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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历代史家、文人曾编撰刊印过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翔实地反映了广州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经蠹鱼风化蛀蚀，兵燹水火摧残，大量的地方文献日濒损毁和失传。为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珍贵的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组织编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辑，广州出版社影印出版《广州大典》。它的出版润色了广州历史文献汇编的宝库，也是岭南继广雅书局大量刻印文化典籍后的又一盛举。旨在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整理和开发。 文化的积淀 传世的华章
——《广州大典》编纂前引
2005年开始编纂的《广州大典》，是古代岭南文化形成发展变化的全纪录，它既开启了现代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珍贵的广州历史文献典籍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当前科学发展中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孕育、淘洗、沉淀，已从中原传统文化的承传中脱胎变异出来，具有不完全相同于中原传统文化的内在素质。形成浓厚的务实意识和经世致用的思想，“学贵知疑”、“务求自得”的学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开放性，勤于探索、变革求新的勇气，等等。使岭南文化终于从中华文化中的非主导型文化，逐步成长为近代中国的主导文化之一。
在这岭南特别的土壤中，涌现的历史文化名人如星河灿烂，但由于年代久远，经蠹鱼风化蛀蚀、兵燹水火摧残，大量的文献日濒损毁、失传，而遗下的文献典籍更是弥足珍贵。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刋印书籍是传播思想知识、保存文化遗产的必要手段。自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后，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岭南虽然比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但据文献记载，宋代广州已出现雕版书。据清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记载，北宋神宗时（1068-1085），广东路经略史、广州知州王靖修《广东会要》四卷。南宋宁宗时（1195-1224），广州知州陈岘也修《南海志》。南宋后期广州也出现了技术水平较高的刻本书，如广东漕司刻本《集注杜诗》、广州刻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等，但数量不多。元代官刻书有大德八年（1304）陈大震刻《南海志》20卷、私刻的有李昴英门人李春叟刻《文溪存稿》20卷等。到了明代，广州出版业得到初步的发展。刻书种类有官刻、私刻、坊刻和书院刻书。官署刻书以成化中巡抚两广都御史朱英所刻的《宋史》最著名。正统五年（1440），广东布政司刻本《东里文集》25卷，是明初精椠本。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巡按监察御史戴璟主编的《广东通志初编》，这是广东第一部通志；嘉靖三十九年（1560），两广总督请黄佐主编的《广东通志》70卷纂成；万历三十年（1602），两广总督陈大科请郭棐主编的《广东通志》72卷刊出。这三部通志保留了丰富的资料。明代的官办书院大都刻书，广州的崇正书院最著名，现在仍有佳本传世，如《汉书》120卷、《四书集注》14卷等，这也是广州现存最早的刻书。
到了清代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开设学海堂课士后，汇聚了一大批士人学子，广东学术气氛渐浓，刻书风气大开，广州的出版业也就蓬勃发展。广州当时的出版业大致有官刻、私刻、坊刻和社团刻几种。官刻即地方官借官署之力刻书，这主要集中在广州的城内官署、官办书院、官办书局刻书。如两广节署、粤东抚署、粤东藩署、粤东臬署、粤东粮道署、广州榷署、广州将军署、广州学使署、广州财政司、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羊城书院、应元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局、广东书局、广雅书局等。其中以学海堂、菊坡精舍、广东书局、广雅书局最负盛名。学海堂是清代广州的一所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刊刻书籍的官立书院。1824年由著名学者、两广总督阮元创建，书院建在越秀山南麓，内有的文澜阁为藏书版之地、启秀山房系校书之处，所以学海堂所刻印的书籍或称文澜阁本，或称启秀山房本。当时主持刻书事宜的是著名学者陈澧、谭莹、陶福祥等人，所以学海堂刻印的书籍都是校对精审、质量较高。到1903年学海堂停办为止，共刻书30余种，2400余卷，影响较大的有《皇清经解》、《通典》、《经典释文》、《学海堂集》等。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盐运使方濬颐拨款建菊坡精舍于越秀山麓。第二年，两广盐运使方濬颐又在盐运项下拨款创建广东书局。广东书局也是延请陈澧主持编校事务，首刻的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次年钟谦钧继任两广盐运使，捐款数万，重刻或辑刻几种大编书籍：复刻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13种346卷，重刊《通志堂经解》144种1792卷；辑刻《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37种283卷。此三种均为经部书，在两三年中完成，皆题“菊坡精舍藏版”。主持编校的陈澧时为菊坡精舍山长，他治学严谨，校勘精审。分校者陈良玉、廖廷相、陶福祥、谭宗浚均为学者，故广东书局所刻各种书籍质量很高，为时所重。钟谦钧离任盐运使后，菊坡精舍仍有刻书，如《礼书》、《乐书》、《东塾集》、《菊坡精舍集》等。
广雅书局是清代广东最著名的一所官书局。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1887）筹创，局址在广州城南文明门外，后又辟建校书堂和十峰轩。书局分提调部、校勘部、杂务部。提调部专职雕印事务；校勘部负责提挈文字校勘事宜，有总校，其下设分校多人。其经费由官府拨款及捐款发商生息等。多刻清人经史著述。提调王秉恩，校勘屠敬山、陶濬寅、王仁俊、叶昌炽等均为学者。所以广雅书局刻书以选本精、校雠善而著名于世，且刻书居全国书局之冠。到1904年停办为止，先后刻印经部40余种、400余卷，史部120余种、3500余卷，子部10余种、40余卷，集部100余种、1950余卷等。民国7年（1918）设广雅板片印行所时，选择其中较好的出成“广雅从书”。此外，广雅书局还有一批较著名的书籍：《纪事本末汇刻》、《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全唐文》、“武英殿聚珍版从书”等。
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家塾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文人学者刻印自己的著作或亲友的诗文、著述；（二）热心乡邦文献者刻印前贤先哲的遗集；（三）善男信女为警世劝善而刻印宗教、医药小册子；（四）藏书家、校勘家刻印从书、逸书、旧版书；（五）家塾用书、族谱、家谱等。广州的私刻从明代开始渐多，清代尤盛。清初康熙二十六年（1687）前后，著名学者屈大均刊刻了《广东文选》40卷、《四书补注兼考》28卷，并在家乡番禺开设三闾书院，作为刊刻及发兑图书之地。屈大均著作甚丰，有《广东新语》、《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录》等25种。私刻著称者还有伍崇曜、潘仕成。伍崇曜富于财而喜与文人交结，好藏书、刻书。其同乡好友谭莹博考粤中文献，伍刻书请谭编纂校订，故书多精义。伍氏辑刻的书籍有：《岭南遗书》342卷、《粤十三家集》182卷、《楚庭耆旧遗诗》74卷、“粤雅堂从书”1347卷等260种2266卷，这在全国私人刻书家中也算是佼佼者。而潘仕成是晚清广州地区颇有名气的绅士、富商，也是一个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他兴建的海山仙馆收藏了不少古玩文物，包括许多宋元版本的古书和汉晋碑帖，其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画有“粤东第一”之称。他选择藏书中一些坊肆无传本的古今善本，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编成“海山仙馆从书”。作为岭南善本，这套从书与常熟汲古阁、安徽知不足斋等齐名。潘氏所刻“海山仙馆从书”118卷、《尺牍遗芬》4卷、《佩文韵府》140卷、《水雷图说》、《经济良方》10卷等大批书籍。其最大特色是突破传统学术局限，对书数、地理、医药、种植、制造等书也有收入，还收入了译著《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勾股义》等西人著述。因此，海山仙馆潘氏不仅能与粤雅堂伍氏并驾齐驱，与北方、江南等地的著名刻书家分庭抗礼，还体现了开岭南风气之先的文化潮流。此外，藏书家方功惠的碧琳琅馆刻印的“碧琳琅馆从书”也有时名。还有曾钊的“面城楼从刊”，林伯桐的“修本堂从书”，李光廷的《宁约篇》，冯兆年的“翠琅玕馆从书”，吴兰修的“岭南从书”，藏书家孔广陶的“《古香斋袖珍十种》，咸丰间两广总督叶名琛之父叶志铣刻印的艺术类小册子《状元图考》、《梅花喜神谱》等。
坊刻是指书坊刻印的书。书坊以刻印图书作为商品营利，一般拥有写工、刻工、印工等。多刻印历书、唱本、年画、蒙童读物、医药书、试帖诗等。清代广州最早的书坊（刻书铺）是乾隆年间的达朝堂。道光以后广州书坊甚多，在全国仅次于北京、苏州居第三位，至今有名可查的有120余家，分别集中于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西湖街（西湖路）、学院前（今教育路南段至书坊街一带）三地，也有的在十八甫、十六甫、龙藏街。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炮轰书坊街，焚书竟达百万册。可见当时书坊之繁盛及战争对文化的摧残。当时较著名的书坊有富文斋、翰墨园、五桂堂等。五桂堂创办于光绪年中，以刊行民间唱本驰名，清末民初刻印的《南音》136种、《龙舟》45种以及《木鱼》、《粤讴》等，驰名省港澳，远销海外。社团刻指社会团体的刻书。刻书的社团有：文教学术团体、善堂类团体、宗教团体。文教团体刻书相传始于明末诗人黎遂球等人。其时诗社公开征诗，名人阅卷定出名次公布并刊刻入选诗文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广州沈琦于白燕堂开“粤台古迹八咏”诗社，收诗3000余首，选拔500首刊刻《峤华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也刊刻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广艺舟双辑》等康氏著作。戊戌维新运动前后，维新派组织的学会、报刊，也用石印、铅印印过书籍。由于《皇清经解》、“粤雅堂从书”、“海山仙馆从书”、《通志堂经解》、“武英殿聚珍版从书”等卷帙浩繁、刻印精美、校勘详审的书籍相继刊刻，“广版”图书由此名闻全国。
这是广东一二百年前出版书籍的概况，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书籍刋刻都因主持人或机构的编纂宗旨的不同而有所则重。但不管怎样，这对文化传承、学术研究、保护文献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现今适逢建国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国社会安定、政通人和、经济发展、学术繁荣，这为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文献古籍营造了最有利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和支持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要搞上百年”，同年12月10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古籍整理研究及出版事业因而得到快速的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部由文化部主持、网罗国内各藏书机构珍藏善本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成，以及在这部书目的编纂中，各图书馆的版本目录学家对全国存世的古籍进行的全面普查，为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文献古籍的具体工作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编纂《广州大典》就是要在新时代发展的视野下，承载着传播推广岭南优秀文化、积累优质传统文明成果的使命，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文献古籍。大典的出版，它既使人们通过新版的图书来阅读研究珍贵的古籍善本，又可令古籍文献的珍藏提供了“静养”的条件。
《广州大典》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负责组织研究编纂，以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文献底本为基础，广州日报集团垫资印刷，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化工程，是广州历史文献汇编的宝库。它是以广州人士（含寓贤）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为内容范围，所收文献下限到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地域是以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今中山、珠海）、三水、新宁（今台山）、新安（今宝安、深圳）、清远、花县（今花都），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今台山）为界。其编纂的原则为对古籍文献“不选、不编、不校、不点”，采用电子扫描影印的形式出版，尽可能体现珍藏的完整性、真实性。大典封面采用天然丝精印烫金字、内文采用特别研究订制的纯棉特种纸，可千年传世。
为做好《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全面掌握自秦汉至1911年以前广州历史文献的总体情况，广州市委宣传部委托广东地区专家学者开展课题研究。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设计了10多个指定课题和若干自选课题，广泛发动社科专家学者开展研究，各课题研究内容包括：相关文献国内外收藏情况、存佚情况、版本源流、作者（或辑者）基本情况、基本内容、文献价值、前人研究情况、编纂特点等。同时启动广东文献普查工作，以全面掌握广东文献在海内外的收藏情况。建立广州历史文献数据库。开展全国出版界大型影印古籍图书的调研，从工作机构、文献分类、编例、版本处理、目录编制、描修、配补、设计、定价、印数、销售等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为《广州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有力参考。并根据《广州大典》的收录范围，以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专家组成专门小组，在对馆藏文献进行较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对收录的文献进行版本鉴定、登记、补配、扫描、裱补装订，共完成2100余种文献、约7400册、80万页底本的整理、扫描工作，为《广州大典》的顺利出版打下良好的资料准备基础。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征集范围，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博物馆、华东师大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馆以及个人藏书者展开友好合作，扩大了大典的容量，提高了品质，尤其是使一些孤本入典，譬如张之洞致张佩纶、张曾扬、梁敦彦等信札以及诗稿、对联、手书公牍等，为首次公开面世，是研究张之洞生平、交游、外交、经济思想的珍贵资料。已出版的丛部收录了《广雅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守约篇丛书》、《如不及斋丛书》、《晋石厂丛书》、《咫进斋丛书》、《碧琳琅馆丛书》、《藏修堂丛书》《学海堂丛刻》、《翠琅玕馆丛书》、《知服斋丛书》、《螺树山房丛书》等广州版丛书十四种，其中既有《广雅丛书》、《粤雅堂丛书》等大型丛书，也有《如不及斋丛书》、《螺树山房丛书》等小型丛书，基本反映了广州丛书的水平和特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广雅丛书》四部兼具，以史部最具特色，其所用底本多出自稿抄本。《粤雅堂丛书》是吴崇曜刊刻的一部大型丛书，张之洞誉之为“可决其五百年必不泯灭”；《咫进斋丛书》的《销毁禁毁书目》、《禁书总目》和《违碍书目》等是研究清代禁书的重要文献；即使是《如不及斋丛书》这样的小型丛书，也有很多珍贵的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史料。
预计《经部》分为10辑53册。
经部收录总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四书类、群经总义类、小学类等各类经学（含小学）著作120多种，全面反映了历代广州学者在经学上的研究成果。经部所收最早著作为晋朝黄颖的《周易黄氏注》，其余为明清两代的著作。广州地区的经学研究虽然逊于其他地区，但至明清时期已有长足的发展。明代至清初广州的著名学者如湛若水、黄佐、方献夫、黎遂球、屈大均等有经学著作传世。到了清代中期之后，经学及小学研究之风勃发，在此期间，广州不但辑刊了《皇清经解》、《古经解汇函》等重要的经学著作，而且涌现了陈澧、徐颢、桂文灿等经学大家。因此，经部所收也以清代中后期著作为主。
《史部》收录从汉代至清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广州史学著作凡1500余种，内容宏富，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清代以前广州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广州史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同时也是了解广州历史地理的文献宝库。
《史部》依内容大致分为纪传、政书诸类、传记类、地理类、方志类和谱牒类五大部分。纪传类收载晚清学者陈澧、朱一新、侯康、何若瑶、林国赞等有关《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研究著述，代表清代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杂史类收载《夷氛闻记》、《触藩始末》、《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赵沅英稿本》、《粤东军变记》（稿本）等，为研究鸦片战争以来广州政治、军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政书类收载《善善堂租簿》、《买物归来价值记》等一批稿本，于探究晚清广州社会经济颇有价值，而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更是晚清立宪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传记类所录大量晚清广东乡试课卷，则是研究清末广东科举历史、教育变迁的原始资料。地理、方志类广录历朝府、州、县志、乡土志和山水专志等，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录广州地方志咸备外，新发现收录一些罕见方志如康熙《清远县志》等。谱牒类收录广州谱牒凡102姓，415种，乃研究广东族群沿革、人口变迁、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子部》收录自晋至清百余名广州府及寓贤学者的有关著述500余种，大体分儒家、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杂家、释家、道家等十类，内容包罗万象，可谓古代广州的一部百科全书。儒家类，收录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陈建、陈澧等儒学大家的著述，煌煌者有湛若水《圣学格物通》一百卷。兵家类陈鸿墀、梁廷楠等编纂《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是鸦片战争之前海防资料的总汇编，是为中国第一部。农家类，晋朝嵇含撰《南方草木状》记载生长在广东、广西等地的植物，是我国最早的植物志。
《广州大典》自2005年4月启动以来，2006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将编纂出版《广州大典》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大文化工程。2007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支持项目。2008年9月，《广州大典·丛部》13辑14种丛书83册出版。现已完成经部53册的编校工作，启动了史部约150册、子部约80册、集部约150册的课题研究、底本征集、文献扫描工作。
编纂《广州大典》这样一部传世文献，这是一项难度大责任重的艰巨而又光荣的文化工程。我们编委会以及有关工作人员按照大典主编陈建华同志提出了“全、严、细、谦、活、廉”的六字指导方针，即：大典编纂底本征集要“全”，底本选择把关要“严”，组织管理要“细”，工作态度要“谦”，市场营销要“活”，全体参与人员要“廉”。同志们深受鼓舞，大家都充满干劲，决心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勤勤恳恳做好大典的各项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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