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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长英、黄兆郸编著的《福建藏书家传略》，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介绍福建历代藏书家的专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福建藏书家的生平活动、学术思想、藏书事迹、藏书思想和成就，以及藏书数量、藏书楼、藏书章、藏书的传承与流散等情况，另外也介绍他们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以及其他著述方面的成就。全书共收集400多位藏书家，并详细介绍35位重要藏书家，这其中，有三位福建藏书家跟温州关系密切。他们是清代的梁章钜、现代的郑振铎、当代的黄世中。
梁章钜（1775—1849），曾任清两江总督，生于福建，卒于温州。据《温州市志》记载，1847年，梁章钜的第三个儿子梁恭辰任温州知府，迎接72岁的他来温州居住，并在府署建戏彩亭，传为佳话。梁章钜在温州住了三年，随处题咏，写下不少有关温州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诗文，其名作《浪迹丛谈》系列，涉及温州诗文就有一百余篇，计十多万字，另外还有《雁荡诗话》两卷等。
郑振铎（1898—1958），祖籍福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清末，其祖父郑允屏在温州担任盐官时，举家迁居温州，郑振铎因此出生于温州市区乘凉桥。八九岁时，郑振铎在城隍潭的一家私塾读书，与日后的词学专家夏承焘结为要好同学，十二三岁时，母亲又把他送进三官殿巷的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即今温州广场路小学）读书，后来考进浙江省第十中学（即今温州中学），在温州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我市学者、藏书家黄世中1939年出生于福建惠安县大前黄（今泉州市前黄镇），后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温州，从此，其藏书活动跟温州密不可分。黄世中现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曾兼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山水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研究员、中华全国姓氏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版摘选刊登由王长英撰写的三位藏书家事略，以飨读者。
梁章钜：十万藏书不吝外借
梁章钜的藏书楼“黄楼”
梁章钜，字闳中，又字苣林、芷林、苣邻，晚自号退庵，福建长乐人。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生于福州，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于温州，终年75岁。梁章钜一生为官从政数十年，有政治抱负，力行“经世致用”之学，造福于民，政绩颇佳。同时，他善读书，精藏书，勤著书，好刻书，为保存我国的文化典籍、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章钜是清代著名的著述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与当时福州著名的藏书家陈寿祺齐名闽中。名士施鸿保在其所著《闽杂记·闽中藏书家》中写道：“闽中藏书家最著称者，……近时若梁苣林(章钜)中丞、陈恭甫(寿祺)太史，……所藏皆十余万卷，真可羡也。”梁章钜的藏书不只限于图书典籍，还应包括金石书画。这也成为他藏书的特色之一。
梁一生嗜书成癖，藏书数量闳富，主要来源有三：一是他出身于“书香世业”之家，其叔父是进士，也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祖传藏书是他藏书的基础。二是主要来自为官任上所得和书肆上购买的。在每一任上，他无不乘隙探访书情，访名家、逛书市，广为搜集。他在《为逢儿题载书图卷子》诗注中云：“余性喜购书，宦游江南所得愈多”，每到一地，“犹勤发箧，网罗文献。”三是勤刻书，以所刻书馈赠同僚名士、耆旧新朋，自然得到各方回赠或相赠。自刻书加上相赠书，数量相当可观。他所刻梓的书，有60余种，其中大部分是自己著述的书，如《退庵随笔》《吴中唱和集》《文选旁证》《古格言》《巧对录》等；有替亲友编梓的遗作，如《密斋诗存》《西霞文钞》等。
梁章钜所藏图书的门类十分齐全，大至诸子百家、山经地志，小至墓碣家乘，地方文献，几乎涵盖经史子集、人物艺文、图书目录、金石书画诸门类。为了藏书事业，耗去了他俸禄的大部分。可以说，他的一生心血和大部分财富，都凝聚在他的10余万卷藏书上。
同所有藏书家一样，梁章钜在网罗大量图书的同时，特别重视图书的精心保存，设有理想的藏书处所：“黄楼”一“东园”和“北东园”、“亦东园”等。梁章钜一生的最后三年是在杭州、温州度过的，这段时间他虽随三子恭辰生活，但也设有专门的藏书、治学之处，曰“亦东园”。
梁章钜对自己苦心收藏的图书十分珍爱，但却没有把它封闭秘藏，而是提倡对外借阅，认为以书借人，是“推己之有余，益人之不足”，“其功似更大于通财”。他在主张家藏图书外借的同时，提出三点保护图书的措施：一是择人而借，提出要把书借给那些懂得以书为宝的人。二是勿使污损，只有这样，藏书者才会“不厌其求”。三是见损即补，要求借阅者一发现图书有损坏，就要及时修补。
在“黄楼”一“东园”邻居，有一闻名闽中的“小嫏嬛馆”，那是著名藏书家陈寿祺的藏书楼。陈氏的图书禁止出借。两楼相望，一边门庭若市，来者不拒，还以茶水相待，包括陈寿祺也成为“黄楼”常客；一边“扁钥甚严，不能借读”，人们只能望楼兴叹。两楼一热一冷，对照鲜明，其社会价值自有众评。
郑振铎：一生与书结缘
郑振铎为福建长乐人，生长于浙江温州，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文学史学家，藏书家，考古学家等。其一生在文学创作、美术、戏剧、考古、金石、方志、文献学、民俗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郑振铎终生与书密切相系，他从青少年时的嗜书、读书、抄书、寻书、访书、淘书、编书，到青壮年时的著书、译书、教书、购书、藏书、救书、护书、研究书、献书等等。总而言之，其一生都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振铎第一次收集线装古书是在20岁之时。那年夏天，他从温州到上海的外祖父家玩。一天，在四马路(今福州路)逛旧书肆时，他发现了一部小字石印本的《九通》，见一大堆的书只卖2元钱，于是立即买下这部书。但从四马路到其外祖父家的路程还很远，要把这一大堆书搬回去，委实费了不小的劲。虽然搬书很累，但他心里觉得饱满，觉得痛快极了。
他开始大量收藏图书是工作以后的事，在上海时，他对搜寻有价值的图籍非常痴迷，常邀叶圣陶等人去四马路中段的旧书铺集中的地方去淘书。叶圣陶曾这样描述郑振铎：“看他兴冲冲地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什么抄本什么刻本，‘非常之好’，‘好得弗得了’，我受他的感染，也就跟着他高兴起来。”“振铎讲究版本，好像跟一般藏书家又不尽相同。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藏书家注重图版的较少，振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就书的类别而言，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作宝贝。宝贝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往往在书铺里翻了一通。结果一无所得”，由此可见其淘书之不易，但郑振铎却乐此不疲。他说：“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郑振铎早在1932年时就积聚了100多箱图书，共有2万余册。他以一人之力编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这部巨著，他还用自己的藏书，主编过不少其他的书。1932年1月18日，日寇占领了他的住处，书箱被刀斧砍开不少，其中的弹词、宝卷、鼓词及各地的小唱本等均丧失无余，损失不小。其余剩下的书经整理后，寄存于开明书店图书馆，“8·13”战事起后不久，开明书店图书馆毁于日寇的战火，郑振铎的1万余册书也全部被毁。这些被毁书，有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还有他在欧洲收集到的图书以及数部清人的手稿等不曾刊行的书。为此，郑振铎感到万分的惋惜与沉痛，并对穷凶极恶的日寇反人类文明的暴行，表示极大的切齿与痛恨。
郑振铎后来又不断搜集图书，共有近10万册，其藏书的数量与质量俱佳，这在现代藏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郑振铎为自己的书室取名有“幽芳阁”“纫秋山馆”等，其藏书印章不少，有“长乐郑氏藏书之印”、“纫秋居士”、“不薄今人爱古人”等。后来这些藏书与手稿、日记，以及书橱、书箱，由其家人据其生前遗愿，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黄世中的“与石居书屋”
大学毕业后，黄世中被分配到温州的第一天就到温州府前街4号的古旧书店购书。当时旧书店经理叫冯国栋，是一位版本学家，后来因为经常购书他们成忘年交。他从冯经理处购藏了许多清代木刻本书。黄先生的藏书，并不限于浙江省。除了温州、杭州外，他常到上海、北京采购图书。“文化大革命”中期，古旧书店开张，他曾取道杭州水漾桥古旧书店，再到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古旧书店，上海淮海中路的古旧书店，然后至苏州观前街古籍书店，直至北京琉璃厂东街的中国书店。他背了一个网袋，所到之处，只要自己认为有用之书，即“一网打尽”，绝不吝惜几个钱。网袋装满了，即至邮局挂号寄回温州家中；时常是钱买光了，让家里电汇，再买，再寄。
喜欢藏书的人都知道，尽管图书馆能借到书，总不如自己的书可以点点画画。黄先生说：“读书时重要的地方要画各种符号，有时还要批上几字，图书馆的书不能这样做。”但是，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对他寻书、购书、藏书帮助很大。温州市图书馆前馆长梅冷生先生赠送他许多善本书目，他就“按图索骥”，或借抄，或借来复印；若经济许可，也适当买一些比较昂贵的古籍。
黄先生认为，藏书对他帮助很大。他说自己在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开过《中国文学史》《唐宋诗词研究》《古代文论》《唐诗与道教》《李商隐研究》《易儒道佛与传统思想文化》等等课程，出版论著18种，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从不曾向学校图书馆借阅过一本书；所需之书，家中“与石居书屋”皆可寻到，节省了许多时间。可见其购书、藏书，非藏书家之藏书，实学者之藏书。
1995年3月，黄先生被评为“温州藏书第一家”，当时与石居书屋藏图书已达17000多种；现在已经达到27000多种。其中有明汲古阁原刊《十七史》，有康熙初刻本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乾隆时刻本姚培谦《李义山诗集》、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嘉庆刻本冯浩《玉谿生诗详注》，以及同治三色辑评《李义山诗集》（黑色朱彝尊评，朱红色何义门评，蓝色纪晓岚评）两部。数种李义山集，天头皆有前人点评笺释之文字，洵为“镇家”之宝籍。另有许多清代刻本，如前面提到的《义门读书记》，以及嘉庆刻本《尔雅注疏》《曝书亭集笺注》《曝书亭词注》等等，均为今日难得之善本。民国版也有许多好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这几种今日或已重刊，但初印本仍不易得。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书籍在五分之四以上，只要是需要之书，皆倾囊以购。此外《金瓶梅》、《红楼梦》及其研究的各种书籍，品种齐全，藏量丰富；自然，大多为解放后影印及排印本。
黄先生一直工作到2005年才正式退休，而仍返聘给研究生开《易儒道佛与国学研究》课程，并常为温州市图书馆及中学校长、教师开设文史讲座，继续活跃在温州的学术讲坛。黄先生是全国唐诗研究的知名学者，有时还走出国门，赴外讲学，但大多数时间仍栖居于与石居书屋，潜心研究学问。2008年，黄先生移居美国（两个女儿均在美国定居，年老须要照看），仍继续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
“与石居书屋”坐落在温州市南浦水滨，黄先生退休后的读书生涯，亦井然有序。晨六时起，即坐拥书屋，有闲章一枚云：“生涯只在一屋书。”晚上，若有月光，则于窗前读诗；月斜，则读《易》，享受与感悟人生。他对于退休生活很满足，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地说：“不意未耄即有此境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