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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谊书局只刊过一部书，那就是以此局名称所起的丛书名——《正谊堂全书》。这套丛书的初次刊刻者也非此书局，而是鳌峰书院，并且《正谊堂全书》的编纂者正是鳌峰书院创建者张伯行。 张伯行是清初有名的清官，他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天下第一清官”，自此之后名扬天下。张伯行刊刻《正谊堂全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扶兴程朱理学，打击陆王心学，因此，本书所收的前人著述全部都是朱子学派的著作。他的这种极端做法连康熙皇帝都觉得其太过执于一端，玄烨曾当面跟张伯行说：“前辈不必辟他也罢了。”但张伯行连皇帝的话也不听：“论人品自然尊敬他，论学术则不可不辩，恐贻误后人。”
他倒说的很客观，他说自己尊重王阳明的人品但却反对其的学术，认为如果不展开对王学的批判，就会让后人受其余毒。张伯行在《论学》中说到：“今天下学术裂矣，李中孚以禅学起于西，颜习斋以霸学起于北。嗟呼！正学不复明乎斯世乎？自程、朱后，正学大明……阳明、白沙起而道始乱。” 由此可见，张伯行对王学末流给社会造成的风气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康熙四十六年时，他当上了福建巡抚，其到任几个月后就开始捐出自己的俸禄，建造起了鳌峰书院。
这座书院颇具规模，朱轼在《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伯行神道碑》一文中写到：“‘前建正谊堂，中祠周、二程、张、朱五夫子，后为藏书楼，置经、史、子、集若干厨，楼东有园亭、池塘、花卉、竹木之盛，计书舍一百二十间，明窗净几，幽阒弘敞’；祭祀则‘周、二程、张、朱五先生’”，这鳌峰书院竟然有120多间房屋，并且还有专门的藏书楼。关于此楼的藏书数量，蓝鼎元在《仪封先生传》中说：“古今经籍四百六十余种”，而后本院的藏书规模越来越大，到了嘉庆六年还专门制定出了《藏书章程》，此章程中有如下一条规定：“书院各书原以备士子观览，但恐任凭取阅，或凭书吏经手借观，仍易遗失抽换，此番查修之后，应请于贮收时每橱封锁。如有肄业生等取阅，必须告知监院开橱领书……”
张伯行建立鳌峰书院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此院有一位毕业生名叫蔡世远，他在《国学录集粹序》中称：“康熙丁亥岁，先生巡抚吾闽，世远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招之来学，晋谒之际，授以《读书录》、《居业录》二书，由此而体究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尧舜，道岂有二哉？……出抚闽时，访求读书敦行之士，延入书院，厚其既廪，月三四至，躬为讲论，尔时闽学大兴，穷乡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风声犹昨。”由此可见，这鳌峰书院办学的主旨，就是通过讲求程朱理学来恢复孔孟传下来的道统。
除了讲学，张伯行还要在这里刊刻跟程朱理学有关的著述。早在他任职时，就已经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著作。为了能找到刊刻底本，他费了不少的气力：有时到书摊购买，有时专门到市场上寻觅。张伯行在《周濂溪集序》中说到：“甲戊岁予官中垣，居京师抱国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获至宝，手不释卷者累日……且恐其历久而或至湮没，急为订论编次，付之剞劂”，看来他在京城时常到报国寺淘书，直到今天，报国寺还是北京的两大旧书集散地之一。可能是一个小笔误，张伯行在此文中将“报国寺”的“报”字写为了“抱”。
除此之外，张伯行还打听到了陆陇其的后人，而后他到嘉兴找到这些后人，从那里找到了一些陆陇其未曾刊刻的著作。找到这些底本之后，张伯行自己以及鳌峰书院的山长蔡璧等人共同对这些底本进行了校勘，王胜军在《鳌峰书院与<正谊堂全书>编刻考论》一文中说到：“这部丛书的编刻是鳌峰书院创建者张伯行、山长蔡璧及书院生徒共同努力的。张伯行概是鳌峰书院的创建者，也是《正谊堂全书》的总策划。《正谊堂全书》中不少书籍是张伯行特别搜集而来，有的书是得于书肆之中。”而这部丛书的校勘者，还有一些是到这里来上课的学生，张伯行在《小学衍义序》中说：“予自丁亥岁奉命抚闽……建鳌峰书院，延英俊之士……命书生课业之暇日，纂录古圣贤嘉言善行，予总其成，简择裁汰之。”由此可见，这部丛书是鳌峰书院师生共同劳动的成果。
这部丛书其始只是陆续刊刻者，并没有起出一个统一的名称，但牌记上有“正谊堂版”的字样。“正谊”二字的来由是张伯行取字《汉书·董仲舒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正式有了《正谊堂全书》这个名称，则是到了同治年间杨浚重新编书时才有者。
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他到福州首先创建了正谊书局，而创建此局的目的就是为了刊刻《正谊堂全书》，后来在这个书局的基础之上，才创建起了正谊书院。这个顺序跟其他书局和书院正好相反，林壁符编著的《闽都文化源流》一书中称：“正谊书院清朝官办书院，前身为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新美里（今黄巷）创立的正谊书局，后镇闽将军英桂接受沈葆桢、杨庆琛等联函建议，改书局为书院，并购骆舍铺（址东街口原图书馆）民房改建，同治九年建成，定名正谊书院。”
左宗棠是地方大员，他当然没有工夫编书，但他可以找到相关的行家。当时福州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叫杨浚，关于他的藏书情况，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中称：“侯官杨雪沧孝廉浚，博览群书，家多秘本，著述甚富，尤究心轶事。” 这位杨浚虽然家藏秘本，但他却是黄丕烈的藏书方式，就是边藏书边经营。杨浚在同治五年开了间名叫“群玉斋”的旧书店，此店的地址就在福州总督府的后面。这个旧书店对他的藏书很有帮助，因为他收到了很多当地著名藏书家的旧藏，比如徐<火 勃>、曹学佺、郑杰、陈寿祺等人的旧藏都进了他的书斋。他当年的藏书楼名叫“冠悔堂”，藏书量达到了七万多卷，陈衍在《福建通志》中称：“肆于会城，籍收善本，聚书七万卷，筑楼三楹庋之，尝自诧曰，终老是间足也。”
杨浚去世后，他的藏书归其儿子掌管。1958年，杨浚之子将冠悔堂旧藏大部分出售给了北京图书馆，但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有一些散了出来。这些年来，我也陆续买到了杨浚旧藏七、八种，只是无法了解到这是杨浚生前散出者，还是后来他儿子另外又卖了出来。 当年左宗棠如何找到的他，我未查得相关史料，但我猜想，杨浚把书店开在了总督府后面，说不定哪天左宗棠就会从他书店门口路过，左看到那么大量的藏书而后找到他者。王长英、黄兆郸编著的《福建藏书家传略》中称：“同治年间左宗棠督闽，拟重刻《正谊堂全书》，知其家藏有完帙，便聘其主持福州正谊书局刻书。他受命后召集福州及泉州名匠，雕刻了《正谊全书》68种，共515卷，卷帙繁多。此事竣工后，左宗棠请他助理文牍，不久奏保内阁中书补用道员。”
看来左宗棠请杨浚来重新编校《正谊堂全书》藏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左了解到杨家藏有全套的当年鳌峰书院所刻的该书。而后杨浚果不负左宗棠的厚望，把该书编刻了出来。书籍刊刻完毕后，左宗棠给这部丛书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该书的来由，此文刊刻在了《正谊堂全书》的卷首：“照得：敬教劝学卫国，于以中兴，察孝举廉，汉治所以近古。曩者仪封张清恪公孝先生，之抚闽也，与漳浦蔡文勤公闻之先生，讲明正学，闽学大兴。清恪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版片，螙蛀无存矣。爰设正谊堂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近年科举频开，得举者多，谅不乏有志问学之士，其愿入局任分校之役者，各赴署报名，本月十六日取齐。定期十八日面试，榜示取入者，月致膏伙银五两。本爵部堂，判事之暇亦将来局，与同志之士共相讨论，傥不以时过，不学而弃之乎！特示。同治五年五月初十日。”
左宗棠在此文中明确地说，《正谊堂全书》的来由正是张伯行所刊刻的五十五种。当左来福州任职时，他在衙门里只找到了所存的四十四种，而后他到鳌峰书院去找《正谊堂全书》的板片，没想到这些板片已经被白蚁全部蛀损了。看到这种情况，左宗棠决定创建正谊堂书局，同时筹款请人编辑，而后再次刊刻，他觉得这么做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为了能让这部丛书早日编完，当年左宗棠还让一些有志之士入局帮着校对该书。到了同治五年，《正谊堂全书》正式编完。
其实左宗棠并没有看到该书的最终完成。《正谊堂全书》正在编纂之时，左宗棠接到了朝廷的命令，让其到西部去平乱，他在军营里仍然惦记着这部丛书，苏晓君所著《苏斋选目》一书中收录有左宗棠写给杨浚的一封信：“雪沧仁兄内翰阁下……因开正谊堂书局，集诸学者，访辑完本，重加校勘，事未竣，而西征之命下。寇事方急，简书有严，遂浩然西行矣。闻此书刻成，急欲一见，乞为致一部。须其来将缘起志诸简端，俾吾闽之读是书者，知搜缀之不易也。手此复颂大安不宣，愚弟左宗棠顿首。同治七年六月八日，连镇行营。”看来到了同治七年六月，左宗棠还未能目睹他所编辑的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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