书事业的鼎盛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清代继承了明代藏书家流传下来的丰富藏书,
清代福建藏书家仅通过家传直接继承的明代藏书就多得无以计数。例如黄氏“千顷斋”,郭伯苍的“沁泉山
馆”等等。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清初藏书家,收购了大量明代藏书家散于社会上的藏书。例如林佶购先儒
集录,搜集徐火勃藏书;何则贤广搜典籍,游踪所至,见有秘籍善本必收购。前代流传下来的图书是清人藏
书的重要来源。
    清代福建是教育文化发达地区之一,读书风气浓厚,重科举。清代书院繁荣,讲学活动极一时之盛,很
多著名的藏书家就曾在书院讲学。同时福建的文人学者有藏书的优良传统,他们或因研究而藏书,或因教学
需要,或对乡邦文献的热爱而藏书,尽管目的不同,但他们藏书至清愈盛。而且许多文人都爱书成癖,如闽
县徐火勃认为“可无衣,可无食,不可无书”;光泽的何长诏家中起火,宁顾藏书数千卷,而不惜长物。这
种嗜书之人在福建可以举例很多。正是这样的一批藏书家撑起了福建私人藏书的一片天空,使清代福建私人
藏书达到了鼎盛。
    三、清代福建私人藏书的特色
    福建私人藏书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藏书家收藏丰富,数量多且质量高,藏书多善本、旧刻。仅清代,福建私人藏书万卷以上就有30余家,
如黄虞稷的“千顷斋”藏书八万余卷,陈征芝的“带经堂”藏书八万余卷,陈寿祺的“小嫏嬛馆”藏书八万
余卷,郭伯苍的“沁泉山馆”藏书六万卷;藏书在十万卷以上的有十余家,如杨浚的“冠悔堂”藏书达十万
余卷,陈宝琛的“沧趣楼”达十万卷。同时藏书家的藏书多有地方特色,如陈寿祺的“小嫏嬛馆”多藏闽都
方志,秘本居多,珍藏善本为闽中藏书家所未有;郭伯苍六万卷藏书多闽中文献;叶大庄的“小玲珑阁”多
藏明代福建麻沙本;对萧梦松的“名山草堂”的藏书,许旭在所著的《闽中纪略》中说:“偶见萧御史家所
藏书目,厚六七寸,内多未有睹,大抵闽中之书也”。黄宗汉“一六渊海”藏书万卷,其中多孤本、善本,
尤以大部书居多;许贞干的“味青斋”藏书万卷,且多秘本,他收藏的旧抄本明张萱撰《西园见闻录》一书,
当属海内孤本,共六十册,十分珍贵。
    清代藏书楼与藏书室、斋数量多,藏书大户并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近百座的藏书楼与藏书室、
斋。如清初黄虞稷的“千顷斋”、林佶的“朴学斋”、萧梦松的“名山草堂”、李馥的“居敬堂”等称盛一
时;清中叶藏书楼更是发展到顶峰,如郑杰的“注韩居”、梁章钜的“退庵”、“黄楼”、陈云章的“清远
楼”、高明远的“环翠楼”、陈若霖的“居敬堂”、陈征芝的“带经堂”、林则徐的“七十二峰楼”、陈庆
镛的“籀经堂”等等。甚至出现了一个藏书家有多个藏书处,如李彦章藏书处曰“榕园”、“吉祥馆”,梁
章钜有“黄楼”、“东园”、“北东园”、“亦东园”等5座藏书楼,伊秉绶有“留春草堂”、“白鱼山房”、
“秋水园”、“春及草堂”等,郭伯苍的藏书室名颇多,有“红雨山房”、“补蕉山馆”、“鄂跗草堂”、
“三峰草庐”、“葭柎草堂”、“秋翠院”、“沁泉山馆”等7处。到了清末,虽然藏书楼渐渐衰落,但仍有
龚易图的“大通楼”、陈宝琛的“沧趣楼”等藏书楼,“南沧趣北大通”名盛于时。
    藏书家中多学问家,藏书家的学术研究十分活跃,如校勘、著述、辑佚、编藏书目录等,学术成就斐然。
藏书家积极利用藏书进行校勘。如长乐的谢章铤勤于校书,约有两百多种,经点校的书都有“赌棋山庄校本
印记”、“枚如手校”、“枚如读过”的印记。侯官的沈觐平浏览群书,每卷必经勘点,丹铅之迹斑驳其间。
闽县孟超然,家藏书中丹铅殆遍,其所见疑写于纸尾眉间等。藏书家利用藏书而著述的很多,这一特点很突
出,也从侧面反映了福建藏书家多文人学者。如郭伯苍利用藏书著有《乌石山志》、《竹间十日话》、《全
闽明诗传》等十余种著作;安溪的李光地学问渊博,著述丰富,主编《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经籍,
除此之外,凡诸子百家及星日命卜均有著述,近60种;长乐的梁章钜喜作笔记小说,又能诗善书,计有《归
田琐纪》、《退庵笔记》、《楹联丛话》等70余种;为清代各省督抚中著述最多者。同时一些藏书家还自编
藏书书目,以泽后世,如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陈树杓的《带经堂书目》五卷,郑杰《注韩居
书目》四卷等。还有一些藏书家刊刻古籍,如郑杰、张祥云、陈棨仁等,他们为保存文化典籍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这些显示出福建藏书家既是著述家,又是校勘家、刻书家、版本家,具有多重身份。
    福建私人藏书多具有家族性质,世代相传,不断积累。不仅是子承父业,而且夫妇、兄弟共藏之家普遍,
藏世家举不胜举。如侯官郑廷莅、郑杰父子藏书,侯官萧震、萧梦松父子藏书,侯官李彦彬、李彦章兄弟藏
书等。甚至家族中几代相传,如伊为皋、伊朝栋、伊秉绶三代藏书,陈若霖、陈承裘、陈宝琛三代藏书,叶
观国、叶申蔼、叶仪昌、叶滋森、叶大庄五代叶氏藏书最有典型意义。
    福建私人藏书家收藏图书与刊刻图书相结合,图书的编辑出版被藏书家们视为己任而又乐于实践的善事,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私人刻书家或图书刊版的倡导者。藏书家们或自己出资,利用家藏甚至于他人所藏刊刻
图书,是当时私人刻书的主流。他们保存和传播了古代文献,特别是福建古代文献,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
化遗产。如晋江藏书家张祥云刊行的古籍有宋包拯的《包孝肃奏议》十卷,元余阙的《青阳山房集》五卷,
明周玺的《垂光集》未分卷等等,这些书在当时有的漫漶难读,有的版已无存,有的求之不易,如果没有张
氏的刊刻,恐怕这些古籍早就湮没无闻了;侯官的郑杰,辑有《国朝全闽诗录初集二十一卷》、《全闽明诗
传五十五卷》、《闽诗录》四十卷等书,郑杰将所辑录的这些书籍自付银两刊行,这对于一个“布衣”家庭
来说,可谓是不易之事。藏书家们的刻书活动不仅为福建文化及学术流布和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推
动了编辑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功在千秋。
    藏书家注重藏书开放,服务社会。明以前也有藏书家主张把家藏对外开放,让他人借阅,但人数很少,
开放程度也极其有限。而清代福建藏书楼中,更多的是“开放式”的,不把藏书视为古董,束之高阁,而是
尽可能让藏书发挥作用。尤其是清末的藏书家中,注重将藏书向外开放、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以
至于形成一种思想和风尚。例如,清初的黄虞稷提出了公开流通藏书的主张,其《古欢社约》中虽然只提到
藏书家之间应互相公开藏书、互通有无,但这已是此前所鲜见的了。清末的梁章钜没有封闭密藏,提倡对外
借阅,认为以书借人,是“推己之余,益人之不足”,“其功似更大于通财” ;郑杰始终认为藏书应该让
大家阅读,让更多的人学到知识,不管是谁向他借书,他都尽量满足。长乐清代著名的医学家陈修园早年与
郑杰有深交,他曾说每次向郑杰借书,“未尝不倒庋相付也”。
    清代福建藏书数量虽多,但多散佚,后人难以窥其真正面貌,令人心痛。究其原因,或后人不能守,或
散失或变卖,或火毁,或捐献。
    其一,后人不能守其家传藏书,藏书尽散佚,是福建藏书遭受的最大厄运。如陈征芝藏书,其后尽散出,
陆心源来闽遍访其书,仅得3本,其余皆不可得;“名山草堂”藏书于萧梦松逝世后散失民间,其中手校本、
手批本落入福州书商之手,大多藏书为林佶儿子林正青所得,江苏著名藏书家潘祖荫也收不少;张祥云所藏
藏书多散福州等地,其中善本多为蒋凤藻所得;叶氏家道中落,叶大庄的藏书大部分被典当或被卖掉,落入
福州宫巷书肆,闽中一代著名的藏书楼就这样消失了,福建私人藏书很多都是这样的结局。
    其二,毁于战乱兵燹或意外之火。侯官的郭名昌视书如命,无论全本与残本均兼收并蓄,于黄巷二楼藏
书,聚书至20橱,1886年全部毁于兵火;永福(今永泰)的郑汝霖好收求古书,其“万鉴堂”、“铁倚楼”
所藏富于一邑,至晚年藏书尽毁于火;闽县的林寿图筑“欧斋”藏书,其间多善本,1891年藏书毁于火灾,
存者不及其一。
    其三,私人藏书捐献给图书馆。这也是私人藏书最好的归宿。陈宝琛多感于善藏书者不藏书于家而藏书
于图书馆,首开福建私人藏书捐献给图书馆的先例,晚年将所藏赠与乌山图书馆和福建协和大学。龚易图后
人多将“大通楼”藏书献于福建省图书馆。郭柏苍“沁泉山馆”的部分藏书现在藏于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善
本库。
    四、小结
    福建自宋代以来,藏书家就层出不穷,许多藏书家的藏书在全国的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
对保存,传播,承递和发展祖国文化、典籍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有非凡建树。对
清代福建藏书家的研究,对于福建的文化史、图书事业史、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乃至于整个福建的学术史的研
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清)陈寿祺等修纂.重纂福建通志.清同治十年(1871年)重刊本[M].台北:华文书局,1968.
2 (清)龚显曾著.亦园胜牍[M].清抄本.
3 郑伟章,李万健撰.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排印本,1986.
4 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M].清光绪廿二年广雅书局刊本.1923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5 (清)陈寿祺等修纂.重纂福建通志.清同治十年(1871年)重刊本[M].台北:华文书局,1968.
6(清)梁章钜撰.退庵笔记卷十一.家戒[M].
    方  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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