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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州藏书家 刘大治 藏书是人类为了阅读、鉴赏、校勘、研究和利用图书典籍而进行的对图书的收集、典藏和整理的一种文化活动。 “藏书”这个术语，我国出现于战国末年。如《庄子·天通》“孔子西藏书于周室”、《韩非子·显学》“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等都是例证。 古代中国的藏书系统大致可分为公藏和私藏两大部分。其中公藏包括皇家藏书、中央官府藏书和地方官府藏书；私藏指的是私家藏书。此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书院和寺观藏书。 据《韩非子·三难》等记载，我国民间于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收藏诸子百家著作的人。孔子、老子都是中国最早的藏书家。 西汉以来，中国的藏书事业有了发展。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公、私藏书的活动渐次活跃。至隋唐五代，刻版印刷术的问世，加快了文化的传播。据《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载，唐代福建莆田人林披就是一位图书收藏家。 见诸记载的福州地区最早的藏书家是林肃。林肃，闽县（今福州市）人。《唐诗纪事》载：“肃为闽府大将，性乐善，尤好聚书。”其次是五代人林鼎。林鼎，字奂文，闽县人。《吴越春秋》云：“鼎性谠正而强记，能书欧（阳询）、虞（世南）法。比及中年，夜读书必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篇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宋元以还，福州藏书家不断增加。到清代，私家藏书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一 清代福州私家藏书的发展 清代，继承了明代丰富的私家藏书遗产和遗风，诸如父子相传、故家衰落及新家的兴起，而统治者又实行了一些笼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福州便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藏书家，而且是一些收藏丰富、收藏质量很高的藏书家。藏书达十万卷以上的有：陈梦雷、林佶、李馥、何述善、郑杰、何蔚然、李大玢、陈宝琛和林琼蕤等九家。藏书达万卷以上的有：徐延寿、萧梦松、郑方坤、叶观国、孟超然、陈寿祺、梁章钜、吕璜、林振棨、李彦彬、李彦章、陈征芝、刘家镇、何则贤、郭柏苍、谢章铤、龚易图、杨浚、许贞幹、李作梅、陈崧生和王寿昌等三十二家。尤其是出现了一些世代藏书门第。他们累代相传，愈积愈多，而且收藏的质量也愈高。如徐火勃、徐延寿父子，萧震、萧梦松父子，叶观国、叶申蔼、叶大庄祖孙，郑廷莅、郑杰父子，龚景瀚、龚易图祖孙，何蔚然、何治运父子，陈若霖、陈承裘、陈宝琛祖孙，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以及李彦彬、李彦章兄弟等等。其中，不少是很有名气的藏书家。如施鸿保说：“闽中藏书家最著者，国朝林鹿原（佶）中书、李鹿山（馥）中丞、何述善上舍、郑昌英（杰）秀才，闻所藏皆十余万卷，真可羡也。”（《闽杂记·闽小记》） 清代福州地区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
福州多藏书家，这是由于福州人奋发向上，多以仕进为业的缘故，故早有“福州出秀才”的说法。从前表所列的福州五十三名藏书家来看，除了秀才、贡生、布衣和科第不详者十九人之外，其中有二十三名进士、十名举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藏书家多了，读书人必然也多；反过来读书人多了，藏书人就会更多，从中涌现出的藏书家也就不会少。 福建自五代迄清初延续了七百余年的刻书业，造就了福州地区一批颇有名气的藏书世家。他们“无问册帙美恶，惟欲搜奇索隐，得见古人一言一论之秘，以广心胸未识未闻，至于梦寐嗜好、远近访求，自经书子史、百家九流、诗人传记、稗野杂著、二氏经典，靡不兼收。故常景耽书，每见新异之典，不论价之贵贱，以必得为期，其好亦专矣。故积书充栋，类聚分门，时乎开凿摊几，俾长日更，沉潜玩索。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对快母，何乐可胜？古云开卷有益，岂欺我哉！不学无术，深可耻也”（《清代科举考试述略》）。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仕宦流寓、避乱远游，结识了江、浙等藏书大省的许多名家，使他们学识大增，在藏书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实践与交流使福州地区的士人逐渐形成了浓厚的藏书风气；而且推动了藏书家们在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开展研究，并有所建树，有的形成了自己的著述理论，成为著述家。 二 福州藏书家的学术成就 清代学者重经学。论著述家的标准，他们往往也把经学摆在首位。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附录的《清代著述诸家姓名录略》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辞章者，其辞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书目答问》中对著述家人数还作了分省统计，其中福建经学家二人，史学家一人，理学家二人，小学家二人，文选家一人。这些人都集中于福州，并且都是藏书家。当然，福州藏书家中，也不乏校勘学和金石学家；但绝大多数都可称为著述家，而且几乎都是知识渊博的著述家。他们多有论著传世，学术研究相当活跃。在诸多领域硕果累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徐火勃、龚易图和陈宝琛三人。 明末清初的徐火勃，喜欢收藏明代的艺文类书籍，多善本、孤本。他主张“传播为藏”，因此，他总是高兴地接待来看书的人。徐火勃认为，借书于人对自己有三大好处：一是帮人寻查内容，自己也能随时记下，且经久不忘；二是读者翻阅自己久久未动之书，有利于防止虫害；三是因给读者查找图书，可趁机整理图书，防止懒惰。这种“传播为藏”的思想改变了那种“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和“解借书，不解还书”的做法，对私家藏书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绛云楼书目·题解》） 第二位是龚易图。他一生收藏五万余卷图书，后期从乌石山的双骖园，城东南的芙蓉别岛、武陵园移藏到北后街的环碧池馆（今西湖宾馆）内，建造了大通楼，额题“五万卷藏书楹”，并自撰楹联曰“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表明了他藏书致用的开明思想。 龚易图极其珍爱图书，管理甚严。大通楼内还订有阅览规程：“无论家中子弟、戚友外人，如有校钞检诵，不过只许在楹阅览，不得任意挪动，防致散佚，法至善也。”（《大通楼藏书目录·跋》）他的大通楼在当时已初步具备了后世公共图书馆的性质。 在晚清福州藏书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陈宝琛。陈宝琛的家庭是福州著名的藏书世家，他在家乡螺洲镇筑有赐书、沧趣、还读、北望和晞楼等五座藏书楼，人称“陈氏五楼”。陈宝琛还是第一位将私藏图书大量捐赠给公共图书馆的人。民国十八年（1929），私立福建学院在福州成立，他当即捐赠了各种专业和通用书籍三万余册；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学院图书馆落成，他应邀为之命名“乌山图书馆”。他还带动福州其他藏书家捐赠大批图书，使馆藏量达到五万余册。后来，他又应福州协和大学（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请，让售三万余册珍贵图书，协大专为他所捐、售的图书开设了“陈氏书库”，妥善保存。 与上述三位不同，陈寿祺的藏书却是秘不示人的。他的小琅嬛馆藏有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共八万余卷。但由于他对藏书及其珍爱，一般不示外人；而允许他人出入浏览的只是小琅嬛馆边的藏版室。陈寿祺《口占》诗云：“不读楞严礼五辰，缥缃充栋可安身。买来万本皆清俸，不许儿孙更借人。”就是他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但后期向鳌峰书院学子开放借阅。 作为藏书家，他们的爱好、兴趣和追求，往往就是校勘终日，丹黄满纸，并从中得到无限的乐趣和高尚的精神享受。清康熙年间林佶任内阁中书，负责《诗经传说》分纂，并汇纂《子史菁华》。他利用内廷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曾参阅数百种古籍，对这两部书进行校勘；还帮助大学问家徐乾学校刻《通志堂经解》，协助朱彝尊编选《明诗综》。郭柏苍常与好友刘永松共同论学，潜心考证，合作编纂了《乌石山志》。他还主持校刻晚唐诗人周朴的诗文集、明代福建著名诗人蓝仁、篮智的《二篮集》及《洪永十才子诗话》、《傅汝舟高濲合集》、《全闽明诗传》等十余种福建地方文献。谢章铤不但收藏图书成就显著，校勘图书也极勤奋。陈宝琛说他“日手一帙，危坐丹黄”。他青年时期即从事古籍校勘，家贫故常借用其他藏书家的善本来勘正；如遇名家批校本，更是一一过录。天明即起，月上始罢，夜则点灯再校，乐此不疲。他一生共校勘二百多种书籍。在他八十岁时还校勘《说文解字系传》八册。 在辑佚学方面，清代福州藏书家的成就也很突出。其中首推陈寿祺。作为一位经学家，他不但藏书宏富精善，而且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造诣颇深，成就辉煌。陈寿祺还特别擅长辑佚古籍。他一生辑佚之书颇多，且大半为乡先贤之遗著。在进行校勘、辨伪后，汇编而刊行之。陈寿祺还认为，黄道周的遗著散见而未刊行者尚多，如《经解九种》、《榕坛问业》等书，于是他便搜集黄道周的遗文、遗集，积十余年之功，购得《易本象》、《邺山讲义》、《骈枝别集》、《大涤函书》等，汇成全集六十六卷，并为之重理目录，附订年谱，并得到总督孙尔准的支持，筹资刊印。陈寿祺晚年认为《福建通志》旧志多误，请求重加修纂。在征得督抚同意后，他采访故实，搜集文献，并为之总纂成书。 另一位大藏书家郑杰在辑佚学上也有很大成绩。他出身布衣，承其父郑廷莅嗜好书籍的家风，在收藏之余重视对乡邦文献的辑录和整理工作，举凡闽人之碑碣题咏、诗文卷轴，他都时时留心。他将历年收集到的清代闽人诗文上万篇，分门别类地辑成《国朝全闽诗录》初集二十一卷、《全闽明诗传》五十五卷及《闽诗录》四卷（后由陈衍增辑校刻）等书，并对作者和诗文进行考证，录存闽人逸事甚多，是目前辑录自唐至清福建历代诗人诗作最齐全的一部书。郑杰还用心考证、搜集各种碑刻，辑成《闽中遗碑考二种》，这是研究残唐五代福建历史的重要文献；又辑录、刊印了明末清初大藏书家徐火勃的《红雨楼题跋》二卷。 清代福州藏书家在书目、书志、题跋的编写上也都很有成绩。他们在总结和继承前代目录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发展，使中国古典目录学更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如著者项不仅记其姓名，还记其籍贯、官职和简略生平；版本项不仅记其刊刻时间，还记其系宋版、元版，或抄本、稿本，甚至还详列其行款、字数、边栏、鱼尾和纸墨装订种类、装订形式。所叙所录不仅详其内容得失，学术源流，价值特点，甚而考证辩误，附录序跋、印章与收藏、流传等诸种情况。另一种则发展到论人记事，兼记心得和购求经过等等。这类书目多用于著录宋元旧椠，或明清精抄的珍善本；在名称上又往往称作藏书志、藏书记、读书记、题跋，或X X考等，故也可说是近现代书话的滥觞。 清代福州藏书家编撰私家藏书目录简表
三 清代福州藏书家所藏典籍的搜聚 清代，福州藏书家们在搜集、购求图书的过程中多是历尽各种困难的。他们或竭尽心力搜求原本，或旷日持久地等待补全残缺，或采用抄写、复制的手段日积月累地使藏书逐渐丰富起来。徐火勃在《红雨楼藏书目·叙》中说：“予少也贱，性喜博览……既长，稍费编摩，始知访辑，然室如悬馨，又不能力举群有也。会壬辰（明万历二十年，1592）、乙未（万历二十三年，1595）、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为吴越之游，庚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又有书林之役，乃撮其要者购之，因其未备者补之；更有罕睹难得之书，或即类以求，或因人而乞，或有朋旧见贻，或借故家抄录。积之十年，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储，可盈五万三千余卷。”经过徐火勃数十年积累，藏书日增月益，到他晚年，数量已达七万余卷。他常说“田宅易得，美书难逢”，因此每遇见好书，总要费尽心思弄到手。他收藏的《何氏语林》一书，是经过近二十年的苦苦寻访才配齐的；他的《艺文类聚》初买时缺了四册，为此他始终耿耿于怀。数年之后，一天他无意中在一家小书铺里发现了他所缺的四册中的三册，是被书商当做废纸卖的。他欣喜欲狂，赶紧买下补入了家藏，但还是少了一册七卷。直到几年后，他才从一位朋友处补全了它。为此，他兴奋得连夜将这些书重加装订，收入箧中，并且一连几个晚上在灯下玩赏这部书，高兴得睡不着觉。 李馥的足迹遍及京华、浙、皖及四川，所至便罄其所有用于购书。他在浙江任上，更是用心搜求，一时江浙善本多归其箧中。其所收藏有精抄宋嘉定十四年（1221）许兴乔刻本《复斋易说》六卷、明内府刻本《书传十全》十卷（《图》一卷）、明刻本《东莱先生音注唐鉴》二十四卷、明万历刻《少林棍法阐宗》三卷（《耕余剩技》二卷）、明刻《陶靖节集注》十卷等。晚年他家道清贫，但仍执意不肯卖掉藏书。 林佶自幼有爱书之癖。他一生仕途坦荡，故早年“收藏天下奇书”的志向遂能如愿。他又以书法闻名。求字者知其爱书，多以好书作润笔。金元本《礼记》便是他代人写字而获得的。经他苦心经营，收得徐火勃的几乎全部旧藏。为了访求善本，林佶几乎倾其所有；晚年，他收藏的善本已达千余种，历代名抄珍刻难以计数。 郑杰收藏图籍也是不遗余力的。他终身布衣，仅靠一点田产度日。他所收藏的宋、元、明善本，多是节衣缩食购买的。一次，他见到一部元初刻本《揭曼硕诗》三卷爱不释手，但终因售价太昂而无力买下，为此耿耿于怀。几年后，他打听到这部书还在当年那个书商手中时，便鼓动好友刘永树讨价还价后买回，再向刘借抄了副本留下。他躺在床上一口气将书读完，兴奋无比。经过数十年辛勤收集，郑杰已是“堂前书画轴，二朱媲徐熙。堆床金石册，商铭斯邈碑。东西座胪列，周秦汉尊彝”。其所收集的书、画有十余万卷，按四部分类，装满二十橱。 郭柏苍出身于福州城内的书香门第，兄弟五人先后中举，有“五子登科”之誉。他“不慕禄仕，殚心有用之学”，孜孜不倦地抄录各藏书家的珍本、秘本，广泛收购各种图籍。数十年间，他经常穿梭于福州的大街小巷，访求古籍。每见新异之书，不论价之贵贱，皆期必得。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均是闽藏书名家。他们勤于搜集福建方志和其他地方文献。陈寿祺担任《福建通志》总纂时曾行文各府县，“凡献未刊之书者，辄倍值酬之”，因而收集许多藏书家所未有的秘本。据《陈朴园藏书目录》（即“小琅嬛馆”藏书目录）载，他们共有三十三箱书籍、字画；书一千七百八十种，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二册，另有字画计二十三种。所藏多闽中方志，且多秘本及珍、善本，为闽中藏书家所未有者。 谢章铤十一岁时就迷上藏书，一次，他偶然从邻居的箩筐中得到他的曾祖谢世南所著的《蒙斋讲义》残抄本一册，为此他就到处搜讨先曾祖著作，也开始搜集其他古书。中年时，他遍历各地，足迹所至，均专心收购古书。他还采取互相赠送的方法与亲朋故旧、同年知友交换。举凡前辈乡贤著作的稿本、旧抄本以及有价值的抄本，他都不惜重金求购。 龚易图十一岁时便能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选购图书。他一生致力于搜访购求，遇有好书不惜重金购买；有时手头拮据则设法借抄、借校。他先后得到福州藏书家林轩开、郑杰、何治运、何则贤、刘家镇以及浙江海宁藏书家陈鳣的部分善本。 陈宝琛家族世代书香，藏书极富。其曾祖陈若霖雅好收藏古今金石、书画，藏书达五万卷之巨。其父陈承裘，收书更胜其祖。陈宝琛入仕后供职京师武英殿、国史馆，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珍贵古籍；平时听说谁家有古籍、善本，必想方设法弄到。一次，他听说同乡晚辈陈衍藏有明末徐火勃的《笔精》稿本二册，便三次登门求陈衍让售给他，终如愿以偿。亲朋好友及僚属知他爱书，便都以好书贺寿；书商知其爱书，也常以善本荐售。经他数十年辛勤搜罗，藏书已达十余万卷。 清代，福州藏书家也同其他地区一样，喜欢抄录自己所喜欢和缺藏的好书且逐渐形成风气，并将抄录视为增加家藏的重要手段之一；收藏名人精抄或名楼抄本，也成为藏书家的一种追求。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谢章铤。谢章铤的十四祖谢旋淛是福州著名的藏书家和抄书家，他曾抄录大量内府秘本，人称“谢抄”。清人叶昌炽有诗“十指如椎冻不信，清霜初下写书频”来称颂他的爱书和不辞艰辛的抄书精神。谢章铤继承先祖爱书、爱读书的习惯，而且也喜欢抄书。他认为抄书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它不但可以获得自己所喜欢的书籍，而且通过抄书既保存了许多先代几近亡佚的文献，又使自己获得了知识。因此，不论他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有价值的、罕见的和自己喜欢的书，都静下心来抄录。他所抄的书字体秀丽工整，无一字潦草。据说他一生中共抄录了二百余种书。 总之，清代福州私家藏书和全国各地一样，形成鲜明的时代特色及浓厚的地域特征，即保存文献、收藏典籍的持久性；追求专藏，搜寻珍、秘本的长期性；抄校典籍、增益藏书的经常性。福州藏书家形成自己的收藏特色，并以此为基础，为藏书治学、编纂刻印、钩沉辑佚及推动文化学术发展和文化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 注释： ①徐火勃是明清之际人，他卒于清顺治二年，一般都以为明代人。他对清代福州的藏书家产生了承上启下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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