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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广东书院的历史发展轨迹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就奠定了官刻、院刻、家刻、坊刻四大出版系统。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刻书机构包括：书院、寺庙、私人藏书楼、书坊等。当现代出版机构出现之后，官刻、院刻、家刻、坊刻的出版模式均落没消亡。从旧有的出版机构消亡，到现代出版机构建立，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是一个过渡期。洋务运动开始之后，中国的官刻有所改进，主要体现在官书院的主导者的思想开始接纳西方的知识体系。“晚清出版在古代出版和当代出版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晚清，广东书院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广东文学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广东的广雅书院是洋务派张之洞创立，张之洞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他的出版思想最大的特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辑刻的书目也呈现这一特点。同时，阮元于19世纪20年代创立的学海堂与陈澧主持的菊坡精舍同样在培养人才、肥沃广东文化土壤方面同样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传统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对于自身学术观点的彰显都做出很大的努力。顺德朱次琦的礼山学堂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私人书院。朱次琦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在1谭跃：《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开端期》，《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8 年。晚清独成一派，主张对晚清政治体制做根本性的改革，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影响了整个晚清中国文坛。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证明书院对于人才的培养的重要作用。 1. 书院的缘起 “书院”的本义是指藏书修书及士人读书之所，书院的概念产生于唐朝，这一概念有民间与官府两大源头，前者是指读书人治学的书斋，后者是指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历朝历代书院都有分官府书院与私人书院。唐玄宗时的丽正书院便是最早的官府的书院之一，丽正书院原名修书院，后来又改为集贤殿书院，其职能是用来收藏天子的书籍及修撰史籍。官府书院的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2因此，藏书和修史是官府书院最早的职能，随着时代变迁，除了这两大职能以外，书院还逐渐具备以下功能：祭祀、教育、刊刻……可见，官府的书院是官方的出版机构，对于经典作品具有保存与传播的作用。聚集于书院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承担了编辑出版的工作。而书院的教学功能产生于宋朝。此时期，私人讲学风气及理学兴起，书院遂多用作民间讲学之地，教学功能凸显，不独限于藏书与刊刻书籍之用了。书院区别于官学和私塾。书院在学术上有更为独立的追求。书院的领导者往往在学术上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历史长河中，书院这一机构时而与朝廷保持密切关系，时而又被冷落、压制。 再将目光聚焦于广东地区书院，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南宋，到了明清时期，广东的书院达到了顶峰。“记于史籍最早的有讲学活动、规制基本完备的广东书院是禺山书院，建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间，此时已比北方书院发展迟了两百余 2邓洪波着：《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 55页。年。”3从书院历史的发端来看，广东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是滞后的。此时期书院的建设得益于朝廷的贬官，例如韩愈、苏东坡、周敦颐等。元代之后，朝廷对书院的发展给予支持。书院的地位提升，但是由于政局动荡，元代广东的书院数量并未有 太大的提升，但是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明朝前期，开始实行八股取士，大兴社学，朝廷将书院视为绊脚石，因此书院的发展在明初停滞了百余年。纵观全国书院发展态势，明朝中后期是书院发展史的高峰期，此时，广东书院同步达及历史高峰，且居全国前列。此时，广东学界产生了两位大儒：陈献章和湛若水。其中，湛若水热衷于推动书院的建设。 2. 清朝以后的广东书院 历史的脚步进入了清代，整体来说，清朝广东书院的发展脉络如下：清朝前期，广东书院沉寂无声；清朝后期，广东书院则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初，纵观全国，朝廷对书院的建设是实施压制的政策，目的是控制思想。因为书院当时并未纳入皇家教育体系，具有自由讲学的特点，朝廷担心思想的传播不利于政 权的稳定，加之政权建立初期，汉人不服清朝统治，时常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而当时起领导作用的又多是前明的官员士绅。因此清初全国的书院都十分稀少。据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清代广东的第一家官立书院是公元 1662 年建立于信宜的同春书院。整个顺治朝，广东新建书院只有 4 家。康熙年间，朝廷对书院的管束渐趋宽松，广州官府在康熙年间新建了6所官办书院。雍正初年开始鼓励创 办书院。从乾隆元年（1736）到光绪三十年（1904），广东共创办书院 310 家，标 志广东书院发展进入高峰期。 3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 第 3 页。 清初，广州政局动荡不安，整个文化圈的生态环境恶劣。一是清兵入粤，兵灾连连。“劫后广州十室九空。其后三十余年，官谕招民，民始陆续返居，可见兵灾之酷烈”。4其次，顺治帝为了孤立台湾郑成功，颁布了“禁海令”和“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一律内迁 50 里。界外，不准居住、谋生，违者格杀勿 论。在这样的政局之下，书院只能苟延残喘，整个广东的教育质量下滑，人才队伍亦是令人堪忧。 到了雍正初年，朝廷开始鼓励创办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又下诏命地方创办省会大书院，并提供经费膏火，由官方规定书院章程，官吏参与书院的运作过程，如招聘院长、招考课试生徒等，并以科举考试为办学宗旨，变消极的限制为积极的引导。从而达到政府控制书院的目的。雍正此举，使书院在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正式取得了完全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资助，书院教育正式纳入了国家教育体制一部分并得到推行，这是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5在此之前，书院一直是作为官方教育机制的补充而存在。从政治目的的角度来看，此时书院设置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掌握主流话语权。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从清初的凋零敝落，到清中期逐渐繁荣，再到清朝中后期，书得到了政权统治者的关注，而成为他们统治的抓手之一。 随着全国书院渐渐兴起，清代广东省有书院 531 所，居全国首位。清代，远离行政中心的广东所拥有的书院数量能够居全国前列，究其原因，除上述清朝政府对书院发展的倾斜政策外，主要原因还有两点。一方面，与历史传统相关，广东历来 4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3 页。 5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广州越秀古书院概 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 页。重视文教。而且早在明代，广东已是全国书院最为发达地区之一。数量合计 207 所。6 在明代，如此繁盛的书院生态也孕育了两位大儒：一位是陈献章，一位是湛 若水。湛若水是陈献章的弟子。从陈献章开始，明代的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转变，其学说是儒学发展史的重要转折点。湛若水和王守仁共同继承和发展了心学。湛若水身居高位，十分关注家乡教育，致力于兴办书院、四处讲学。因此，广东的书院发展是有历史根基的。另一方面，晚清广东书院之兴盛，与广东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早在汉、唐时期，广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自海路来的外国商船都要经广州进入中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监管，唐、宋时代在广州就设有市舶司，在宋、元代期间，广州的地位曾一度被福建泉州所替代。到了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开海禁后，在广州设立粤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闭了闽、浙、江三关后，广州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对外开放通商口岸，这一地位维持了有一个半世纪——长达 156 年之久。由此广州积累了丰厚的商业资源，同时孕育了许多富贾。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这些富贾们，促使他们追求文人身份、文化资源，追求一种认同感，积极融入文人圈子。广东富商积极捐建书院，广州几家书院都有盐业背景，例如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广东富商热衷于收藏珍稀图书，建成不少藏书楼，同时出资刻书。可见当时广东地区有着重视文教、重视人才培养的氛围，文学创作也呈现旺盛的态势。 能够说明广东书院发达的一个明证，便是广州越秀古书院群的存在。“清代以 广州府衙为圆心半径为 1 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 3 个学宫、5 所省级书院、1 所府级书院、2 所县级书院、数百间宗祠书院及 1 个全国第二大书坊市场，为全国罕有的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78 页。高密度历史人文景观。”7古书院群曾是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象征。古代广州书院级别中高层有省级官办的应元书院、学海堂和菊坡精舍三大书院。其中应 元书院是举人才能入读，培养状元级和进士级人才。中层主要有粤秀、越华、羊城、禺山、西湖五大书院，亦是省级官办，需秀才方能入读，培养目标是参加乡试举人，有上千学生同时入读。低层书院则有府、县级三大学宫，他们直接为府衙、县衙输送“官员”。 二、晚清广东书院的出版品种以及出版方向 清代，书院的存在与统治阶层的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出版机构，书院所刊刻的书籍品种以古籍经典为主。这一点是明显区别于民间书坊，书坊则注重于盈利，佛经、历书、类书、小说等实用性、娱乐性读物是它们刊刻的对象。同时也区别于私人刻书，私人刻书取决于私人的喜好。书院又分为官书院与私人书院。在清朝，由于书院已经被纳入教育体制，所以大部分书院都是官书院，但是也存在小部分私人书院，例如朱次琦所在的礼山学堂，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都是属于私人书院。一般而言，官书院更有财力、人力牵头勘刻书籍。 从清代开始，官书院有两大精神追求，一是与中国科举制度相结合，帮助学子们打下良好学识基础，顺利通过科举；另一精神追求，则是树立本书院的学术标杆与追求。二者此消彼长。当书院过于追求应试成绩，学术的发展会相对滞后，而当它们过于追求学术，则影响他们的生存发展，引起当权者的焦虑而进行干涉。在晚 7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3 页。 清的广东，书院的这两种精神追求在此消彼长中保持了一种很好的粘合的状态。晚 清广东的学术与广东书院互为促进着向前发展。此时，广东的学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大量书籍的编印，印证了其领先地位。若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书院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一是书院以刊刻学术著作、经史类著作为主，在出版品种数量上丰富了出版业；二是围绕书院的文人群体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了发展，从而产生了相关著作，并产生了刊刻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出版业发展。 从传统刻书的模式到现代出版模式，晚清的官书院起到了一个变革、过渡的作用。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是晚清时期的思潮先锋，此时涌现大批军事、民用企业，官书院自然受到了西方经营模式的影响。清代官书院的刻书更有计划性、自主性和现代性，官书院采取的是团队操作的模式，打通了编、印、发的管道，是现代出版 业的雏形。由于清朝的衰败、科举制度的结束、官书院的经济自身过度依赖清朝政 府等原因，官书院只能是一个朝代的产物，生命也跟随清朝一同走向尾声。 在广东地区，印刷业的发展处于前沿，当广东书院发展到达高峰，掀起古籍刊刻高峰时，本地印刷技术可以配合书院的刊刻需求，而不需要求之于外地。广东的雕版印刷在明朝时候已经享誉全国，到了清朝，雕版业务市场已经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有其他地方的书商慕名而来定制雕版，再带回本地印刷。《中国印刷史》提及“乾隆间诗人袁枚写给他在广东做官的弟弟信中说：'又闻广东刻字便宜，不过不好耳，然刻《子不语》，原不必好也，弟为留意一问。’江宁怀德堂书客周学先往粤卖书，以粤省刻工较江南价廉，曾将《国朝诗别裁集》翻刻本，带回江南刷卖。又苏州板中也有类似情况，苏州书商往广州卖书，顺便在顺德马冈一带刻好书板，把书板带回苏州刷印。因为马冈多女工，刻价便宜，所以江南作家与书商多喜欢在广东刻板，再把书板带回印刷。”广州、顺德马冈和佛山是当时重要的印刷重镇。 晚清，广东社会刊刻古籍的风尚形成于学海堂创建之后。官书院刊刻的主要品种是经典古籍，而且是以丛书为主。晚清广东的大型丛书均由几间知名书院牵头组织完成，例如《广雅丛书》《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守约篇丛书》《如不及斋会钞》《尺进斋丛书》《碧琳琅馆丛书》《藏修堂丛书》《学海堂丛刻》《翠琅玕馆丛书》《知服斋丛书》《螺树山房丛书》《自着丛书》等。其中，菊坡精舍的原套人马组建了广东书局，广雅书院下设广雅书局。在这几间知名书院刊刻大型丛书的带领下，整个广州地区掀起了刊刻经史古籍的潮流，广州地区学术土壤也因此肥沃起来。要完成大型丛书的刊刻，需要专家担当图书总校，还需要足够的资金。几位德高望重的书院山长或学长是广东文化界乃至全国知名的学者。他们对版本十分了解，对刻书有自己的独特思路。大型丛书往往是由他们策划而成。 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是广东的几家重要的书院，他们的运营发展其实体现了一种朝现代化发展轨迹，像越秀、羊城、粤华这类老书院重“四书”，以科举训练为主。学海堂在重科举的同时，注重发扬、传播朴学。菊坡精舍也不单纯注重科举，在讲学方式上有所创新。阮元主持的学海堂以及陈澧主持的菊坡精舍更能够代表清朝以前的传统的书院，刊刻的书籍多为学术书籍，这两间书院肥沃了广东文化热土，培养聚集了许多人才，营造了一个场域。“除了历史著作和诗之外，一大批往昔或当代广东作家的诗文选集在十九世纪的广州被生产出来。有几种广东的选集是在明末或清初就已编成的。根据科大卫的研究，十九世纪是广东迎来珠江三角洲精英文化的时期”。8 8【美】麦哲维着，沈正邦 译：《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 在广雅书院的课程设置上，就凸显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将课程分为经、史、理、文四科，又将掌故、地理、算术等学科加入学院课程。张之洞的广雅书院的刊刻也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但是可以看到具有现代性的书目出现。 1. 学海堂出版思想 江苏籍经学大师阮元来到广东之时，广东当时的学风仍然以科举为中心并且以陈白沙、湛若水的心学为重。“制举之外，求其淹通诸经注疏及诸史传者屈指可数，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指可数，故州郡书院止以制艺试帖与诸生衡得失，而士子习经但取其有涉制艺者，简炼以为揣摩，积习 相沿，几乎牢不可破”。9阮元从嘉庆二十三年（1818），创办学海堂，营造了广东的汉学的学术研究的氛围，刊刻《皇清经解》等书，在嘉庆道光年间卷起了朴学之风。简而言之，与其他传统官书院相比，学海堂最大的特点是摒弃八股，注重学术研究。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人，25 岁中进士，是历仕干、嘉、道三朝的达官显宦，也是辉映儒林文艺的硕士巨擘，在清中叶的政治舞台与学术领域长袖善舞，有着显赫的地位。1817 年，时年 53 岁的他调任两广总督。阮元 1818 年开始创建学海堂，1821 年决定选址兴建学海堂书院。1824 年学海堂终落成于粤秀 山。1826 年阮元颁定学海堂章程，并解决学海堂长期运营的经费问题。该年，阮 元又调离了广东。虽然，阮元在广东只待了 9 年的时光，但学海堂对广东学界的影 第 179 页。 9清･崔弼：《学海堂集》卷十六，《新建粤秀书院学海堂记》，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530 页。响，延续了长达大半个世纪。学海堂是广东的最高学府之一，聚集与孕育了广东文化精英，以最新的学术思想引领着广东学人。晚清，学海堂的学生可以说几乎“垄断”了广东学界，并且对其他省份也产生了影响，“据有的学者统计，学海堂的学 长和生徒共有 40 人次执教过 23 所书院，地域涉及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省， 远远超过了昌明时期汉学影响的地域。”10 值得一提的是，学海堂培养了陈澧这一大儒，陈澧继续挑起了学海堂的旗帜，传播朴学。 不得不承认，阮元是一个极具号召力与影响力的学人，他在年富力盛，可以说学识与地位都相应到达高峰的时候，带着关于训诂学的研究与教育的成熟经验，来到了广州。阮元具有官员与学者双重身份，其影响力十分大。广州的学人很快地接受了阮元的朴学思想。由此，整个广东学术圈形成了二元格局。一派是以广州为中心的汉学研究，另一派是广州以外的珠江三角洲乡镇或村庄的宋学或明学的坚定拥 护者。这两种思潮并非泾渭分明。例如，陈澧与朱次琦的思想中都有汉宋调和的思 路。纵观中国学术思想流变，先秦孔孟、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等构成了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从横向来看，整个清朝的对思想进行高压钳制的大环境，也是促使这个朝代汉学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注重发展学术的同时，学海堂与科举制度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每个季度，学海堂会为其周边的端溪、粤秀、越华、羊城四家书院的注册学生以外的其他学生举行考试，提高应试能力。 学海堂十分重视刻书，因为刻书可以辅助确立学海堂在广大学人心目中的位置，同时利于学术果实的保存，以及学术思想的确立与传播。学海堂的刻书思路有10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536 页。以下几条：一是刊刻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二是刊刻地方文献，三是刊刻经典史籍，四是刊刻学海堂学人的著作。 虽说广东的刊刻业于明朝时期已经十分繁荣发达，但是广东的古籍刊刻风气还是始于学海堂。“同治、光绪之际，以广东书局和学海堂为标志，广州地区形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刊刻经史古籍的高潮，与其他各省尤其是江南各省官书局互相呼应，推波助澜，赶上了时代的潮流。”11 学海堂存世 79 年，学海堂主持刻书事宜的是陈澧、谭莹、陶福祥等著名学者，所刻印的书籍质量较高。1840 年出任学海堂学长的陈澧，先后刊刻了《四库全书提要》《通志堂经解》《通典》《续通典》巨着。 2. 菊坡精舍出版思想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仕途一直不顺，主攻学术与教育，先后任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着有《东塾类稿》《汉儒通义》《声律通考》《东塾读书记》《东塾集》等影响深远的著作。 陈澧是一个广泛涉猎的知名学者，早年在仕途追求的道路上屡受打击，仕途的不通反而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对经学、声韵学、地理学均有深入研究。他拥有任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的丰富经历。阮元、张之洞有官衔在身，更多的身份是书院的设计者与管理者，而陈澧则是专家型的管理者。陈澧是一代大儒，是东塾学派的创立者，在广东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菊坡精舍成立于 1867 年，由清代大儒陈澧（1810-1882）所主持。“清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倡议及拨款创办菊坡精舍，聘请陈澧为院长，从此菊坡 精舍取代了学海堂。舍址仍在越秀山，教学内容、方法多仿效学海堂。招生对象从 11李绪柏：《清代岭南大儒陈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粤秀、越华、羊城三间书院的肄业选拔，再深造培养。菊坡精舍至清光绪二十年（1903）结束，这已经是临近辛亥革命前夕了。”12 菊坡精舍继承了学海堂的优良 传统，破除清代书院仅为科举制度考试服务的陈规陋习，不习举业；同时也有自身突出特点——只是作为一个讲学的讲坛，传播思想。“陈澧提倡自由讲学，不仅在广东是首创，在全国也是开风气之先。”②当时的应元书院，则与之相反，专课举人。菊坡精舍经费稳定，教职人员可以安心运营教育事业。菊坡精舍“共刊印图书 12 种，合计 2872 卷以上，其中包括该书院的优秀课卷集《菊坡精舍集》二十卷，以及一些本院生徒的著作，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门派，为本地学者学术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3 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成立，由陈澧主持。广东书局并无具体办公地点，而人员实际上仍然是出自菊坡精舍。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首先刊刻的书籍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 卷，《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 卷。接着刊刻了《十三经注疏》346 卷、《通志堂经解》1792 卷、《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 283 卷等。同治十三年（1874），因捐资者离开广东，广东书局停止了刊刻事业， 存在了 7 年。 “陈澧主持广东书局和学海堂刻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所刻大都是学术经典名著，基本上没有刊刻宋学性理方面的书籍，与其他各省官书局 有明显区别。从所选刻书的内容性质来看，广东书局所刻主要以经学书籍为主，而学海堂所刻明显偏重于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属于工具书，二者正好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这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陈澧刻书选题时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倾向。由于陈 12马迅：《广东学海堂始末记》。 13蒋建国：《晚清广州出版业与文化的繁荣》，《出版发行研究》，2007 年第 8 期。 澧身兼学海堂学长和菊坡精舍院长二职，这种特殊的身份和有利地位，使得陈澧能够在两处刻书活动中发挥核心主导作用，也使得他能够有条件去协调两处刻书重点，不至于重复雷同，浪费宝贵有限的人力、物力和经费资源。” 14 粗略统计，东塾学派的骨干有：于式枚、文廷式、胡锡燕、赵齐婴、廖廷相、王国瑞、谭宗浚、黎永椿、饶轸、林国庚、林国赞、马贞榆、沈葆和、陶福祥、杨裕芬、温仲和、陈伯陶、汪兆铨、冯焌光、陈树镛、虞必芳、张凤翰、叶天船、罗海田、殷保康、陈昌治、梁起、汪兆镛、梁鼎芬、郑权、姚筠、何如铨、刘昌龄、黄绍昌、邹伯奇等。15 3. 广雅书局出版思想 广雅书院由张之洞创立于 1888 年。梁鼎芬解释“广雅”词义为“广者大也， 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无愧焉”。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号壶公、无竞居士等。清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历任两广、湖广、两江总督，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在广雅书院内又创立了广雅书局，又名广州书局、广东官书局。梁鼎芬是 张之洞的得力助手。他们在教育上理念相近，在刻书事业上也不谋而合。张之洞一直十分注重教育， 在书院之下又设广雅书局，专门运营图书刊刻一事，可见一 斑。 从刊刻书籍的内容以及课程设置上来说，阮元主创的学海堂与陈澧主持的菊坡精舍较为传统，广雅书局则是主张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主创，广雅书局则向出版现代化更迈进了一步。 14李绪柏：《清代岭南大儒陈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23 页。 15曾凡亮：《菊坡精舍与东塾学派》,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9 年第 30 卷第 2 期。 张之洞派人往全国各地广征书籍，聘请精于刊刻目录的学者主持书局，刊印经史之集及各类丛书，以供书院里的学生研究学习。在人员分工方面，亦做了细致精心的安排。张之洞安排两广盐运司综理局事，候补知府方功惠为提调，又延请顺德李文田学士为总纂，南海廖廷相太史、番禺梁鼎芬太史、番禺陶福祥孝廉为总校。提调专门负责印刷事宜，负责书局事务的正常运转。李文田为状元，学问渊博，而廖廷相、梁鼎芬、陶福祥皆当时名士。大部分是东塾学派弟子。后张之洞在武昌创建两湖书院，还聘请陶福祥为经学讲席，聘请梁鼎芬为助手。可见广雅书院的人员专业知识底蕴深厚，是刊刻事业方面的专家。不少人有自己的藏书楼，例如方功惠有碧琳琅馆，李文田有泰华楼，梁鼎芬有葵霜阁。大部分人有自己的论著，甚至自筹资金刻书。例如，方功惠刻有《碧琳琅馆丛书》，廖廷相着有《三礼集》10 卷。广雅书局刊刻书籍的数量，粗略统计约为 362 种。16 张之洞是封建社会的重臣，其刊刻的出版物始终服务于统治体系，对于学子而言，仍然是有考取功名的功利性阅读在其中。但是张之洞对于中国教育还是做了十分深刻的思考。经世致用，始终贯穿张之洞的思想。从少年开始，经历了“经世致用”哲学的益处，促使其坚信身体力行这一理念。年轻时读书的最终目的为了科举考试，后步入仕途，成为晚清忠重臣，成就一番事业。张之洞十分注重教育，在湖北创建经心书院，在四川创建尊经书院。政教并举，是他从政的一大特色。他认为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对人才的培养仍然是以旧学为主。对旧学的整理、宣扬也是其出版理念中的核心。对于读书的目的、途径，张之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着于中法战争前的《书目答问》是清末版本目录学的名著，共著录图书两千 二百余种，而《輶轩语》则是着重于读书与治学的方法。16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 年，第 120 页。 中法战争前，张之洞的思想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西方科学知识并未纳入他的眼界之中。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需要强大的确倚靠人才，但是培养人才的方式和手法需要重新考量。张之洞逐渐认可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治学最初应多读经书，打好功底，以明事理。旧学，始终是其思想中不可动摇的支 柱。张之洞认为中国之文学经史是万古不磨的。无论刊刻书籍还是收藏书籍，依旧以旧学为主。在浩瀚如海的经学当中，张之洞推崇经学，主张不尽学诸子，要懂得去伪存精。两湖书院，创建的目的是讲求中学，引入西学，试图以中西结合的方法，寻找出传统的书院事业发展的新路径。 张之洞发现科举制度与书院的矛盾之处，后联合上奏废除科举制度。1905 年 科举制度废除。张之洞后发现书院改革的弊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稀薄。此时张之洞推动朝廷颁令建存古学堂，但是为时已晚。整个中国都沉浸在拥抱西学的新奇与狂欢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也是始于此。 张之洞热衷于刻书，尊重知识，珍惜人才。在《劝刻书说》中提及：“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由此可见，张之洞认为刻书者可以历史留名，其所具有的永恒性可以抵抗时间，甚至认为通过刻书传播经典的功德远远大于自身知识积累所贡献于社会的功德，而且是扬名立万捷径。 书院本身是一部可以孵化学术文化思想的巨型机器。他们可以集众力去完成各项重大的文化事业。在共事中形成很好的默契，然后，在学术文化上互为补充、切磋、激励、促进，有共同的学术目标追求。逐渐形成学派。 在广雅人众教师与学者中，就有“岭南四大家诗”，即梁鼎芬、黄节、曾习经、罗惇曧四人。梁鼎芬提倡宋诗，粤中诗学转变，梁鼎芬功不可没。黄节被称为民国以来诗学宗师。苏曼殊称赞其为“南国诗人”，着有《蒹葭楼诗》。曾习经是梁鼎芬的弟子，常年研究、写作诗歌，着有《蛰庵诗存》。罗惇曧，着有《瘿庵诗 集》。 三、结语 书院是物化了的精神高地，书院也是出版主体。考察全广东的出版以及文学创作，可以从考察环绕在书院四周的文化精英的文学创作入手。 以书院为圆点，广东文化精英汇聚在一块儿，同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辐射至广东各区域。由于文化精英的汇聚，书院的名声渐累积而拥有更为绵长的生命力。而这些广东文化精英也因倚靠书院同时而具有三重身份：教育者、出版人与文学创造者。书院所聚集的文化精英不少是编辑专家，对版本十分熟知。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广东学术圈、文学圈的中坚。清末，涌现了学术大家兼文学家有阮元、陈澧、朱 次琦、谭宗浚、梁鼎芬、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大都有在学院求学、教学，甚至有办学的经历，有的是以书院为终身舞台。可以说，他们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学院的滋养，书院已进入了他们的生命。书院同时是一个有效的传播平台，能够目标精准地针对有效读者宣传传播。可见，广东文化精英与书院有天然的互相依赖的关系。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0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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