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圖編《藏書印選編》一
按理说，專家編出的專业图録，至少是能予人以裨益，使版本鉴定者有所核对之依据，可是令人十分失望。我总认为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应该是較好的，甚或是一流的，那是因为「國图」不仅仅拥有国内最好的图书資源，而且它的經費充足，更重要的是人才济济，各方面的專家都是不可多得的精英。但如果受到社会上急近功利的影响，再加上工作上的不敬业，那可就難說了。 赵万里和冀淑英先生編的《中国版刻图録》，实在是一部精品，直到今天，它选録的各种版本，以及著録方式，都是这五十年中最好的一部，尽管这十多年中又出了近十种大型图书館的善本图録，但都差之远矣。《图録》是一种模式，尤其是它的前言和每种书的说明，都说明了編輯者学术底蕴之高。 您如果把《图録》和《选編》放在一起，互相对照，那不是图録是什么？都有书影，有说明，有藏书印。只是《图録》的每种说明都具有学術水准，《选編》的每种书只是最简单的著録，且時有著録錯误和不准確之处。而最大的不同，仅是后者將藏书印作了释文，如此而已。可笑的是，編者却说《选编》的特点是「书影与藏书印完美地結合」。編者前言中所列举的九种《书影》，那一种不是有书影和藏书印的？过去的那些大家们之所以不会去编藏书印專著，那是他们限于条件，不可能收集那么多重要藏书家的印鉴，也就是「不能为」的。另一方面是他们收藏雖多，但都不会将「阿猫阿狗」或不相干的人和名家之印混在一起，去编一本《印鉴》的，所以那是万万「不可为」的。 讀國圖《藏書印選編》二
更妙的是编者任意將藏书印的范圍放大，有些并非藏书印，只是在書的扉頁（或书名頁）上所鈐之印，大多是书坊或私家在刷印成书后所鈐，而且多是闲章。学人在书末题跋下之鈐印，作者自己的名印，也都当成藏书印，像王同愈、王芑孫、罗振常的跋下的鈐印都是。再说了，篆文一般，甚至是很恶劣，没有什么艺术可言的印章，如「完顔氏藏」以及小鬼跳神的图画印皆可入谱，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至于考不出來是何人的閑章也入谱，如「喜气写兰」。如《藤香館詞》五方印俱是閑章，什么日本人的「黑川氏图书记」等等，也照收不误。应该说，《选編》中有相当比例的人都是很难考出姓名者。 至於释文错误的，那是小疵，如「柔兆艺徐」，应为「柔兆执徐」，因为「柔兆」为丙，「执徐」为辰，所以为干支中的「丙辰」。再如「晏乐堂藏书记」，应为「安乐堂藏书记」。又「拜经堂」，释成「捧经堂」，要知道清人为自已的斋堂楼名多用「拜經」，而没有用「捧经」的，您只要翻一下《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就清楚了。序中也有錯误，如所云「隱庐所得善本」，实际上是「蟫隱庐所得善本」。這套書我只翻了三本，大約每本二十五個錯誤以上，十本加起來約在二百五十個，也不知道這個比例大是不大。圖錄不比文字書，圖錄不光看圖還要看文字，圖錄的文字是簡而明，文字錯得多，那還說什么呢？只好悶住。 讀國圖《藏書印選編》三其它錯誤（手民排錯的不算）包括版本著錄錯誤,很多都是硬傷,如稿本卻被當作抄本，或被當成抄校本，級別下降了，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明刻本被當成清刻本，如《詩經》，刻工張寅曾刻過《周易傳義》。作者錯誤，如《養清書屋存悔詞》，作「清夔笙撰」，應為清況周儀撰（即況夔笙）。叢書零種卻當作單刻，如《顧刻四種》，實是《陽山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中的四種，以殘充全，缺了一大截，惜編者不察。偽印當成真印，如《中興以來絕妙好詞選》中的季滄葦、高士奇、項子京、蔣廷錫印全是贗印。其它書中錢謙益「牧齋」、項元汴「墨林」、唐寅「六如居士」等也皆偽。假也當真，編者的鑒定能力真值得三思。書名不符，如《毛翰林集》，書名卻作「填詞六卷」，不用卷端卻用小標題。又如同一書，《秋水庵花影集》二部，一作清刻本，一作清乾隆間刻本，行款相同，且書口下寫工亦同，著錄的版本項卻不同。總之，問題一籮筐，五花八門，有的又離奇之極。恨于篇幅，不能多寫。北圖「專業人員」的編目著錄鑒定能力是要大打折扣的。圖書館的編目人員多是專業人才，編目不易，尤其是古籍，那是要有一定的版本知識，要懂一些版本鑒定。從這本圖錄看，要想不誤導讀者也真不容易，可又怎么辦呢？社會上有一批喜歡古書收藏的人，有些還是「家」，他們也很需要古籍圖錄供他們參考對照，可是國圖普通線裝書組提供的《圖錄》卻是貨不對半。我也不能再說什么，再說就出格了。 书后的二个索引，分别是书名、印文索引。如果是版本图録，有一个书名索引，也是应该的（就像《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但是印文索引可以檢索到何人之印吗？如《选編》中有「頤和園主」、「羿楼」印二方，但您即使去查该书的索引，也不知道這是柳亚子之印。我相信，書中有不少印即使是主編、編者這類的「專家」都不知何许人，那一般读者就更难以了解了，請问这样的索引有什么用吗？ 讀國圖《藏書印選編》四
相对來说，日本学者編的藏书家印谱，就严格得多了，在收録范围上，或只收日本的藏书家，或只收中国的藏书家，而絕不会汉和混淆。您看《新编藏书印谱》，都是日本藏家之印，一人一家，所有藏印都齐聚一頁或数頁，清清楚楚，看了順眼。 台北的「国家图书馆」特藏组1988年編过一本《善本藏书印章选粹》，该館珍藏宋、元、明、清各代善本，多达一万二千三百餘部，十二万五千餘冊，历来遞经公私儲弃，书葉之內收藏印章，不乏名家之作，举凡真賞、精鉴、校勘、审定、借覌、读过、经眼、书尾，以至传诫、述志、寄情、题跋，莫不印以誌之，硃痕满紙，动人心目。不仅藉可考镜图书授受之源流，亦足供金石方家之俊賞。其书印主略依姓氏或字号笔划繁简为序排列。印主之字号、别名、斋館諸印与闲章，以即时选取编入，不及求其全。編的雖简，但也不失为一部不錯的參考用书。 六十年代初，办公室里的工具书、參考书中有一部孔達、王季迁合编的《明清画家印鑑》，我有時也会翻翻。那本书是二位学者（孔是西方女士、王为画家兼收藏家）費三年時间，得五百家，印六千餘方，也是以人为主，画家之印俱列名下。 《选編》的前言说：此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資料价值、版本目録价值和艺术欣賞价值」。愚鈍如我，却实在是看不出它的学术价值、資料价值、版本目録价值和藝術欣賞價值。至于什么「普通古籍藏書印無論是對於從事印章鑒賞與研究工作的人，還是從事藏書史、書籍史研究的人，版本鑒定與研究工作的人，抑或是從事學術思想史研究的人，藝術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價值」的話，實在是吹過了頭。1974年，上海圖書館辦了一個古籍版本培訓班，是培養館內外的古籍新生力量的，一學期中有十九課，我忝為教師，講了五課，其中有一課是講「藏書印」。我怎么就沒看出來「方寸之地」上的功能如此強大，簡直是神了。現在知道，在下是思想不開放，不開拓，想像力不豐富。當然，我也知道，一個氣球吹得太過，就要爆掉。因此，也就不信前言中所提到的研究者會認為這部《選編》是他們做研究的必讀物。 編藏书家藏书印的印鉴，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七十年代后期，筆者即有此念。時值《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各图书馆都重新調阅馆藏善本书审校，所以上海图书馆即考慮在校片之同時，将馆藏之善本书上的藏书印填写表格，交複制部门拍成同等大小的照片，那張表格即是我设计的。后來，拍成的照片，都按藏家姓名的四角号码排列，有几大本之多，当時是想积少成多，將來有机会再編成一部《明清藏书家印鉴》，以备版本鉴定之參考用书。但是后來工作忙碌，也就暫停下來。現在想來，兹事体大，一般淺学管見如我輩之人，豈敢一時率尔从事？實際上，國圖是最具條件編《藏書印鑒》的，可惜的是但國圖的《藏書印選編》，卻無法跟小日本比，也無法與台北地區的館抗衡，這是在下覺得最不甘心的事。 讀國圖《藏書印選編》五
大有大的难处。一个大图书館，家大业大，方方面面的事实在太多，既要操心内部，又要面对社会，上面不仅有多位「婆婆」，下面还有不可得罪的「众神」，因此領导要想在位置上踏踏实实地干几件既有利益于大众，而又漂亮的事，那就好了。不过，这是领导上考慮的事，而領导又都是有能耐的人，不是我们这种不相干的人可以去说三道四的。我只是以为做看得見摸得着的事，也真是不容易。 是啊，按理说，北京国家图书馆是一块金字招牌，他打的是「国家」的旗号，所以对国外來说，他代表国家；对国内來说，他是「龙头老大」。所以在某种方面，他都是代表「国家图书馆」行事，因此他的一举一动，任何的一种招数，在社会上都会被引起注目。就像前几年，巴金先生捐贈给「国图」的图书，竟有极小部分会被作为过多的複本而被处理淪落市场，从而被小书販们視若至宝而轟动社会。我还记得翁万戈先生告诉我的一件事，他的朋友早年捐给了「国图」一批善本书，若干年后，老先生还想再亲手摩挲，看看书，叙叙旧，但却是看书无门，回想往事，他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他还能说什么呢？這引起的后果是让原想贈书「国图」而求得一席之地的学者、甚或藏书家寒心。 对于出版社來说，或许也想出精品，出一些有用的书，但是在利益的驅动下，賺錢、效益，在某些时侯可能比内容、質量更为重要，而要出一部掷地有声的「精品」也真是难于上青天。我是把《选编》當作圖錄來看的，雖說是編得很差，或者是很多重要藏書家的印一方也沒有，但也不是没有什么用处，有些藏书家或重要学者的印章甚为难得，它处不易得見，如「禦兒呂留良印」、「天蓋楼珍藏」等等。我只是想，北图分馆有那么傲人的丰富資源，想編几部有用的工具書之類的匯刊，也不是什么难題。只是這几年出的几套大型圖書，竟沒有一部像樣的，也真難為了策划者。嗚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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