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禁书的收藏

《金瓶梅》书影

《醉春风》等书影

“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乐，这是过去读书人所流露的惬意之情。禁书者，禁毁之书也。它是一种在阶级社会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有时因政治原因而遭禁的书，时代变迁之后，残余者慢慢地还可以公开出版和传播；有的不过是书中部分内容犯忌而遭禁的书，对它修改删节后，也可能再度重新面世；也有的“禁书”禁与非禁，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是“禁书”，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可以公开的。但不管怎么说，禁书的最终命运，往往都是像著名学者黄裳先生在《谈禁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禁书者，无论是有着无上权威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动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正的读者的保护。”

如果溯本穷源的话，中国历史上禁书发端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了清代发展到极至。文字狱横行之时，不少株连者被处死，一大批著作成为禁书，“禁毁书目”成为一种当时通行的术语。清初刻本《新乐府》，是吴炎、潘圣樟的作品，这两人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人被杀头，书也跟着遭殃，书前的作者姓氏也被撕去了，这样的残迹在有意地提醒后来的读者，书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保存下来，黄裳先生慨叹道：“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见《榆下说书?谈禁书》）

禁毁书从产生之日起，历代的公私藏家都很重视他的收藏，因为一本书一但被“禁”，其损失即相当严重，因此藏书家们常常把禁书等同于“流传较少的书”来收藏，对待禁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通过正常的途径来收藏禁书，但不以猎奇、陶醉为唯一目的。当年著名藏书家周越然就收藏很多这样的书，光《金瓶梅》一书就有多种版本，他收藏禁书的目的在于研究，在于做学问，通过研究，写出许多颇有见地的好文章。

在现代著名藏书家中，有一个把自己藏书处所命名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一看书斋名称，不由得让人愕然。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难道他收藏的图书真的登不了大雅之堂吗？其实这正是藏书家的诙谐幽默之处。其所藏书之书在他的主人去世后，居然登上赫赫有名的北大图书馆的殿堂。这个人就是“南周北马”中的“北马”，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马廉。

马廉，字隅卿，别署平妖堂主人，浙江宁波人。他勤奋好学，自学成才。曾经执教于北平孔德学校，后任北京大学讲师。当时琉璃厂一带的书肆很多，一有空闲时间，他就往那里跑。淘书是他课余时间惟一的爱好。他摈弃一些人的博采杂收，而是专攻古代小说、戏曲、弹词和鼓词等，尤其是着力收藏清朝所禁行的淫词作品。如《迷史》、《催晓梦》、《花阵奇》、《牡丹奇缘》、《如意君传》等，都能在他的藏书中找到；被列为头号禁书的《金瓶梅》，他光收藏的明刻本就有多种。

马廉收藏这些图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己，二是惠人。前者是为了自己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后者是为了惠及朋友和同事。他和郑振铎、孙楷第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都得到过马廉的帮助。孙楷第为了完成《中国小说书目》的写作，于1929年“识马隅卿先生，尽读平妖堂藏书。”马廉调侃似的把自己的藏书室称为“不登大雅堂”，又因为收藏到明刻孤本《三遂平妖传》，而称其藏书室为“平妖堂”。

对于小说戏曲、弹词和打词等文学作品，旧时的正统派文人往往以为这些东西登不了大雅之堂，而不屑一顾的。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一些有战略眼光的藏书家所关注。郑振铎先生说：“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

三十年代初，马廉回到故乡宁波养病，在此期间，为抢救家乡珍贵文献做出了努力。一次，他和郑振铎、赵万里一起在宁波寻访到一部天一阁散出之本《录鬼簿》，这是一部研究元明戏曲史的重要文献，惊喜之余，和主人商量借回住处阅读。回到住处以后，马廉特意叫人在楼下装了一只大灯炮，三个人各抄一卷，结果整整用了一夜和一上午的时间，把这部书影抄而成，三个人合力为这部书增添了一个副本。生前他还撰写了一部《录鬼簿新校注》，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由北图书馆馆刊印行抽印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出版了铅印本。

马廉曾经购得京郊通州王氏所藏的几乎全部曲本图书，他认为是他藏书的精品。后来又经过多年的搜罗，慢慢地就形成规模了。据统计，马氏一生藏书共有九百二十八种，五千三百八十六册，主要分为词曲和小说两大类。他在搜罗图书中由于有眼力，不经意间也往往能有大的收获。有这样一件事被人们传为佳话。

一次，他无意中从宁波大酉山买了一包残书，回来以后才细细查看。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从中竟然从天一阁散出的明刻本《雨窗集》和《奇枕集》，经考证，是明洪梗编刻的短篇小说集《清平山学堂话本》中的一部分，当时他喜出望外，拿给郑振铎观赏。郑振铎一见，不由得称羡不已，催促他快一点印行问世。1934年5月，他把这两部书交由北平大业印书社影印，从而保存了话本十二篇，使在当时就非常罕见的书籍得以流传。

马廉去世后，其藏书尽售北京大学图书馆。据当时《浙江图书馆馆刊》报道：马廉“……生平于名著搜集极为努力，所藏关于国学名贵典籍，卷帙极多，而外间不经见小说及名剧之珍本，尤为国内外学者所珍视。”至今，作为马氏专藏，仍庋藏于北大图书馆。

在如何对待收藏禁书这个问题上，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藏书家必须采取这样几条原则：一是不扩散。禁书查禁之时，必然有其理由，藏书者虽然收藏，但一定把握住自己不向外扩散；二是慎外借。因为是禁毁之书，借阅出去弄不好会产生不良影响，如果遇到不讲信用的借阅者再复印、传抄，很可能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三是善保管。特别是对那些夹杂色情内容的禁书，不用说不向外扩散，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也要妥善保管好，保证其藏书总体的“清洁”，避免让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由于误读而危害身心健康。禁书可藏，但要得法。

有一点必须申明，对于那些思想内容反动，明目张胆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违禁书籍，或者是国家明令禁止发行、令其销毁的色情淫秽书刊，当在清除扫荡之列，必须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法令收缴、焚毁。这样的一些精神垃圾不仅没有任何一点收藏价值，而且会玷污藏书者的整个藏书，无形降低你的藏书品位，那种苍蝇逐臭式的藏书者，势必为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藏书家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