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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秦中官书局建立之前，左宗棠就已经在当地刊刻书籍，这应当是官书局真正的前身。《左宗棠全集·咨札》中有左宗棠在同治十年所写的《札陕鄂粮台翻刻六经》一文，该文的第一个段落是：“照得陕、甘回变以来，古籍消亡，诵习久废，《五经》、《四子书》坊间素无善本，近并坊本亦购觅维艰。屡据汉、回士民禀求颁发书籍，虽经随时由西安购取散给，既属无多，且坊本讹舛相因，无从校正。因念本爵大臣同治三年戡定浙江时，曾捐廉觅匠影刊鲍刻《六经》，最为精好，亟应翻刻。此本散布各府厅州县书院乡塾，俾边隅士子于古籍销亡之后，复得善本，以资诵习，庶经正民兴，异时有望也。”
左宗棠在这里讲到了当地的回民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使得当地的古籍受到大量的损失，致使当地的书店里都买不到好的善本，为此当地人民多次求能够颁布书籍，于是他提议在当地翻刻一些书，以便让读书人得到完善之本。而具体的刊刻方式，左宗棠又在此札中说：“除一面饬驻陕军需局沈守迅速采办枣梨各木板，一面雇募刻手外，应饬驻鄂、陕、甘后路粮台王道于湖北招致刻手三四十名，送陕西省城关中书院，交山长、太常寺少卿王督饬开雕。其刻匠辛工饭食由该道酌定。凡刊印经费，均由陕西藩司于本爵大臣督部堂养廉项下随时拨交驻陕军需局支付。” 为了能让西北地区的读书人得到好书，左宗棠竟然从外地招来刻工，而后在陕西的关中书院里进行刊刻，所需的费用他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因为这些费用均为政府买单。如此论起来，这应当才是陕西官书局的萌芽期。 关于陕西官书局在印刷史上的地位，郑复俊等人所撰《始末》一文给出的结论是：“秦中书局是陕西机械印刷工业的发端。”既然有这样重要的地位，而今我所见全是一片废墟，这多少让我有了一肚子的缺憾，但欣宇劝我不要着急，他说陕西官书局还有遗址在，那就是官书局的藏版地。于是重新上车，沿着青年路的单行道兜了一圈，穿过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来到了西北一路的入口处，欣宇说藏版地原本就在这条路上。
而后沿着青年路慢慢前行。在路边看到了某家商户养的一只白兔子，我对这种温顺的动物特有好感，看到了它，肯定会有好运气。果真，欣宇在前方冲我招手，紧走几步赶了过去，看到了一个大门，上面写着“新华书店批销中心未央区店”。欣宇说这就是当年陕西官书局的藏书版之地，后来渐渐变成了新华书店的一部分。
走进大门，眼前所见是一排半简易的二层办公楼，从一间房内走出一位工作人员问我等有何事，欣宇用当地话与之一番交涉，而后顺利地走到了里面。刚刚前行了五米，就听到了狗的狂吠。原来在旁边的破沙发上卧着两只小狗，因为衣物的遮挡，所以没有留意到它们的存在。显然，我二人对它们的无视，引起了这两只小狗的强烈抗议。
院落的另一侧则是长长的围墙，围墙上嵌着一些出版社的社名介绍，欣宇告诉我这里原本是买便宜书的地方，以前他来这里批过不少的书，但现在这里只对单位搞批发，不再零售。
说话间，来到了一处像大车间一样的厂房，门口写着“展销大厅”。走进一看，里面有些工作人员正在打包。翻看一下架子上的陈列之书，基本都属于教辅类的参考书。如此想来，这一类的书倒是跟当年陕西官书局刊书的目的颇为相像。而走出院落时，我又在墙上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告示牌，而我两部书稿正是交给此社者，在此见了他们的招牌，顿生一种亲切感。
走出院门后，我好奇于欣宇为什么对这些地点落实地如此准确，他笑称自己原本就对这些感兴趣，而后他又告诉我原书局的藏版处按照老地图上的标识位置在广仁寺的侧旁，而今距此不远处，依然是当年广仁寺的一部分。我们边聊边来到了广仁寺的山门前。门前有四座藏传佛教式的白塔，以此昭示着本寺的佛教传承体系。 当年陕西官书局所印之书颇有特色，从刊刻风格到装订用纸，都与他地不同，尤其本局所用纸张是当地所产的特有品种，《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一文中称：“风翔府凤翔县所产细麻纸‘白而韧，名凤麻纸’，陕西官书局印书均用此纸。”看来陕西官书局的用纸有着这样特殊的名称，而在版本著录上却未见有人提起过。
相比较而言，陕西官书局虽然是晚清官办，但却有着先进的印刷手段，《陕西省志·出版志》上称：“陕西最早使用机器印刷是由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陕西官书局购置了第一台铅印机开始的，以后逐渐扩大普及。铅印速度快，印数多，逐步成为印刷的主体，取代了油印和石印。 印机大小有印整张纸（有850×1168毫米和787×1092毫米两种）的全开机及对开机、四开机、八开机等，还有小圆盘机。铅印程序是先用铅铸活字排版，然后用铅活字版打成纸型，再在纸型上浇铸成铅锌版，用铸版印刷。”如此说来，陕西一地的文化开化跟那些主持风雅的文化官员有着先进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有左宗棠、柯逢时这样的人物，才使得陕西地区的文脉未曾断绝。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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